第二十六章某一个结局

　　“大汉天威，有我无夷！”大汉北军长水营先锋队伍长萨洛高举战刀，满含热泪，跟着同袍忘情地高喊着。

　　萨洛是一个十八岁的龟兹少年，如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从小只从老人的故事中听说过东方强大的王朝，远远欣赏着达官贵人身上那美丽丝绸长袍来想象那个国家的富饶。萨洛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有七个兄弟姐妹，全家人一起努力经营着粮铺的生意，生活繁忙而枯燥。但年轻人也有着自己的远大抱负，他梦想着到遥远的地方旅行，看看传说中一望无际的蓝色水域，连绵不绝的群山和巧夺天工的异国建筑——或者是更现实些的目标，穿上精致的甲胄，加入伟大的王子殿下亲卫队。

　　忽然有一天，承平已久的他乾城起了一场巨大的混乱。大街上兵荒马乱，喊杀声四起，老百姓纷纷用重物堵了房门，全家人瑟缩成一团，不断地向佛祖乞求着平安。当局势平静下来后，往日管理街道的龟兹官员捧着诏书，在一个穿着神气盔甲的军官陪同下，向大家宣读了王子殿下的旨意：皇族白氏自即日起，将龟兹的统治权完全交到大汉朝手中，凡是龟兹的臣民，从此都要效忠于伟大的大汉天子下云云。

　　这道诏令辞藻华丽，百姓们听了老半天并不得要领。几天后，老百姓被召集到广场上，看着许多平日里扯高气昂的达官贵人被摆成排，以反叛的罪名斩首，尊贵的脑袋顿时掉落了满地。大家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在那天的****之后，龟兹竟是变了天了！但百姓对这种变化并没有什么不满，皇族白氏往日对臣民虽算得上是仁慈，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并不够，那些贵族依仗权势，从来没少干欺压平民的事。只要往后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大汉天子不要对咱龟兹人压迫过分了，换个主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还不是一样过日子。看完行刑后，每家每户都分到一大口袋杂粮，让大家心中感激不已。

　　又过了几天，官员再次捧着诏书到来，向大家宣读了大汉的征军令：凡是十六至三十岁的成年龟兹男子，除残疾、独子或婚后无子之外，全部都要参加大汉军队的筛选，违者将以反乱惩处。如果被选中成为正式的汉军士卒，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待遇：除了士卒可以拿到不错的军饷外，其家人可以享受十年以上免税，待三至十年的服役期满后，还可以在龟兹境内获得一小片土地。这个略显粗暴的征兵令，使过惯安定生活的龟兹人产生了一些抱怨，但习惯服从的天性又让他们按时集中到军营外，乖乖接受汉军军官的筛选。

　　与众人不同，萨洛听了征军令后简直要笑出声来。常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不错的胃口，让少年人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少年暗中合计着，如果能被挑中从军，不就能出去见见世面了吗？家里得了自己从军的那份待遇，往后的日子也能过得松快些吧？于是他顾不上爹娘不舍的眼泪，兴冲冲得跑去参选，甚至暗中企求佛祖保佑他能抓住这次改变人生机会。

　　由于身高马大又懂一些简单汉话，萨洛顺利地被挑中。令少年更加兴奋的是，他并非如大多数同胞那样进入名为“龟兹营”的城防辅兵部队，而是直接加入了大汉正规作战部队中。

　　两百名精壮的龟兹新兵入营后，生平第一次穿上军中制式轻甲，排成队列，接受主将骑都尉赵广的训话。

　　赵广骑着高大的战马，身着重甲，披着黑色披风，左手持枪，右手按剑，威武地如同寺庙里的毗沙门天（佛教战神，又称多闻天王）神像一般，让萨洛几乎有了膜拜的冲动。

　　“诸君，从此以后你们就不再是平民百姓，而是大汉最精锐的士兵！要把你们身体锻炼为利器，消灭一切敌人！保卫大汉皇帝陛下！保卫你们的家园！”英俊的将军说到这里，露出了一丝微笑，“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就请诸君做好必死的觉悟吧！”

　　接下来的日子，真好象是地狱一般：每天的训练，几乎要把少年的体力榨干，营里的老兵也都是一张张金石般的铁面，叫人不得放松。但少年却渐渐习惯了这样艰苦的集体生活，他的心中，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成为赵大人那样威风的将军！懵懂的龟兹少年，在经历了艰苦的训练、千里的奔袭与残酷的战场之后，逐渐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战士。

　　无数象萨洛这样的西域青年，在战争中为大汉舍生忘死，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日后便成为大汉西陲雄军——天军的骨干。

　　十月二十八，姑墨城。

　　在一片深秋的萧瑟中，庞德率领大军汇合了高顺与关平的部队，将姑墨城重重包围起来。

　　长达几个月的西征战事，终于到了最后时刻，众将摩拳擦掌，都想率先登城，抢下这最后的功劳。但主帅庞德却无意利用这种高涨的士气，断然压下了众将的求战。战事拖得太长了，已经牺牲了太多的战士，他不想因为攻城再有无谓的损失，决心以重重的兵威，兵不血刃地解决城内的敌人。

　　小小的姑墨城外，围着大汉的三万大军，而在城内的贵霜军中，也是暗流涌动。

　　由于历史的因素，贵霜帝国的军队中，本来就充斥着国内各个豪门、贵族、大部落的势力，可谓是五花八门。这些势力往日在基菩纳达的积威下并不敢出头，但是如今败局已定，各方面都蠢蠢欲动起来。

　　三万贵霜军在姑墨城内拥挤不堪，三餐不继，士气已经降到了最低。这几天看着城下的汉军越聚越多，投降的声音也越来越高，甚至连主将基菩纳达都隐约有了点头的意思。那些出身贵族派的军官对主将的软弱十分不满，纷纷串联起来，聚在一起商议办法：“十万大军誓师东征，如今要是落得个全部投降的结局，以后我们的家族在国内怎么立足？”“是啊，即使拼到全军覆没，也不能就此认输！”“汉军的人数并不很多，只要我们乘夜分几路冲杀出去，总有一部分人可以逃出生天，到时候就可以回国调集更多的部队回来报仇了！”“基菩纳达那个老家伙怕死，想投降，我们就让他以死谢罪吧！”“说到底这老家伙还是个健驮逻人（阿富汗古国，为贵霜所灭），怎么能够信任？贵霜的军队，果然应该完全掌握在我们大月氏人的手中！”这些贵族军官群情激奋，随即策划了一场兵变，企图杀死基菩纳达后乘势夺取城内的兵权。

　　兵变发动得很突然，近百名贵族派军官暗藏武器，以求见为名成功摸进了主将大营，暴起踹帐杀人，将大帐内外杀了鸡犬不留。但很可惜，主将基菩纳达当时并不在营中，于是这些人很快地被包围上来的亲卫队剿杀干净。

　　基菩纳达虽然逃过一劫，但连续的打击完全摧垮了这位老将的健康。可在这个时候，他又不得不振作起精神平定乱局，为这支军队保留下一些种子。他强撑着病躯，布置自己的亲信部队对全军进行整肃，狠狠地杀了一批人，迅速稳定住了局面。他深知城内的局面不容再拖，于是便给庞德写了一封书信：信中言语恳切，许诺贵霜全军将立刻放下武器，开城向汉军投降。自己的性命任凭处置，只求饶恕城内两万多贵霜降卒生命，等待国内来赎。

　　庞德很快回书答应了他的条件，并宽宏地表示，只要放下武器，从主将到士卒的生命，大汉都可以保证。三日后，姑墨城进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基菩纳达匍匐着身子，颤抖着向庞德献上宝刀，宣告了整场西征战事的结束。

　　西域平定，大汉天子刘朔龙颜大悦，下旨封赏征西全军将士。朝廷对于西域未来的安排，也随着封赏下达。

　　西域此后改称“天州”，取“倚汉与依天等”与“天山南北”之意，从此不再设置都护府。其地暂划为五郡一国，分别为车师郡（治所高昌）、龟兹郡（治所他乾）、鄯善郡、于阗郡、疏勒郡和乌孙国（治所赤谷），各设太守。州治在龟兹，设州牧，第一任州牧便由征西将军司马懿担任（司马懿任州牧五年，政绩斐然，局面稳定，百姓安乐，后调回朝中出任司徒，由原龟兹太子白河愁接任）。

　　西征部队包括后援的马超等部，大部分暂时留守西域。北军长水、越骑二营休整后东归，代替参与南征的其余几校拱卫京师。

　　乌孙国大昆弥系出自汉室公主之后，特赐姓为刘，入宗室名籍。乌孙国主封王，其国依大汉王国制，置傅一人，相一人，中尉一人，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自由任免，上报朝廷准许即可。公主海雅赐为大义公主，命其监国。

　　赵广战功卓著，上达天听，战后被任命为护乌孙校尉，统领疏勒郡、乌孙国、葱岭南北诸军事，开始大汉镇守一方，走上了其威镇天下的名将之路。此后赵广拒贵霜，入安息，抗罗马的种种事迹，与本文无关，暂且按下不表。他与乌孙公主海雅的浪漫爱情故事，数百年间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传唱不绝，引得后世无数少年男女心驰神往。

　　全文完

　　篇尾词：

　　大家好，这篇西征记在小虫的一再拖延下，终于没能赶上大汉结束的脚步，这也是偶的意料中事，抬头望天，英雄寂寞啊！

　　（可怜的小虫被大汉一众书友乱砖拍下台，挣扎着重新爬上来）

　　好在最后在猛大的新书推出之际，西征记也终于可以有一个结尾了，算是有了一个交代啦！写这篇文的时候，小虫常常诚惶诚恐，生怕辜负了猛大的一番期待，如今全身而退，终于如释重负。谢谢猛大和各位大汉同好的支持！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诸生传（一）

　　这个人物传记是书友血色珊瑚虫写得，他认为书中的原创人物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写了这篇传记。书中李玮这个角色就是血色珊瑚虫书友。感谢血色珊瑚虫书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人物传奇。

　　猛子写于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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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帝国风云录人物传记

　　作者：血色珊瑚虫

　　诸生传

　　江南书生(1)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19岁的李玮告别了家乡的父母,北上首都洛阳的太学求学。过了江水,马车上了通往洛阳的驰道,李玮紧锁的眉头就再也无法松开了。

　　这一年,是大汉中平元年(公元185年),去年的这个时候,大汉帝国遭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鹿人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三人，创建太平道”，广为布施，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他们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相约教众头绑黄巾，兴兵作反。席卷青、徐、幽、冀、荊、扬、兗、豫八个州,攻城略地,一时铺天盖地,有了蚁贼之称。皇上遂大赦党人,起用卢植、皇甫嵩、朱俊为将,倾全国之精锐,花了数月才扫平了叛逆,并于次年改元中平。但原本貌似强大的大汉王朝,却如同被那数十万蚁贼的亡灵诅咒一般,彻底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想不到蚁贼的破坏竟至于斯!春耕时节,如此良田竟然无人耕种。”望着驰道两旁一望无际的荒田和稀稀拉拉的几个劳作的农民,李玮不住的摇头。身边的老管事接上话头：少爷,侬别看这里现在这样,想当年阿拉上洛阳的时候这徐州的广陵地方也是大汉数一数二的富饶地方,但经过这一乱,老百姓哪还敢老老实实待在这里种地,伊拉老早跑到江南去咧,侬讲阿是?如今这天下哪有什么地方比阿拉吴郡太平,我都劝少爷不要去洛阳,等到明年冠礼以后就成个家。。。。。。”老管事是老家吴郡李家的老人了,看着李玮长大,故此感情非同一般,老人家有时候便不免唠叨些,李玮见话不是头,忙诺诺连声,转头装作闭目养神,口里不说,心里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还不是为了天下大治,百姓安康,但如今的天下糜烂至斯,要救国,却是如何救法,是了,定是我学问不够。希望在太学能够找到我所期望的答案吧。”

　　一路顺顺利利,过徐州,豫州,兖州,便进入了大汉两百年来的心脏,司州。李玮毕竟年少,烦闷的心很快被司州近畿的繁华所吸引,被一种伟大都城所引发的使命感所填充,整个人如同扯足了风帆的海船,一下子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倒是老管事越发的老神在在,悠闲的在一旁为年轻人介绍洛阳四周的名胜与典故。

　　扬州吴郡李家乃是耕读世家,李玮的祖父和曾祖曾举过孝廉,作过郡守,所以家资颇丰,这次除了送李玮入太学,老管事还奉李家家主之命要摸摸洛阳市场的行情,大乱初定,南北的商路也重新恢复,江南的丝绸一直是中原紧俏的商品,如果能趁此占了洛阳的一部分生意,对家族实在不无小补。所以老管事在洛阳刚刚安顿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市集联络相熟的商家,李玮对货殖之道却颇为不耐,于是便趁老管家忙的脚不粘地溜了出来,急不可耐的要看看这天下第一的皇城。

　　沿着朱雀大道慢慢的散步,李玮禁不住感慨万千,不愧是都城洛阳啊,宽阔的道路,林立的高楼,穿涌的人流,甚至还有不少高鼻深目的西域人士和结着发辫的胡人混杂其中,相比之下,一直颇为自豪的家乡吴郡俨然只是一个偏远的小城而已。真可谓是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古之人诚不我欺也。

　　李玮沿着街走着走着,忽然不经意被人一挤一撞,顿时跌入大路旁一个小巷之中,正茫然回转之际,却见三条大汉堵住住了前后去路。为首一人,30多岁,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相凶恶,加上脸颊上一条长长的刀疤,直好象传说中劫道的山贼一般。李玮拱拱手,说声”借过”就想从旁穿过,被那疤面凶汉一伸手拦住了去路

　　“朋友,看样子你是从外地刚到洛阳吧,知道这里的规矩吗?知道我们兄弟三个是谁吗?”

　　“请问侬是。。。哦不对，正未请教,请问阁下是。。。。。。”

　　“好说了,我们兄弟三人人称洛阳三虎,北军里响当当的豪杰,想当年跟随皇甫大帅不知为大汉立下多少功劳,今日我们想去酒家喝酒却没有酒钱,看朋友你也是个读书人,应该明白道理,相烦垫借几个酒钱吧?”

　　李玮心说原来还真是劫道的,光天化日,天子脚下,还敢自认是军士,当真是胆大包天,”各位既然自称是北军,难道不怕犯了王法营规吗?”

　　“我呸,你这南蛮子好不识趣,既然如此,得罪了。”三人这就动手,拳脚没头没脑的往李玮身上招呼起来,可怜李大少自从娘胎里出来，四周围的人都是斯斯文文,哪见过这等阵仗,灵机一动,抱了头就往外那领头的怀里撞去,幸亏是李大少身高体壮,竟然一举奏效把那凶汉撞了个跟头,忙乘机往街外跑,却没提防后面两个强盗同伙脚下绊蒜,跌了个狗啃泥,一下子便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此时那凶汉已经爬起身来,骂骂咧咧”这穷酸南蛮力气还不小”,又往李玮身上招呼了几脚,李玮把心一横,把眼一闭,索性缩在墙角,高声呼救起来。

　　正在此时,只听得一把清越的男声从巷口传来”几日不见,你们这洛阳三狗越发出息了,竟然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没本钱的买卖来了,你们老大没按时喂你们吗?”三个刚刚还凶神恶煞的凶徒听了顿时如同漏了气的皮球一般,忙住了手，声音也轻了许多”些许小事,怎么还惊动了陈爷的大驾。”

　　李玮心想难不成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怎么前门拒狼后门又来了虎,来了个更狠的?抬眼看去,只见巷口走进来一个年轻人,看上去和自己一般年纪,方脸大眼,头带方巾,身穿布袍,文质彬彬,却是一个少年儒生。

　　那三个凶徒一看儒生走进,忙上前行礼。那个少年似乎颇为不耐,如同赶苍蝇般挥了挥手”滚,下次再让我看见做这种事情,打断你们的狗腿。” 那两个跟班的连连称是,灰溜溜的走开,那个领头的似乎咽不下这口气,怪叫道:“姓陈的,你几次三番坏我们的好事,须知打狗也要看主人的,你不怕我们老大。。。。。。”

　　“罗嗦。” 那疤面凶汉的话音未落，只见那书生猛的上前，双手一扯一送，凶汉偌大的身躯便如长了翅膀般飞出了几丈远，跌入了巷尾的草堆之中。书生拍了拍手，似乎刚做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一般，对李玮拱了拱手：“如今这洛阳的街面也不干净，倒叫兄台见笑了，在下陈好字益谦，洛阳的朋友都唤作陈大斧的便是，请问兄台高姓大名？”完全是一副读书人的做派。

　　李玮惊于书生的能耐，不敢怠慢，忙见礼道：“在下李玮字仲渊，刚从扬州吴郡来洛阳太学求学，刚才真是多谢阁下出手相助。”

　　陈好顿时喜笑颜开：“那岂不是有缘，我也是从外州入太学的诸生，如此我们还将是同窗，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如我们找个清净的地方喝一杯，也为李兄接风。”

　　如此甚好，我也正有相谢之意。

　　于是两人过了几条街，一路相谈颇为投机，互相报了年龄，原来竟是同岁，于是便以表字相称，不久走进一处酒寮坐下，陈好在洛阳似居有时日，与店家也颇为熟悉，轻车熟路的点了几样小菜，两壶酒，熟练的为两人斟上，笑着说：这家店子虽小，酒却都是老板亲酿，正宗的秦地西凤酒，味道不俗。仲渊居于扬州，这等西北风味当是没有领略过。”李玮也不推辞，举杯就饮干满杯，直觉如刀枪入口，辣味难当，勉强咽下，腹中立刻如火烧一般，当时汗就下来了，眼泪也似要流出，一时颇为尴尬。陈好抚掌大笑：“李兄果然痛快，不过我们并非秦人，所以此酒第一次喝难免会有些不堪，不瞒仲渊，好第一次饮此酒时，说了一句‘此猫尿乎’，立马就差点得罪了几位雍凉的同窗，哈哈。”

　　两人推杯换盏，聊的更为热络，从洛阳风土，一直聊到家乡风光，从经史子集，一直聊到诗辞歌赋，陈好对李玮的博闻强记十分佩服，李玮也对陈好显露那一手功夫推崇不已，当谈到那三个山贼时，陈好不屑的说：“什么北军军士，只是何家的走狗而已。仗着大将军的权势欺压良善，尤其是欺负外州士子。”

　　“什么，他们几个竟然是大将军家的家人？”李玮惊诧道。

　　“其实也不算啦，只是何府家将何风的走狗而已，那个何风人称狂风客，是洛阳知名的游侠，功夫不错，人不坏，但好勇斗狠，对手下的管教很不严格，打着他的招牌在洛阳作恶的地痞着实不少。”

　　“那他们却似乎很怕你？”

　　“哈哈，那是当然，他们有几次居然欺负到咱益州诸生头上来，我看不过便出手教训了他们几次，出手重了些，所以他们见了我都怕。”陈好说着上下打量了李玮一番，“仲渊你身材高大，没想到四体不勤啊，不过也难怪，你们扬州士子多半是斯文人，打架斗殴的事情一向是不太参与的。”

　　惭愧啊，益谦，我虽然被家父逼着学过点拳棒，但还真从未和人动手，临到用时全不管用，以后还要靠你多指点了。”

　　“指点不敢当，咱可以切磋切磋。哈哈。”

　　两人谈着谈着，就谈到李玮在上洛途中的所见所闻了，陈好的眉头也锁了起来真的如此不堪？我原以为蚁贼覆灭后，朝廷早有了恢复之策，太学也曾讨论过多次了，怎么仍未见动作？”

　　李玮放低声音说唉，益谦你不是不知，如今的朝廷由十常侍把持，卖官爵，用亲信，即使有恢复之计，又如何能立刻实行？看来这大汉社稷将危。。。。。。”

　　陈好听到这里忽然激动起来，摆手道：“且住了，李兄如何说出这等糊涂话来，我等读书明理之人，理应思考报国之策，怎能枉谈社稷？大汉养我育我，便如我父，你如何能对我父出此不祥之言？”说完就要拂袖而去，李玮见陈好连称呼也改了，看来是动了真火，自知失言，忙把他拉住，好言相劝，好歹平息了火气。酒过三巡，便说起太学的事情来，陈好拍胸脯保证明天一早带李玮入学，并介绍了点太学的门道常识，末了拍了拍头说：瞧我这记性，明天有一场很不错的讲学，我和几个相熟的同窗都会去听，是讲治国之道，不如仲渊你也同去？”

　　“好啊，我也早想见识洛阳的名士风liu”

　　“嘿嘿，讲学的却不是一般的名士，是钱塘侯朱大人哦。”陈好得意的笑道

　　“啊，莫非是与皇甫大人一同破蚁贼的朱俊朱大人？”李玮对朱俊久闻大名，一时激动不已。

　　“正是朱公伟朱大人，他也是你们扬州人哦。”

　　“好，我一定要去。”

　　两人又喝了几杯，算了酒钱，约好时间地点便依依不舍的分手。李玮回到住处，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一心想着明天要听讲学的事情，直到三更，才勉强睡去。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诸生传（二）

　　这个人物传记是书友血色珊瑚虫写得，他认为书中的原创人物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写了这篇传记。书中李玮这个角色就是血色珊瑚虫书友。感谢血色珊瑚虫书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人物传奇。

　　猛子写于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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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帝国风云录人物传记

　　作者：血色珊瑚虫

　　诸生传（二）

　　江南书生（2）

　　洛阳的早晨来的特别的早，五更天，在初春的天气，太阳还只是羞涩的在地平线上露了半张小脸，这个巨大的城市各个角落的许多普通人们已经离开了暖和的被窝，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奔波。

　　李玮也在这个时候被陈好独特的大嗓门吵醒了，睁开了双眼，很不情愿的摸下床开门，看到的是一张因为寒冷和快速奔跑而涨红的笑脸“仲渊，原来说好辰时在朱雀大街会面，但我想想还是早点来了，快些收拾妥当，我带你一起去吃早点。”李玮依稀想起昨天确实告诉了这个家伙住所的地址，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摸上门来了，还真是个热情到有点过头的人啊。

　　梳洗更衣后，两人走出大门，李玮立刻被早晨的寒气冻的缩了缩脖子，陈好笑道：“中原春寒料峭，与江南大是不同吧。不妨事，只要习惯就好了。我们快行几步，去前面街口与几位同窗见面。”说完拉着李玮起行。

　　穿过几条街，果然有三个书生摸样的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左边一人身材高大强壮，天庭饱满，长相斯文，正在说着什么，居中一人身材瘦小，长相极为俊秀，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不停的搓着手，呼着白气；右侧一人中等身材，略有微须，以一手扶腮，似乎听得颇为入神。三人见陈李二人到来，亲热的上来见礼，互相通了姓名，原来高大者姓余名鹏，字伯翰，荆州新野人，在洛阳太学中年头较久，一口标准的洛阳官话，谈吐极其文雅；俊美少年姓尹名思，字仲志同样是荆州士子，来自长沙郡；三人中年纪最大的姓唐名云，字文龙，是与陈好一样来自益州，却是巴郡的江州人士，说话较为稳重，在几诸生中隐隐为首

　　几个年轻人很快混熟，便相携了一同去洛阳城北用早膳，一路上谈笑风生，晨起的薄雾似乎也被年轻人的热情所驱散了。

　　忽然，走在最后的唐云停住脚步，轻道：“奇怪。。。。。。”众人不解回头望他，“寻常时候此处接近玄武大街，此时应当已经热闹无比，怎么今天却如此冷清？”几人一看果不其然，挺长的街道上竟然只有很少的几人走动，两旁的门户紧闭，全不象寻常早晨街道。陈好常年习武，很快反应过来，大喝道：“大家都围拢到我身边，不要走散。”只见两旁街口“呼啦”一声各涌出几十个壮汉，个个面露凶相，上前围拢，便要动手动脚。几人俱是读书人，只有陈好习武，一时也乱了方寸，却也无法突围，只好退到街心。只见从西街奔来几骑，就在包围圈外停下，包围的凶汉忙散开通道，让那几骑走到跟前。

　　为首一人骑着高头大马，面色淡金，高大魁梧，虎颈燕颌，一双鹰眼扫视全场，不怒而威，虽然只是一人，但气势似乎却盖过了在场的其他几十条凶汉。

　　唐云却似乎全然不惧，走上前施了一礼，说道：“诸生唐云见过何风何爷，不知名满京师的狂风客大驾光临，有何见教？我兄弟几人可有效劳之处？”

　　四周凶汉听了立刻鼓噪起来，什么穷酸南蛮书呆子放了什么酸屁都纷纷骂了出来，唐云不为所动，只是把眼盯住何风。陈好性子急，早就沉不住气，抢骂道：“我入你先人板板，狂风客，你带这么多狗奴才，有什么道道就给老子划下来。”唐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只好暗暗叹气。

　　何风的脸上不见任何情绪波动，只是一挥手，但见昨日那劫道的疤面凶汉排众而出，一脸得色，指着诸生道：“你们几个穷酸都认识本人疤面虎吧？今天我们老大亲自来，你们一个也别想走，都给本虎爷留下一手一脚。”

　　“你这条疤面狗，真是胆子一天比一天大，昨日挂的彩，今天就忘了疼？看来是本少爷昨日出手太轻了，要不要今天补上？”陈好不怒反笑。

　　“你。。。你别装横。。。我。。。我。。。不怕你的，今天我们老大就在这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是汉子的你再打我啊，你一个南蛮子，凭的什么？”

　　“就凭这个！”

　　陈好话音未落，一跃扑进，那疤面的昨天吃过亏，反应快一些，连忙后退，他身边其他几人根本还来不及有任何动作，陈好已是一脚踢出，踹得一个家伙惨叫一声，跌出好几步去；右手一捞，抓住一人，猛然一甩，甩飞近一丈的距离，才重重跌下；左手一伸，擒住一人的腕子，轻轻一送，把人推出二三步，同时反手又夺过他手中的马鞭，猛然一挥，鞭势如九天银河般落下，眨眼间又两个人被鞭子抽倒。

　　陈好撇下众凶，大喝一声：“狗才，哪里走。”鞭式如潜龙出水，已经卷住疤面汉的脚腕，倒拖回来，一拳击中胸口，那人便又象昨日般如大鸟般撞入街边一家铺面，人事不知。

　　团团包围之下，陈好竟然兔起鹘落击到倒六人，立刻技惊全场，诸生连忙喝彩，众凶的气焰也为之一消。

　　何风却似根本不为所动，反而露出一丝笑容，喝了一句彩：“好，不愧是洛阳闻名的益州大斧，看来我的手足几次栽在你手里也不冤枉，他们恃强凌弱，坏了我狂风客的名头，陈兄你教训的是，” 说到这里，狂风客脸色突变“但是人在江湖走动全靠一张皮，你屡次辱我手足，落我面子，今日却容不得你。”

　　说罢从马上腾身而起，狂风般卷向陈好身前，双手交错，竟于瞬间攻出八拳，势如奔雷，陈好虽早做戒备，举手招架，但仍被狂猛的拳势逼退数步。狂风客越攻越急，力气越来越大，拳路间隐约竟渐有风雷之声，陈好虽然自幼练武，但毕竟是读书人，力气很快不继，几个回合后只有招架之功，忽然左胸空门大露绽被何风一拳轰中胸口，陈好只觉一股鲜血涌上喉头，却不退避，趁对手招式一老，错身以连环双腿踹中对手膝盖。何风一时不察，突然受创，竟然也退出数步才稳住身形，惊讶的瞪住嘴角流下一丝鲜血的陈好，陈好也不甘示弱的也回瞪他，两人对视半晌，何风忽然大笑：“好好，我狂风客打架从来有进无退，今天竟然被一个太学生当街逼退，当真是声威大损。刚才的一架打的痛快，你我的前帐就此一笔购销。”

　　陈好和李玮等正在诧异时，街口一个喽罗从远处狂喊，“狂老大，北部尉的骑兵来了。”

　　“哦，是公路那家伙来凑热闹了么？”何狂风翻身上马，转过头来对诸生说：“今日善后之事就交给我应付，你们就当没发生过这码事，太学生参与殴斗，嘿，罪责可不小。”说罢携众人拍马离去。

　　唐龙见众凶人走远，暗松了口气忙上前扶助摇摇欲坠的陈好，“大斧，你无大碍吧。”

　　“没啥，哈哈，我只是脱了力而已，那狂风客的功夫真是名不虚传，倒也算一条好汉。”

　　“臭小子，下次出手前先打个招呼，别老吃独食呀。”余鹏这斯文人竟也说起了粗话。

　　陈好白了他一眼“是你余大个子反应慢，我打眼色都打了半天了。”

　　“是呀，我有看到的。但我以为你在示意我们趁机开溜呢。”尹思也在一旁凑热闹，众人皆都大笑。

　　李玮连连苦笑，心想自生来近20年就没做过殴斗之事，到洛阳只两天竟然已经参与打了两架，而今天又是那么大的场面，看来这洛阳求学一行，还真会是一场前所未有丰富的经历呢。

　　经历了一番风波后，几人先陪陈好去见了大夫，验明无事，然后草草吃了早饭，便匆匆搭了载太学生的公车往建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赶去。

　　此时的洛阳太学，正是极盛之时，学生人数三万余，可谓是前无古人了，太学建筑群也极其庞大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可容数百人坐。由于诸生众多，生源也极其复杂，而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也就相当于假学历）。为此，今上在熹平四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

　　几人进了学府，便问起李玮学籍之事，李玮说道：“家祖曾任二千石的官吏，所以我是依律入学，学籍早在家乡办好，只要去太学吏舍人处验明正身即可。”众人皆大喜，都说那倒是省了很多罗嗦麻烦。

　　今日的讲学，在大讲堂之内，由于时间还早，几人就先在学门外观看蔡大家的书法，一时赞颂不已。李玮忽然看到门旁停了一辆马车，挡住了一处石碑，正奇怪时，尹思凑上来轻声说：“那想必是达官贵人的的家眷在观看碑文了，你看那马车就知道，虽然样子简朴，但却由两匹健壮大马来拉，旁边还有精干仆人侍侯，非富即贵啊！”李玮深以为然，禁不住又多看了几眼，心想会不会就是今天主讲的钱塘侯朱大人的车马呢，正在此时，一只玉手从马车的窗内掀起帐幕，李伟好奇的仔细望去，忽然如遭雷击，一时竟呆住了。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诸生传（三）

　　大汉帝国风云录人物传记

　　作者：血色珊瑚虫

　　诸生传（三）

　　江南书生（3）

　　直见车内的玉手的主人露出半张俏脸，佳人大约是14，5岁的年纪，瓜子小脸吹弹可破，弯弯的眉毛如黛，眼睛大而明亮，睫毛长长的向上微翘，鼻子挺拔而小巧，红红的嘴唇轻轻的嚅动，似在轻声读着碑文，显得妩媚而娇憨，却又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范。

　　李玮并不是没有见过美女，相反他的家乡，正是出所谓的“美人窝”，他在孩提时代就曾对一位比她大了6岁的美丽少女有过朦胧的暗恋，但后来少女远嫁他乡，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也就断了那份思念，但这一次见到的佳人，让李大少觉得见到了自己一生的羁绊。

　　李玮不知不决就走近了，只到听到了佳人的声音：“这句可混不可解呀，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

　　李玮听的真切，朗声接道：“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这句出自于春秋左传的僖公二年，说的就是荀息游说虞公借道给晋国伐虢的故事。”

　　车中佳人似乎受了惊吓，“啊”的一声放下车幕。

　　“你是何人，不得对小姐无理。”旁边的精干家仆一闪身挡在了李玮身前，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他，似乎有一句不对就要把人生吞活剥一般。

　　“在下太学生李玮，见这位小姐有疑，只为答惑，并无他意。”

　　“才叔，不妨的，多谢这位先生，筱岚受教了。”佳人隔着幕布微微一礼，那个家仆瞪了李玮一眼，赶着车远去了。

　　李玮意犹未尽的站在原地，依依不舍的看着远去的马车，忽然听到陈好在一旁说话：“好一段才子佳人，路边偶遇啊。”回头一看，只见四人闻声音都走了过来。陈好亲热的揽住李玮，脸色古怪。

　　“筱岚？难道竟是她，钱塘侯朱大人（朱俊）的掌上明珠，朱筱岚，年十四，十三岁时候就以才貌闻名于洛阳士族。”尹思在一旁娓娓道来。

　　“不愧是仲志，除了会摆弄木头，对洛阳各种小道消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陈好对一脸得意的尹思竖了竖大拇指，接着说“但是仲渊，人家可是天上的仙女，多少名门子弟想把她娶回家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诸生，虽然同在洛阳，但却是相隔千里。。。。。。啊，不好意思，我不会说话，你别在意。。。。。。”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好的话立刻让满心炙热情感的李玮冷了下来，对啊，他李仲渊算什么，新入的诸生而已，在洛阳他这样的诸生何止千万，既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万贯的家财，在旁人看来，也许自己这样的人对筱岚那样天之娇女就算说一句话也是亵du，还能有什么非分之想？且慢，别人如何想随他去了，但他李仲渊可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人。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李玮轻轻念着陈涉这句被看做大逆不道的话，刚开始的颓然神态尽扫，一时又意气风发了起来。这一下的变脸倒是把四个关切的朋友吓了一跳。唐云问：“仲渊你没事吧，大斧这家伙口无遮拦的，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的，我只是想通了一点事情而已，时辰差不多了，我们这就去听讲学吧。”

　　朱俊的才学名满天下，但他到太学讲学却是很少见的事情，所以今天不但洛阳学界名流聚集，而且堂下太学生也聚集了近千人，喧闹的直如市集一般，但讲演一开始，却又如森林般安静了，堂上只听的朱俊悠扬的男声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朱俊本为能吏，善于治理，后又曾多次统兵平定叛乱，所以所讲之学并不拘泥于五经之内，既联系儒家经典，又结合当今的时政为例，就连在座平日里口舌便给，能言善辩的大儒博士，也只听得连连点头，却无法挑出一点毛病来。

　　讲学完毕，朱俊起身一礼，与其他名士走进内堂休息，讲堂内的气氛又热烈起来，按照惯例，学者讲经完毕后，听者就可就今日讲学各发己见，畅所欲言，所言如恩能让在座之人心服者，则能向学者当面发问。

　　朱俊坐下喝了杯水，润了润嗓子，只见太学祭酒马日磾笑容满面的上前施礼，说道：“公伟大才啊，如今这一开讲，直叫我们太学诸人今后不敢复言治国之道矣。”

　　朱俊连忙站起还礼“翁叔（马日磾字）客气了，今日见了各位名家及许多青年俊彦，俊深感怀之，奈何岁月不饶人，只讲不到一个时辰便感不支，实在是见笑了。”

　　一旁的孔融大笑：“哈哈，公伟兄不到四十春秋，正当盛年啊，如何出此服老之言，一点不象当年意气风发的朱车骑（车骑将军）的风范。”

　　“俊带孝之身，车骑两字却不敢再提。”朱俊露出一丝苦笑，又向孔融一鞠。

　　“公伟过谦了，如今大汉正值用人之际，公伟之才朝中何人不知，只待孝期一过，官复原职也是理所当然的。”“说不定还能高升一步。”“此言甚是啊。”众人都把言来劝。

　　“哈哈，俊无官一身轻倒也自在，不过近日精力确有不济，今日见猎心喜，倒想从太学诸生中召几人为门生，一来让年轻人有些事做，二来也能帮我点忙，众位以为如何？”

　　“公伟兄何不早说？若是如此，只怕今日场中诸生要抢破头也。公伟兄看中哪位俊彦了？”一旁的荀攸笑道。

　　“呵呵，看来讲堂中大辩似有结果了。”朱俊笑而不答，手指场中。直见李玮意气风发，显然已经在舌战中压倒了众生。

　　“此生倒从未见过，” 马日磾转头询问过太学舍人后对朱俊说，“原来是公伟老家扬州的士子，今日方才入学，公伟可是动了爱才之心？如此甚好，公达，就麻烦你把他召进来。”

　　对谈之后，朱俊对李玮才学十分满意，对李玮说：“可惜你刚刚入学，未能进行五经考试（汉律考过其中二经考试便可授官），入我门下只怕耽误学业。”

　　李玮昂然道：“老师体恤学生之情仲渊甚是感动，但我自信只要有机会，三月之内足够通五经之试。”

　　“好。”马日磾在一旁笑道，“通常要入学二年之后方能考五经，既然你有此志，太学也不是拘泥于陈规的地方，就许你三月。”

　　自此之后，李玮心无杂念，除了偶尔与几位好友交游外，一心埋首经卷，经三月，竟连过三关，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久就正式拜到朱俊门下，着实在太学出了点小名，引起诸生艳羡。

　　朱俊自守母孝下野，一直在着力编修其师长王符的治世巨作“潜夫论”，如今李玮到来，一方面就以此书为教材教导李玮，一方面也着李玮参与修订此书。李玮似乎心无旁骛，干脆在朱俊府中住下，苦读渡日，为免去尴尬，连当日惊为天人的朱筱岚也尽量避免见面。

　　一日半夜，李玮埋头读书之时，忽然听得旁边有一把清脆的女声轻声唤道：“仲渊师兄！”

　　李玮茫然回头，只见窗拦趴着一人，可不正是自己拼命忘却，却又挥之不去，朝思暮想的筱岚吗？

　　“小姐。。。”

　　“人家叫筱岚啊，仲渊师兄。”

　　“筱岚。。。。。。那么晚了你有啥事体？”

　　“人家那么晚来，当然有事，你出来再说，难道还要人家进来和你共处一室吗？”

　　李玮连忙跑出去，只见筱岚赤着脚坐在庭院的水池旁，明月照池光，映衬着一双光洁无暇玉足，玉人脸上带着无邪的笑容，直好似楚歌中那美丽神秘的山鬼一般。李玮心想，这一定是自己19岁人生中见过最美丽的画面了。

　　“仲渊师兄，你过来坐。”妙人儿往旁边挪了点，李玮拘谨的坐下。

　　“侬紧张啥。”筱岚吐出好听的吴哝软语，“不知道为什么，侬虽然拜入我阿爹的门下，见我的次数也多，却都不太理睬我，是我得罪侬了吗。”

　　“没。。。没有，只是我好忙的，老师给我好多课业。。。。。。”李玮见少女满脸的“我不相信”的表情，也说不下去了。

　　“唉。”少女吐气如兰，“其实我很希望和你说说话的，我爹爹没收过几个门生，以前那几个要么年纪很大，要么就是书呆子，我好希望你和我说说我们的家乡扬州啊。”少女又叹了口气

　　“其实我跟你说哦，我阿爹阿妈都是会稽人，我却只是很小的时候去过那里，我生在交州，后来爹爹在交州打仗，把我和阿妈送到会稽的奶奶家，我那时还很小，只是依稀记得那是个很美丽的地方，风吹在脸上很舒服，然后就跟我阿爹上了洛阳。你家离我家乡很近的啊，你跟我说说你的家乡吧。。。。。。”

　　李玮深吸了一口气，便开始慢慢描述自己美丽的家乡，两颗年轻的心，在这初夏的凉风中，第一次慢慢的走近了。

　　日光如梭，转眼便到了八月。八月之初，在大汉朝属于围棋的季节。

　　汉代宫中盛行围棋。据《西京杂记》记载，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八月四日下围棋成了汉宫中的风俗，大汉皇室相信这天下棋，赢家可以终年有福，输家可能遭疾病之灾，要免除灾难，只能取一缕发丝，面朝北辰星，乞求它赐予长命百岁，给这一风俗涂上了神秘色彩。 慢慢的，这种八月四日习俗就传到了士人中间。

　　“棋谱？”李玮无奈的从一大堆书简里抬起头来，筱岚用一双小手把他眼前的书简遮挡的严严实实。

　　“没错，谢明谢敛之的棋谱。”在李玮面前越来越没有大家闺秀风范的朱大小姐把手缩了回去，笑眯眯的说“他是新晋的围棋高手，已经挫败了很多洛阳的名家，在诸生中非常出名呢。”

　　“那为何非要他的棋谱不可？”

　　“人家想看么，听说他的棋风如同孙膑，韩信的用兵，又如商鞅，陈平般精于计算，通达古今的各种棋谱且自成一派，他的棋谱在洛阳已经千金难求了，不过谢敛之声称只要可以胜过他就可以把棋谱借阅十天。”

　　李玮用手按住了太阳穴，心里直叫苦，就我这种破棋，连大斧都胜过我良多，那不是送上门去给人家高手嘲笑么，但几月来对筱岚眷恋日深，却又不知道怎生拒绝好，“为啥不去拜托唐师兄呢，他的棋力比我高的多了。”近几个月来，由于朱俊复出在即，唐云和尹思也陆续拜入了朱俊的门下，协助处理如山般的文书卷宗。

　　筱岚的嘴撅了起来：“唐师兄整天板着一张脸若有所思，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除了阿爹谁还敢差遣他。小尹有空就在房间里摆弄他的木头小房子，一弄就是几个时辰，叫他都不理，所以我只能来求你了呀。”说着小嘴一撇，似乎就要哭出声来，李玮立刻一个头两个大，忙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只见朱大小姐立时破涕为笑，笑得阳光灿烂，李玮恍惚见看到她的身后似有一条狐狸尾巴摇啊摇。

　　第二天，李玮强压着的羞愧之心，来到了坐落在洛阳南门附近的谢明住所。谢明的住所乍一看去与普通的诸生住所并无差别，但仔细观察，发现小屋不但闹中取静，竹树成荫，窗前甚至还种了几株幽兰，足见房屋主人的不俗之处。门前挂一木板，上书三十二字：“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忘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径纬，方错列张。”每个字写的似乎都颇为随意，但放在一起，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

　　李玮在门前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走上前去，手伸了一半，想起自己丢人的棋艺，又把手缩了回来，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忽然后面有人搭住了他的肩膀，说道：“好你个李仲渊，在别人房前鬼鬼祟祟，是不是想行偷盗之事？且跟我去见官！”直把李玮吓的魂飞魄散，直好似七月的日头里喝下了凉水，怀里抱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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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物传记是书友血色珊瑚虫写得，他认为书中的原创人物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写了这篇传记。书中李玮这个角色就是血色珊瑚虫书友。感谢血色珊瑚虫书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人物传奇。

　　猛子写于2月5日。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诸生传（四）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

　　作者：血色珊瑚虫

　　诸生传四

　　江南书生（4）

　　李玮回头一看，只见身后是一位少年儒生，身高七尺开外，相貌英俊，羽扇纶巾，面带微笑，自然流露出一种让人亲近之感。李玮连忙行礼：“兄台误会了，在下只是探访此间主人，只是与他互不相识，怕唐突了，故此犹豫了一番，却不知兄台如何认识我？”

　　“哈哈，李兄不必拘谨，方才之言，只是玩笑话，李兄三月通三经，而拜于钱塘侯门下，太学诸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说着儒生拿手指着自己道，“在下就是此间棋室主人，谢明谢敛之，对李兄大名，也是久仰了，来我们进屋谈。”说着就打开房门，把李玮让进屋去。小屋不大，分前后一厅二室，干净异常，摆设不多，却布置的相当幽雅，客厅的正中有一张棋桌，二人就在桌边分宾主坐下，内屋的书童忙为二人端上茶水。

　　两人聊了几句，互通了年岁，原来谢明比李玮还小上半岁，入太学却已有三年多，祖居荆州长沙，自幼酷爱下棋，棋力本高，入太学后又会遍京师高手，几年磨砺下来在洛阳已几无敌手。本朝士大夫嗜棋成风，就连如今的太学祭酒马日磾，大儒卢植，郑玄亦曾拜在马融门下学习棋术，故此谢明这等高手在太学名望甚高，只是李玮入学以来两耳不闻窗外事，故此竟然直到昨日方知谢敛之之名。

　　“仲渊此来，有何指教啊？”

　　“不敢，实是为求谱而来。”

　　“哦？”谢明眉毛一挑，“仲渊莫非也是好棋之人？如此便是上门挑战于我了？”

　　“岂敢，岂敢。。。”李大少的冷汗也下来了，“只是受人所托，无法推辞而已。玮实在不擅围棋之道，即使同窗游戏，也是败多胜少，还请敛之行个方便？”

　　“如此说来，多半是受佳人之托吧，不妨，仲渊只管尝试一下，”谢明说着便从旁取出两盒棋子“围棋之道，最讲究心境，若是执着于胜负，那就落了下乘了。”

　　李玮心说你立于不败之地自然心如止水，但箭在弦上，却也只好摆开战局，开始一场强弱分明的手谈。

　　谢明走了几步，心中已有计较，便不再把棋局放在心上，反而开始随着棋局的发展教授李玮一些围棋之道，李玮过去一直信奉先汉贾谊之言“失礼迷风，围棋是也。”认为朝野的等级制和帝皇家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礼教是治邦安民之本。而当时围棋风行，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被围棋迷住了，一下棋往往就忘了尊卑，失了“礼”。便常认为围棋是迷乱风气之物，不足取。如今听谢明之言，好象从围棋里真的可以体悟做人处事的道理，直感豁然开朗，为自己的学识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谢明摇着羽扇，边下边说：“一个好棋手要有雄才大略，有苏（秦）、张（仪）之姿，固本自广，方能使敌人恐惧。此外，要有全局观念，计划要周密，又似夏禹治水之势。否则，一孔有阙（打破缺口）坏败不振。”

　　“敛之所言，似乎暗含兵家之道？”

　　“正是，啊呀，差点忘记仲渊出自钱塘侯门下，那可是本朝的兵法大家，明可谓班门弄斧了。”谢明又下一子，接着说“在对局中，棋手要实行声东击西，应此攻彼的战术，用曹（刿）子之威，作伏设诈，实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偿。在自己棋势比较孤弱时，应取守势，这样，既有过失，能量强弱，巡逻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如此可立于不败之地。而攻守各有法则，守要坚固，攻则应前后呼应，上下联络，不能“唐突”。否则敌军将深入自方，杀子占地，自己的棋子就会处于上下离异、四面隔绝，围包不住、梗咽不畅的状态之中，这就有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了。”

　　棋下到此处，李玮的白棋已经毫无生机，便推盘认输，对谢明一礼道：“与君一席棋，胜读十年书，敛之以棋入兵之法，庶几可称为一家之言，实在令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呵呵，我的兵法只是纸上谈兵而已，离一家之言还有千里之遥。仲渊认为，大汉朝如今，有几人可称为兵法大家？”

　　“这个，本朝兵法大家，我以为当以皇甫左车骑（皇甫嵩）为最，去年征讨蚁贼时每每能以少胜多，算无遗策，直至斩三寇之首，家师也甚为推崇，如今领兵讨伐西凉边章﹑韩遂之乱，也是以皇甫为首，想必可称之为天下第一。”谢明听了微微点头，笑而不语，李玮便接着说：“接下来就是家师，家师当年曾平交州之乱，后来平定蚁贼时虽功不如左车骑，但也战功彪炳。后来更统兵两万，破张曼成，赵弘十几万贼兵，故此我以为家师可排天下第二。”

　　谢明摇扇笑道：“仲渊说的两位，确实是大汉首屈一指的兵法大家，另外还有卢尚书（卢植）曾多次为皇甫车骑出谋划策，也足可与二人并列。但是我听说，如今的西凉战况却对皇甫车骑极为不利啊。”

　　李玮大惊，英明神武的皇甫嵩莫非也有失利之时？“难道皇甫帅在西凉竟然吃了败仗，西凉韩，边二贼真的如此厉害？”

　　“韩遂，边章都是西凉数一数二的人物，当然极其厉害，但皇甫帅也未吃败仗，只是师老无功，始终未能歼灭叛逆主力而已。”谢明叹了一口气：“皇甫帅毕竟是士人出身，用兵讲究谋定而后动，对付愚蠢狂妄如张角者当然无往而不利，但对上狡猾如韩边者，皇甫帅缺少决一死战的决心，反而正中敌人下怀。西凉之地纵横广阔，叛贼又多为骑兵，一触即退，用廉颇守成之谋又怎能奏效呢？”

　　“那西凉局势将会如何？难道要换帅”

　　“照我看来，本来以如此战局责难皇甫帅，但是皇甫帅早年曾经得罪过中常侍赵忠，张让，估计这二阉人必定乘此机会落井下石，我看皇甫帅车骑将军之位，多半不保了。”谢明无奈的说

　　李玮也感到有点心灰意懒“那西凉之贼，如之奈何？现在虽然一时平静，但难保不会反复啊？到时以谁为帅，难道真要家师复出挂帅？”

　　“这也是一种可能，不过我苦思几日，忽然发现一个更好的人选。”谢明忽然神秘的一笑，

　　“西凉之贼极其狡猾，欲平定之，就需要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极大的利益诱之，使他们合兵攻击一处，然后事先悄悄布下天罗地网，前后包夹，如此才能一战而定也。”

　　“果然好计。”李玮也兴奋起来，“但是实行此计，领军之人，必须要精通兵法，孙子说过，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藏者，遁于九地之下。这个人不单要以奇计迷惑西凉贼兵，而且还要以雷霆之势一击成功，大汉真的有这样的将帅之才吗？”

　　“有，北疆黑豹。”谢明笑着说“豹子李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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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思最大的爱好和特长，就是摆弄木头，他生来心灵手巧，无论是房屋，桥梁，甚至是大型宫殿的模型，都可以做的极其精致。他还爱好水利，最崇拜的人就是战国两大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和李冰。除此之外，他只剩下一个爱好，就是爱凑热闹，打听奇闻怪事。

　　自从师从朱俊后，空闲时间骤然减少，尹思不得不权衡利弊，放弃了爱打听的爱好，除了钻研各种书籍，就是摆弄模型，变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起来。这天下午，照例又是与唐云一起整理卷宗，门外忽然风风火火闯进来一个人，大嗓门喊着，“文龙，仲志，快跟我来，有希奇的事情可看。” 可不正是久违的陈好陈大斧。

　　唐云瞪了陈好一眼，有些生气的说：“益谦，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钱塘侯府是你大声喧哗的地方吗？”

　　陈好吐了吐舌头，毫不在乎的说：“是兄弟才告诉你们点好玩的事情，不然老憋在书斋里，你是还好，若是仲志也变成你和仲渊这样的书呆子，却怎么办好？恩？奇怪李大书呆兼情圣今天倒不在这里，难不成是去和筱岚。。。。。。”

　　“越说越不象话，仲渊是出去办事”唐云也知道拿这个口无遮拦的兄弟没办法，看着在旁边跃跃欲试的尹思心中泛起一丝不忍，小尹毕竟还只是个17岁的大孩子啊！“那小尹你就跟大斧去吧，今天的活儿也不太多，我一个人也应付的来，别太晚回来了。”

　　“好勒。”尹思如获大赦，忙跟着陈好跑出了钱塘侯府，边跑边问“大斧，有啥好玩的物事？”

　　“哈哈，你当了半个多月的书呆子当然不知道，这半月来太学门外来了怪人，听说是要投入太学读书。”

　　“那有什么奇怪的呀，太学每月招收的诸生没有一百也有几十呀。” 尹思好奇的问

　　“普通人当然没什么奇怪，但那人是匈奴人。”

　　“匈奴人也不奇怪啊，先帝孝桓帝的时候不是就有匈奴人被派到太学求学的吗？” 尹思对太学的典故也是了如指掌，毫不奇怪。

　　“这里的区别就大了，这个人哪，是自己一个人从匈奴骑马跑来的，并没有任何推荐之类，而且求学的方式也奇怪，每隔几天就会到太学门口跪着，也不多说话，就是些盼望收录之类，一跪就是一天。”陈好笑着说。

　　两人说说笑笑，在街口搭了马车，一会儿就太学门口，只见那里果然跪着一人，引得不少路过的诸生与行人注目，并聚拢了窃窃私语。此人样子颇为可笑，身上穿了一身大汉士子最常见的布袍，头发却未束起，只是散乱的披散在肩膀，大约也是二十岁年纪，相貌倒是十分英伟。

　　两人在远处观望了一会儿，尹思终于耐不住极大的好奇心，上前拱手道：“在下诸生尹思，请问兄台高姓大名，为何连日来跪拜于此？”

　　“在下汉名刘螟，是匈奴人士，仰慕大汉文化，也曾读经书，常盼望能入洛阳太学深造。”那人汉话十分流利，未见生涩，明显是下过一番苦功。“在我族中，跪拜是最恭敬之礼，而我听说大汉是礼仪之邦，最重礼节，所以我常常跪拜于此，希望太学能收录我。”

　　尹思心想这匈奴人懂的还不少，却着实迂腐的可爱，你一没门路二没钱财，而且又是个外族，太学的那群大爷哪会理睬你，即使你跪破了膝盖也没用。但如此淳朴诚恳之人，却真是十分少见，尹思不禁起了结交之心。便道：“刘兄，此事我以为应当从长计议，光跪着是没用的，不如我们找处酒寮慢慢谈。”

　　说着把那匈奴人拉起，那匈奴人身量颇高，足有九尺，跪的久了有些站立不稳，尹思人小力薄竟搀扶不住，陈好在旁用右手微微一托，那人便觉稳如泰山，不禁眼中闪过一丝异色，心想中原果然卧虎藏龙。

　　三人到了路旁一家酒寮坐下，要了酒菜，那刘螟跪了一个上午，显然是饿的狠了，风卷残云般吃下三斤肉，两斤酒，看得尹，陈二人为之乍舌。待吃饱喝足，那匈奴人起身一拜谢过，便开始讲他不寻常的求学经历。

　　原来他本名螟翘儿，姓铁勒，是匈奴右贤王去卑之侄，母亲是鲜卑拓拔族族长之女，从小跟与族中通商的商人学习汉字和汉话，十分崇拜汉朝文化，并因此给自己起了汉名。

　　“刘兄，你既然是匈奴王族，为何不依旧例报匈奴中郎将，然后入洛阳求学？而要自行前来呢？”尹思奇怪的问。

　　刘螟俊脸一红，说道：“我叔叔很讨厌大汉文化，说那会让匈奴人失去祖上的血性，他一直认为南迁和汉化是匈奴之耻，所以我和他大吵一架，就自己牵了两匹马南下了，如今看来，我当时实在想的太简单了，如今盘缠也用尽，马也卖掉，真不知如何是好。”

　　陈好一听，立刻起了侠义之心，但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往往入不敷出，朋友虽多，但在求学之事上竟然全无办法，一时也不知道从何帮起。便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尹思。

　　却见尹思微微一笑：“欲学习大汉文化何须入太学，我有一计，可保刘兄如愿。只是此计尚缺一人，便庶几可成？”

　　刘螟一双有些灰暗的大眼睛立刻发出了异彩，陈好也忙追问，“是谁？”

　　“李仲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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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物传记是书友血色珊瑚虫写得，他认为书中的原创人物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写了这篇传记。书中李玮这个角色就是血色珊瑚虫书友。感谢血色珊瑚虫书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人物传奇。

　　猛子写于2月5日。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诸生传（五）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

　　作者：血色珊瑚虫

　　诸生传五

　　江南书生（5）

　　“仲渊？”陈好一头雾水，“小尹你是读书读昏头了吗？仲渊到洛阳才半年，人脉关系一点也无，连东门和南门都搞不太清楚，他能办啥事？”

　　“所以说你这大斧只能用来砍树劈柴，做不得精细事情，指望你就完了。”尹思白了陈好一眼，传头向刘螟笑道：“刘兄可知这太学门面虽大，却不是那么容易进的，普通的布衣想入学已经是千难万难，甚至有人在洛阳求学数年而不得其门而入的情形，更何况刘兄的匈奴王族身份，如果被朝廷知晓，必定要知会匈奴中郎将，恐怕不能随便显露吧？如此一来，太学之事可谓难比登天。”

　　“那我。。。。。。”匈奴青年想到几月来的艰辛竟然成为泡影，九尺的汉子的眼里竟然有了些泪光。

　　“说句实在话，刘兄，你既为学习中原文化而来，又何必拘泥于一个太学生的身份。只要你肯学，又能拜得名师，苦读几载，只怕将来成就远甚于某些挂着太学生名头混日子的人。”尹思说到这里拿手一指陈好，见陈好目光不善，讪讪的把手缩了回来。“总而言之，我为刘兄计，目前最重要事情就是造一个身份在洛阳安居下来，总要想法子瞒过朝廷的耳目才好。”

　　尹思此话说的两人连连点头，他喝了口水，接下去说：“我看刘兄身材高大，恐武有力，想必弓马之术也必定了得，如假托为匈奴壮士加入北军的长水营那是最好，那长水营专收录鲜卑，匈奴及羌胡的武士，对身份考察也不甚严格，而且驻扎之地也只在洛阳以北十里而已。如此在洛阳安顿下来，期间若蒙刘兄不弃，就先由我们兄弟几人来指点你些经书，你不要看我年纪小，我的两位师兄唐文龙，李仲渊的学问，那可是洛阳太学里某些尸位素餐的太学博士拍马也赶不上的，刘兄以为如何？”

　　刘螟大喜连忙下拜要行师礼，陈，尹两人忙扶住，拉回座位重新坐下。陈好仍是有些疑惑：“小尹你这主意很好啊，但这计谋我们也能实行啊，要找仲渊做甚？”

　　“嘿嘿，你以为我尹思这半月来光是在钱塘侯府只是读书么？据我整日里察言观色，发现虽然我和文龙大哥虽然也拜入老师门下，但在老师眼中，分量可与仲渊大大不同。对我们，老师诚然是尽心尽力答疑解惑，悉心教导，但始终只是师生之情，但对仲渊，眼中却分明是对子侄的舔犊之情。”

　　“竟有此事？那又和这件事情有啥关系？”陈好继续追问。

　　“都说了不能指望你了。”尹思不屑的看着陈好，“这件事情其实主要就着落在我老师钱塘侯（朱俊）身上。他老人家虽然目前守孝辞官，但听说复用在即，而且以朝中如今的形势来看，官位至少不在九卿之下。而且他曾几次领军扫除叛逆，在北军中声望仅次于皇甫左车骑，由他出面说项，此事必定能成。而仲渊与老师如今关系如子侄，由他借个机会把刘兄推荐给老师，岂非顺理成章？老师本为寒门出身，最为爱才，而从不计较出身，必定愿意引荐刘兄。所以我说此计只要有仲渊一人，便庶几可成也。”

　　“哦，原来如此。”陈好恍然大悟“小尹你好奸诈。”

　　尹思笑的象个小狐狸：“嘿嘿，过奖，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去找仲渊了。”

　　“找我？”李玮直到傍晚才从谢明处回到朱府，拿棋谱给筱岚交了差，这才慢慢踱回寝室。他的心里仍然想着谢明为他推演的震撼人心的幽州大战和战争中的风云人物，豹子李弘，正出神之际，却发现尹思与陈好已经在寝室里等的很不耐烦。

　　两人把前因后果简单一说，便把李玮拉出了家门，到刘螟住处会面。四人坐下一谈，李玮顿时对刘螟这位好学的匈奴青年肃然起敬，起身一拜：“刘兄之行，颇有古之人之风，为求学不惜千山万水，自损尊荣，实在是我辈士子的楷模，请受玮一拜，刘兄之事，只要是玮效劳的，敢不尽力？”刘螟忙不迭的站起回礼，脸红的直似要滴血一般。

　　陈好拍手笑道：“就等你这句话，其实这件事情也不难做，北军之中胡人本多，又有谁会去仔细查什么来历了，你只要能安排刘兄与朱公见面，这件事情就成了。”

　　李玮沉吟道：“这也不难，老师常说我们四体不勤，要我们有空多习些马术之类，以后也好为大汉效力。现在秋高气爽，正是围猎季节，听筱岚说往年老师总要带同家将去西郊打猎，这不正是个机会吗？”

　　“这正是天助我也。”众人一起大笑。陈好去外面叫来酒菜，四人便坐下一起饮酒谈天。

　　谈到刘螟改胡名为汉名，李玮皱眉道“改名虽好，不过我说刘兄，你这名字虽然是汉名，但这个‘螟’字可不大对头啊？那是我们大汉的一种短命小虫子的名字，所谓‘螟蛉有子,蜾赢负之’，作为北地勇士的名字，却不太合适了。”

　　刘螟忙道：“啊，那正是我从诗经里看到字，与我本名同音，又有孝顺之意，我听说大汉以孝治天下，于是就取来了，原来是一种小虫？那可就贻笑大方了。”

　　几人忙叫李玮帮忙给取一个，李玮笑道：“那我冒犯了，我见刘兄极有好学上进之心，以后必定肯潜心钻研学问，不如就取一个‘冥’。荀子曰，无冥冥之志,无昭昭之明。这里冥字就是说的专默精诚的追求学问。我以此为意，再为刘兄起一表字做‘潜思’。刘兄以为如何？”

　　刘冥闻言大喜，“好，从今以后我就叫刘冥，刘潜思。”说完就扑通跪下：“李兄今日不单成全我读书之愿，还蒙赐名，今后反正还要拜托你教我学问，我铁勒螟翘儿，不，我刘冥愿从此以师事李兄。请受我一拜。”

　　李玮慌忙也跪下，“潜思，如此折杀我了，我们年纪相当，当以兄弟相称，如何敢为师长？刘兄如果定要如此，玮武艺弓马低微，便也愿从此以师事刘兄，刘兄以为如何？”

　　“好啦。”陈好笑着把两人扶起“两个人拜来拜去好有意思么，大家都是兄弟，搞那么多虚文做什么，依我说就是互相切磋，还是来一起喝酒吧，顺便讨论一下引见的细节。”众人相顾大笑，商量了一夜，终于把各种有关身份的细节敲定，各自回家不提。

　　九月时节，秋高气爽，洛阳城西洛水一代水草丰美，野兽极多。大汉以武立国，秋狩曾经是皇室和贵族在秋天固定的节目，武帝时曾有上万人同时出猎的盛况。东迁之后，武风渐衰，但秋风起，携鹰犬，骑马张弓，会猎洛水的达官贵人还是为数不少。

　　朱俊虽是士人出生，但久经战阵，今日恢复戎装打扮，全然不似平日里的温文而雅的大儒，却恢复了往日征战沙场的将军威仪。只见他骑着西域种高头大马，在几骑家将的随同下跃马奔驰，手张大弓，箭无虚发，不久已经打了不少野鸡，野兔之类，直引得家人门生连连喝彩叫好。

　　李玮骑着一匹并州好马，陪着筱岚，在一个小土坡之上观看老师大发神威。筱岚今日一身白色女式猎装，紧身的衣服巧妙的勾勒出少女美妙的曲线，与平日的高贵典雅打扮想必，更增添了一种飒爽英姿，别有一番风味，如同传说中只有在极西高山上盛开的雪莲一般。

　　伊人巧笑盼兮，吐气如兰。李玮一时也看得呆了，一丝冷风吹过，猛然想起今日还有要紧事情。此时刘冥已在附近待命，却要想办法找个好机会让老师和他见面才好。正为难之际，忽然见朱俊策马扬鞭，已经来到跟前，大笑着说：“仲渊哪，难得出来打猎，怎么还在这里作小女儿状？快来，跟为师去射猎一番，这才是男子所谓。” 李玮乘机脱身，也不管筱岚幽怨的眼神，跟着朱俊跑下土坡，往洛水下游奔驰而去。

　　李玮虽然武功不济，骑术却是从小锻炼，虽提不得精通，但也能骑得劣马，此时奔驰起来，直感觉心中烦闷为之一消，清新凉爽的空气把人也变的精神焕发起来，便大着胆子对朱俊道：“老师，今日到此游猎，学生却想起在洛阳时候认识的一个友人来。”

　　“呵呵，仲渊，我早就觉得你和仲志这两个小子这两天有些神秘，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为师？”

　　李玮老脸一红“不敢欺骗老师，前几日大斧替学生引见了一个壮士，他。。。。。。”话音未落，却忽然传来前方探路家将惊恐的叫声“快后退，野牛群！”

　　这洛水下游之处本来颇多麋鹿聚集，这麋鹿虽然奔跑飞快，性子却极温顺，遇到危险只知逃跑，是贵族士人射猎的最爱。但野牛群却是这些贵族猎手的噩梦，这些野牛以几百只群居，头生尖角，来去如风，牛群奔跑起来一往无前，即使是百人组成的阵势，亦很难抵挡的住。如避之不及，往往会赔上性命，但这些年来即使在洛水下游也已经非常少见，所以已经很少有人放在心上，想不到竟然好死不死的在今天遇上。

　　朱俊和李玮抬眼望去，只见几百丈外尘土飞扬，喧嚣惊天，声势如雷，竟然是上千只的野牛！其冲势简直如上千铁骑冲锋一般，直把李玮吓得呆了。朱俊却只微露惊色，马上挥手指挥诸家将道：“远近诸人，分成两队，各转左右，让开牛群。”朱家家将俱是跟随朱俊多年，不消多说，很快分成两队转向各往左右奔去。

　　但野牛群奔袭实在太快，转眼已入百步之内，前锋几只壮硕野牛的发红的眼睛似乎也依稀可见，众人立刻张弓射箭，奈何野牛皮厚肉粗，一般弓箭根本奈何不了它，几支羽箭如同石入大海，丝毫不能阻挡其来势，眼看就要撞入众人骑队中。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只见旁边忽然飞出一骑，斜刺里叉向牛群，手里连珠似的射出弓箭，箭似极重，快若流星，隐约竟有破空之声，箭光到处，只见当头几只野立刻跌落尘埃，后面几十野牛来不及躲避，纷纷绊倒，然后被后面的同伴践踏而过。就这么一阻，电光火石之间，朱家诸人得以及时逃出生天。各自退避一旁。

　　只见那人仍不变向躲避，不慌不忙，继续连连发箭，射的都是牛群阵中关键之处，甚是巧妙，虽然射倒的只是十数只，但却绊倒甚多，引得牛群之中一时混乱不堪。互相践踏之下，牛群终于慢下来，大约是终于发现了危险之处，不一会儿工夫，牛群便改变方向，从那人身边奔驰而过，那人并不闪避，直似把那群野牛当作家养的一般。

　　众人待牛群散去，方长出了一口气，走下去看时，只见倒下的牛尸都是眼插箭支，灌脑而亡，这是何等高明的骑射之术！众人正在惊讶时，只听朱俊惊叫一声：“难道竟是匈奴秘不外传的射雕术？”他立刻向远处策马跑来那人大喝道：“且住了，你是何人！与匈奴王族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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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物传记是书友血色珊瑚虫写得，他认为书中的原创人物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写了这篇传记。书中李玮这个角色就是血色珊瑚虫书友。感谢血色珊瑚虫书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人物传奇。

　　猛子写于2月5日。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诸生传（六）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

　　作者：血色珊瑚虫

　　诸生传六

　　江南书生（6）

　　“射雕术！”李玮闻言也大惊。神色复杂的看着从远处飞马跑来的刘冥。

　　提起这射雕术和射雕者，在大汉朝曾经是家喻户晓。传闻极北之地有大雕，身形巨大，翅展可达丈余，重数百斤，能扑杀牛羊，携之飞行，深为北地牧人所苦。为了射杀大雕，在北海附近的匈奴部落中，便应运而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职业——射雕者。这种射手往往力气极大，可开2石强弓，射术更是了得，传说能在于百步之外射雕双眼（大雕翎羽极坚，飞行之时，寻常弓箭往往射之不能入，只有眼是它的空门），以此闻名。后匈奴崛起，闻名海内的冒顿单于在征战四方之时也征召射雕者入伍，从此活跃在平灭东胡，南下大汉，白登围困高租等几次战争中。孝景帝时候，曾有三名射雕者独力射杀数十名大汉铁骑，皆为入眼贯脑而毙。后来其中一名被尾追而至的飞将军李广活捉，这段传奇被记录在太史公的巨作《史记》之中，匈奴射雕者之名一时名噪天下。

　　武帝数次北伐后，匈奴渐渐没落，后分为南北二部，互相攻杀，射雕术也随之没落，慢慢不为人所知，到了大汉中兴东迁后，北部匈奴被大汉近一步驱赶，只得往极西流浪；而南匈奴更南下与汉人杂居，开始半耕半牧，射雕术也日见凋零。射雕者极难调教，往往要自幼练习，拉破几十张强弓，射杀数百野兽才能小成，所以慢慢就成了传说中才有的技艺。

　　只见刘冥来到近前，抛了弓箭。滚落下马，拜倒道：“草民刘冥，见过大人，草民确实是匈奴人，祖居并州雁门，欲往洛阳投军，却并不是什么王族，刚才那几箭也只是寻常箭术，与我族传说的的射雕术相差甚远。”

　　朱俊捻须微笑，不置可否，转头对围拢来的家将说：“大伙三人一组，散开了去勘察那野牛群的动向，无我号令，不要入这里百步之内，仲渊留下。”

　　众人依令散开，朱俊见李玮一个劲的对刘冥使眼色，心中便已经猜到了七分。望着刘冥说：“若是寻常人，也就被你瞒过了，却瞒不得我。我曾与皇甫车骑交好，听他谈及少时之事，他出身西凉，其父也是名将，极好弓术，曾礼聘匈奴射手入府教导子弟骑射，便曾问过射雕者与射雕术之事，据那射手所说，射雕术所耗过大，故此在民间已无流传，只在匈奴王族内代代相传而已。”说到此处，他一指地上的牛尸，“刘壮士能在百步之外箭箭中牛双眼，这种技艺若不是射雕术，那倒要怪我孤陋寡闻了。我知道你与仲渊必定相识，若真有难言之隐不方便讲，也不会逼问于你。承蒙刚才相救之情，如果有朱某之力能效劳的地方，必不推脱。”

　　刘冥听了十分感动，起身一礼：“我也不愿欺瞒长者，我匈奴名叫铁勒螟翘儿，是匈奴右贤王之侄，射雕术正是我支一脉单传。”说完刘冥便把自己如何仰慕大汉文化，如何到太学求学，如何被尹思点化，又如何与三人定计与朱俊相见之事前后托盘而出。“刚才之事只是恰逢其会，如今既然谋划已被朱大人识破，就此两厢抵消，我也不敢厚颜再叫朱大人引荐。”

　　朱俊闻言大笑，下马拍了拍刘冥肩膀：“潜思看来是把我当成那些腐儒一般了。不要说你救我一行在先，只冲你的刻苦求学之心，足见我道不孤，朱某也断不能置身事外。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你既然与仲渊，仲志兄弟相称，若不嫌弃，也叫朱某人一声老师便是。”

　　刘冥喜出望外，连忙行拜师之礼。三人席地谈笑一番，不久探察牛群的家将，和其他仆从门人纷纷到来，收拾了满地野牛，众人满载而归。从此刘冥便在朱府住下，由朱俊亲自传经，唐云李玮在一旁协助，进境颇大。

　　九月底，历时大半年的西凉之战终于无疾而终，十月初，皇甫嵩带领北军回到洛阳，面见皇帝。张让，赵忠果然如谢明先前所言，乘机发难，纠集一帮亲信弹劾皇甫嵩连战无功，所费甚多。皇帝勃然大怒，认为皇甫嵩年老无用，没收了他的左车骑将军印绶，削户六千，改封都乡侯，二千户（皇甫嵩原来是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可怜为大汉立下赫赫战功，算无遗策，被百姓称颂为“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的皇甫嵩，竟然在未尝一败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的去官贬黜。

　　从此之后，朝中忠良人人自危，或是明哲保身，或是投靠大将军何进门下，大汉朝政于是日见混暗，而阉人一党就更加肆无忌惮。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河北黄巾余孽以张角之徒张牛角为首，纠集十几万人，于几个月间席卷冀州，当地郡国兵猝不及防，各自为战，被张牛角各个击破。不久，更传来冀州牧郭典在孤鸿岭被张牛角斩首的消息，朝野震惊，朝堂上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一方认为应该快速调动北军过河镇压，乘贼兵集中在冀州之时，迅速剿灭；另一方认为北军刚从西凉战场返回，十分疲劳，应当略作休整，暂时观望。双方日日在朝堂上争论不休，开始时候还据理力争，到后来就转变成了互相攻击的骂战。皇上被吵的头疼，干脆取平衡之策，一边着幽州边军南下救援，一边要北军加快休整，随时准备出击。

　　朝堂之上的决策和河北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很快影响到了普通洛阳民众的生活。北军此次赴西凉平叛损失不小，回到洛阳北郊驻地后便立即开始征招新兵。一时间洛阳的清白人家子弟纷纷投军，城西的军械作坊的火焰也整夜不熄，整个都市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坊间到处充斥着河北战事的消息，有真有假，多半是人云亦云，有些更是被夸张到可笑的地步。

　　洛阳城北，钱塘侯府。

　　尹思风风火火的闯进李玮的寝室，把正在一张河北地图前沉思的李玮和谢明吓了一跳。

　　“仲志，你做啥一副火烧眉毛的样子？”

　　“仲渊，啊，敛之兄也在。你。。。。。。你们不知道，大斧说男儿。。。当持长戈保家卫国，于是便去北军投军了。”尹思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那不错啊，他老是不肯专心于经书，武艺又好，从军不是正合他意？”

　　“问题就出在这里，” 尹思终于回过气来，“要入北军，先要考弓马之术，否则只能入一般的步军部曲，而不能入骑兵。大斧武艺高强，眼界自然很高，而他偏偏不太会射箭。但今天也太邪门了，他射出十箭倒有九箭脱靶，最后一箭还差点把旁边的校点官给射了，人家当然不肯招他。你也知道大斧的脾气，当场就和那群人翻了脸，说他们以前打架输给自己所以故意刁难，在弓箭上做了手脚公报私仇，于是就动起手来了。”

　　“啊？！”李玮和谢明想不到陈好竟然如此大胆，大汉最重军规，若是战时，冲撞军营可是死罪，急忙追问道：“那后来呢？”

　　“那群北军拳脚功夫比大斧差远了，马上被打倒一片，后来北军就掏了家伙，不料被大斧夺了一面军旗，把当场的几十人全部打的站不起来，还好没出了人命。”尹思心有余忌的说，“人家北军岂是浪得虚名的，能容你一个人撒野？后来骑都尉徐荣到场，带几个亲卫一齐动手，几合便把大斧捆了，现在正关在平县大营中呢。仲渊，快想办法救他。”

　　李玮忙安慰尹思：“你先别急，去找潜思了没有？”刘冥自北军班师后，得朱俊推荐，顺利进入北军的长水宣曲胡骑营。由于朱俊面子大，再加上刘冥本身骑射功夫出众，是以一从军就当上了都伯。

　　“恩，一知道大斧出事，文龙大哥就去找潜思了。不过他刚入北军，人头又不熟，地位又不高，又能出的了多大力气呢？”尹思急的都要哭出来了。

　　“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我马上去见老师。”李玮说着对谢明一拱手，“敛之兄，此事。。。。。。”

　　谢明摆手止住下文“哈哈，仲渊不消多说，自家兄弟的事我自然责无旁贷，我和洛阳几户豪门关系都不错，这便去走动打探一下。”说完便告辞离去。

　　李玮忙拉了尹思去见朱俊，朱俊听了也直摇头：“益谦这孩子真是糊涂，此事轻则杖责，如果那校尉铁面无私，就是判个流放三千里也是可能的。”

　　李玮连忙跪下，“老师，学生到洛阳第一天就被大斧救了，其后也多得他的关照，互相视如兄弟一般。他本是个慷慨豪侠之人，虽不拘小节，却也并不卤莽，怎么会随便做出扰乱军营之事？此事定另有蹊跷，还请老师加以援手，还大斧一个清白。”

　　“罢了，这孩子平日里风评确实不错，我就走一趟吧，看看北军的老伙计们给不给我这个面子。”朱俊长叹一声，摆了摆手，“仲渊与我同去，仲志留在府中，若文龙回来，也叫他不要乱跑，这事情不是你等可以解决的。”尹思虽然心急火燎，但也只能答应了。

　　两人正要要走出朱府大门，忽然从门外走来一人，只见此人身高八尺，相貌英伟，不到三十岁年纪，面白无须，见了朱俊，纳头便拜“老师，一年不见，想煞学生了。”

　　朱俊见了那人立刻大喜：“怎么是你，什么时候到洛阳的？仲渊，快来拜见师兄。”李玮正要上前行礼，却发现这个人自己竟也认识，而且颇有渊源，一段尘封已久的感情也就此涌上心头。

　　此时，洛阳东北的一处酒楼二楼雅座。

　　“哦？就这样？那个陈大斧就被徐荣捉了？”狂风客何风端着酒杯，大马金刀的独自坐在酒桌旁，听着手下说着陈好被捉的经过。

　　“是，”那个手下赫然就是久违了的疤面虎，此时正笑得得意非凡，如同一只大花猫一般“那个陈好如此嚣张，上次竟然敢当街和老大动手。可这次就算他武功再高，也非要吃点苦头了。”

　　“我说阿虎，自从我到了洛阳，你跟了我有三年多了吧。”何风晃动着手里的酒杯，看着杯中来自西域的葡萄酒那妖艳的颜色，似乎未饮先醉。

　　“是啊，老大，有四年了，多亏您的提携才有我的今天。”疤面虎讨好的说

　　“四年？这么快？倒不觉得啊。”何风笑了笑，终于把目光从杯中物移到眼前的手下身上，

　　“我觉得陈大斧有一句话说的没错，最近你的胆子真是一天比一天大了。”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诸生传（七）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

　　作者：血色珊瑚虫

　　诸生传七

　　江南书生（7）

　　“老师，我此来是受张太尉征召，入北军参议军事，昨天刚到。仲渊？你这小子竟然也拜入老师门下，哈哈，好。”来人亲昵的拍着李玮的肩膀，脸露微笑，透出一丝大哥对小兄弟的疼爱，“恩，两年不见，你越来越有儒生样子了。我和你吴姐也是前几个月才知道你也上了洛阳，你吴姐和叔平（吴景）也常念叨着你，本来是要随我一同上洛来看你，不料上个月她又有了喜，为免动了胎气，我就独自北上了。想不到如今我们竟然是同门了，快来叫一声师兄听听。”

　　“仲渊见过文台师兄。”李玮忙向那人行礼，心情也越来越复杂。

　　那人姓孙名坚，字文台，是一个在扬州吴郡，乃至在整个大汉闻名遐迩的英雄人物，少时就曾独力击毙海贼，后来引数千当地少年从军击黄巾，与朱俊配合征讨颖川，汝南地方的贼兵，全力奋击，所向无前，勇猛无匹，遂有“江东之虎”的称号，是所有江东少年心目中的偶像，李玮当然也不例外。但孙坚当年强娶吴姐的行为，给当时幼年的李玮造成的心灵创伤，却也被他深深的埋藏在心里，虽然事隔多年，但每每想起，心中去总有一些芥蒂。

　　然而此时却不是翻旧帐的时候，李玮立刻简单的把陈好事情的前后说给孙坚听，孙坚略一沉吟道：“当年我从军，与老师共同讨伐蚁贼时，在北军中倒也有点人脉，但经年未见，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知道那些老朋友还在不在。”

　　朱俊忽然想起一事：“文台，你不是与北军校尉鲍信交好吗，目前他正掌管着平县大营，你不妨和我一同去找他说说情，看能否从轻发落。”

　　“不错，义忠那人圆滑的很，又好面子，如果我和老师同去的话，多半就不敢为难那个诸生。”孙坚转头对李玮说，“仲渊你就不要去了，这件事有我和老师去办便可，你就在府中等消息吧。”李玮诺诺连声，两人也不多话，出门上了马，急往平县大营跑去。

　　李，尹只得在府中中等待消息。不久唐云回来，只见他脸色铁青，两人上前一问，果然如尹思所想，刘冥有心无力，就连陈好的面也见不到。三人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在书房中团团乱转，却毫无办法。直等了两，三个时辰，到了掌灯时分，朱俊等人仍未回来，尹思忽然大叫：“我不等了，坐在这里毫无作为，我要去打探消息。”说完一阵风的冲出门去，李玮本要阻止，只见唐云一摆手：“让他去吧，小尹和大斧最为亲近，要他一直在这里干等确实为难了他。”两人相视苦笑，只得各捧了一堆书卷来看，排遣心中的焦急。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尹思在外面大喊道：“文龙大哥，仲渊快出来帮忙，大斧回来了。”

　　两人忙丢了书，跑到屋外，之见尹思和谢明一左一右扶着，刘冥背着陈好，快步往这里走来。

　　李玮上前一看，之见陈好的股间隐约有些血迹，背后衣裳破烂不堪，神色间也没了往日的飞扬潇洒，略有些委靡不振，急问道：“竟挨了打么？伤势如何。”

　　陈好勉强一笑，却掩饰不住痛楚之色：“三十军杖，只是伤了点皮肉而已，格老子的，这次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众人忙把他扶到房中卧下，唐云略通些医术，便让尹思帮忙一起为陈好处理伤口。李玮把刘，谢二人送出门外，疑惑的问道：“大斧这件事听来似乎非常严重，怎么只责了三十军杖？”

　　“初时是十分严重，听同僚说，校尉大人十分生气，原来已经要通知河南尹和太学，直接要把大斧兄弟流放了了事，后来被老师和文台师兄劝住。”刘冥仍然心有余忌，“后来大将军府上也来了一个什么人，说了一会儿，校尉大人就改判了军杖三十，具体说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谢明在旁边接下去说：“我听说大斧之事，原来另有隐情。洛阳城中有个破落户叫疤面虎的，似乎跟大斧有些过节，他买通了几个北军中人，在校场的弓箭上做了手脚，使大斧屡屡不中，后来又挑动在场北军对他动手，这才会弄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

　　“哦？竟有此事？那人我倒也认识，是狂风客何风的手下，那后来怎么查出来的？”

　　“听说是狂风客亲自把那个手下缚了，送到辕门，对鲍校尉说明真相，这才从轻发落了大斧，此人真乃义士也。”

　　李玮和刘冥也啧啧称奇，都想不到何风竟有如此气量。真是应了一句俗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陈好逃过此劫，自己检讨了以前所作所为，从此专心向学，不再惹是生非，后来也通了两经，也拜入朱俊门下，而这些都是后话，这里略过不提。

　　送走两人，李玮如释重负，独自走入花园坐下，举头望着明月，白天与孙坚见面时说的话又浮上心头，“她又有喜了。”李玮自言自语着，“这是第三个了吧，小策今年已经十岁，吴姐嫁作人妇，竟然已有十一年了。她当时就有些心口疼的毛病，每到秋风起时就会痛楚不已，如今又怀了身子，不知道如何了，想来不碍事，还有阿景在身边照顾。。。。。。”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然一双冰凉的小手从后面蒙上了他的眼睛，接着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传来：“你~猜~我~是~谁？”

　　李玮一把握住了小手：“岚，别闹了哟。” “讨厌，侬能不能稍微配合一下我，说个别的谁，一下子就说出来了，好没意思。”朱大小姐偷袭不成，只得跑到身前来，撅起了小嘴。

　　李玮心想除了你也没别人了，嘴里却说：“冤枉啊，这怪不得小生，谁叫岚大人的风华绝代，人虽未到，但香风早在几丈外已飘入小生之鼻了，世间又哪有第二人呢？”

　　见心上人夸奖，筱岚显然颇为受用，“哼”了一声在李玮面前坐下，双手托腮“我刚才去看大斧了，后来见侬一个人往这里走就跟到这里，侬一个人在这里嘀咕啥事体？我可隐约听到了不少，什么第三个，十岁，人妇的，还不速速招来。”

　　李玮本不欲说，但在朱大小姐的缠功下很快投降，只好把这段自己也差不多忘记的陈年旧事说了出来。

　　大约十二年前，李玮八岁，本应是寻常孩童玩闹的年纪，却已经开始读经史子集。吴郡李家可称为书香门第，家中男子到了六岁便要进学启蒙，资质高者就会专门请当地儒生讲经，是以族中学成出仕者很多，李玮祖父曾任国相和郡守，在当地颇有点声名。李玮的父亲见李玮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里读书，似乎有点书呆子的趋势，颇有点为他的未来担心，便把好友的儿子吴景接来，与李玮做伴。两个小孩的年纪相差不大，很快就玩到了一起。正所谓物极必反，吴，李二人似乎要把之前失去的顽童时光一举夺回一般，上树下河，掏洞揭瓦，摸鱼捕蝉无所不为，李家的家长被两个新晋的调皮鬼搞的头疼不已，便把吴景的姐姐吴莹也接了来，由她来照看两个顽童。

　　吴莹年方14，却是天生的贤淑温柔的性子，也不用什么手段，便把两个沉溺于玩乐的孩童给收服了。两人虽然不时的还会闯点小祸，但只要被吴莹温柔嗔怪的眼神一触，就会规矩下来。

　　有一天，李玮和吴景合伙把老师的竹简当废柴烧了，被老师责罚，吴景受罚也就算了，李玮的自尊心却极强，一气之下便跑上了后山躲了起来。待到家人发现时，已经是掌灯时分，家人立刻满山的寻找，但李玮也颇为硬气，忍着饥渴就是不理家人的叫唤。找了几个时辰，家人寻觅不着，就停止了搜索下山，想等明天报官再搜寻。李玮毕竟幼小，加之饥寒交迫，便独自在躲藏之处抽泣起来，忽然隐约听到一把几乎喊到嘶哑的女音不断的传来：“阿玮~阿玮~阿玮~阿玮~”李玮忙跑出去一看，可不正是他的吴姐吗。只见她独自一人执着火把，显然已经找寻了好几个时辰，鹅蛋般的脸上不单有风尘之色，而且还有几行泪痕。看到李玮站在那里犹豫不决，她忙上前来一把揽进怀里，一边哭，一边低声数落：“侬这个小坏蛋，不许再这样了，侬这样怎么不叫人伤透心，侬再这样，姐就不疼侬了。。。。。。”

　　从这件事后，也许是为了不让吴莹再伤心，李玮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整日里读书写字，但对吴莹的眷恋更深，常常粘在她身边，吴莹也不以为意，常常一边为两个孩子读故事，一边为他们缝补衣服。有一天，她帮李玮量身做衣，飘逸的秀发轻拂着李玮的脸蛋，痒痒的，很舒服，

　　李大少这时候也不知道搭错了哪一根经，忽然冒出一句：“吴姐，等我长大了，侬嫁给我好不好，这样我和侬，还有阿景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吴莹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好啊，小坏蛋，姐姐以后就嫁给侬，不过要等侬长大，姐姐就老了。”“不会的，不会的，我们说好了哟。”

　　不久，吴景过了十岁生日，按家规要到钱塘本家去读书，吴莹本来也要同去钱塘居住，但经不住李玮的苦苦哀求，就答应安顿好弟弟就回来陪他。临上车前，吴莹拉着李玮嘱咐着一些类似要他乖乖听话之类闲话，末了拿出做了一半的新衣说：“这件衣裳还没做好，我拿到那里继续做，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可以送侬穿了。”

　　吴家姐弟走后，李玮天天等待伊人归来，苦苦等来的却是一条青天霹雳的消息，吴郡豪杰孙坚见了吴莹相貌，惊为天人，就带了一帮兄弟上吴家提亲。吴家人嫌孙坚粗鄙不文，轻慢狡猾，本来想要拒绝。但吴莹对吴家长辈说：“为什么要为一个女子给家门带来祸事呢？如果嫁过去以后他对我不好，那就是我的命啊。”于是亲自出门答应了亲事，不久就过了门。成婚后不久，吴莹托人把一封书信和做好的衣服带给李玮，信中写道：“姻缘天定，实无可奈何也，望弟努力向学，勿复以妾为念。”李玮捧着衣服和书信大哭，从此整日埋首经卷十年，也再没有什么男女****的经历。

　　筱岚睁着大眼睛，似乎已经听得入迷了，见李玮收了话头，用手弹了一下他的额头：“小坏蛋，我看你不但是小坏蛋，还是小色鬼，十岁还没到就懂得男女****之事了？”说完脸上也是一红。

　　李玮摇头苦笑：“其实我也不太明白，现在想来那时还是一种亲情的感情为主，并没有什么****的成分。原来我一直以为姐姐是被恶少抢亲，所以一直颇为气愤。后来我也见了文台师兄，也知道了他实在是一个人中豪杰，胜我百倍，对吴姐也很好。婚后也改了以前的恶习，专心读书，名声也越来越好，吴姐嫁他，实在是嫁对了。”

　　“你这人呀，读了那么多书，人反而越来越想不开了，既然人家孙师兄夫妇那么幸福，连孩子都生了好几个，你却到如今还在胡思乱想的，我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你这人真是讨厌！”筱岚说着说着忽然来了无名火，撇过头去不看李玮。

　　“筱岚。”李玮一把握过了朱筱岚的小手，她抽了几下没抽开，也就只好由着他，“我的心意，你还不了解吗，其实我今天有些落寞，并不是为了这段说不清的童年往事，而是为了我俩的将来呀。”

　　“哼，我和你有何将来了，你休要胡说。”筱岚把头转了回来看着李玮。

　　“当然有了，筱岚，我是非你不娶的。”

　　“啊呀，你忽然间说什么疯话，你，你，我。。。。。。”筱岚听了此言，脸立刻红了半边

　　“我是非你不娶，但现在还不行。”李玮说到这里叹了口气。“为啥现在还不行。。。。。。”朱大小姐一急就被套出话来，醒悟过来后立刻连另一半脸也红了，忙低了头不说话，两只小手搅到了一起。

　　“我算是什么人，我马上就要二十岁，到现在还只是个太子舍人而已，至今仍无权无势。而反观文台师兄，不但名动海内，而且年纪轻轻已经是别部司马，想来不久要升为校尉，甚至是将军，博个封妻荫子，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李玮拿手一指自己，“我从与他见面之后就一直在想，我不能一直象现在这样，荫蔽在老师的羽翼下，总要自己出去闯一番事业，否则你叫我将来如何 迎娶你？即使你不在意和我去吴郡过普通百姓的日子，我自己也决不能忍受。”

　　“仲渊，我不介意的，我真的不介意，”筱岚猛的投入了例玮的怀里，低声说道：“但我知道，你的志向决不是在这洛阳城，或是在吴郡做一个小吏终老，所以我不会阻拦你，我会等你。”

　　李玮听到我会等你这四个字，直感觉无法言寓的幸福刹那间充斥了整个胸怀，便把怀里的佳人又抱紧了些。只听得怀里人儿如蚊般的声音：“那你打算去哪里呢。”

　　李玮豪情万丈地说：“凉州，我要去西凉。”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诸生传（八）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

　　作者：血色珊瑚虫

　　诸生传八

　　江南书生（8）

　　“你要去凉州？”朱俊微微一愕，不置可否的问道，“兵荒马乱的，你去那里做什么？”

　　李玮胸有成竹的说：“凉州连接西域，三辅与益州，为天下要冲之地。西凉若平，则保西域畅通，而司，益皆安；西凉若乱，则非但西域不保，司，益亦危矣。司隶乃天下最为膏腴之地，而益州更是高祖龙兴之地，有天府之称，此二地如若不保，则大汉天下不保，足可见西凉之重要。这几个月来，学生随老师读《潜夫论》，深感其中奥妙，尤其是其中救边，实边，和边论三论，学生以为实在是如今稳定西凉的上上之策。”李玮见朱俊微微点头赞许，便接下去说，“学生大受启发，但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学生打算入西凉为一小吏，实地探察一番，为将来平定凉州做一铺路石，望老师成全。”说完便慨然下拜。

　　朱俊大喜过望，上前扶起李玮，笑道：“好，仲渊，不枉我一番教诲，男儿确应志在四方，你有此志，为师大感欣慰。不过凉州此时局势错综复杂，非常危险，我想你还是跟随你孙师兄从军入凉参议军事，较为妥当？”

　　“谢老师关心，但行军打仗决非学生所长，如此岂非叫北军白养活一个闲人？”李玮连连摇头，“何况如果从军，便无法深入凉州民间，很多情形就无法亲身体会，这样学生入凉的意义就大失了。学生还是愿意做一小吏。”

　　“那就如你所言，但如今潜夫论还剩少许就可校订完成，我想等全部完成之后由你带入凉州，替我交给我老师之子王剪，也算不负故人之托。”朱俊笑着说，“你也不要太着急了，就在洛阳过个年，等过了年再入凉，如何？”

　　“是，学生全凭老师安排。”李玮虽然嘴上说的慷慨，其实心中还是有些放不下在洛阳的这些好兄弟，好朋友。而最放不下的，还是筱岚，如今能多相处些时日，还是感觉有一些窃喜。

　　众人得知李玮，赞赏之余又都十分不舍，于是在接下去的日子，除了专心读书外，更是增加了相聚的次数。众人相携游览洛阳四周的名胜，登高望远，指点江山，欢乐不知时日过。

　　大汉中平二年(公元186年)，正月十六，洛阳北门外，一行人为将要入凉的李玮送行。

　　筱岚昨晚哭了一夜，到了五更天才睡下，终于没有一起来送行，谢明不知道去赴了个什么约会，也没有到场。李玮一一向众人话别，朱俊拍拍李玮的肩膀：“仲渊啊，去了凉州好好干，你的上司汉阳太守傅燮傅南容虽然在官场上人见人畏，但为人很正派，你只要不要贪赃枉法，或者尸位素餐，倒也不用去怕他。到了安定郡王剪王师伯府上，你也可以向他多请教一些《潜夫论》的要义，虽然他为人淡漠清高了点，但学问还是高的。记得多写信回来。”

　　李玮谢过朱俊，别过众人，便登车上路。乘在车上，恋恋不舍的看着洛阳那巍峨的城门。在洛阳只十个月，经历的事情，认识的人却几乎比过去的十九年都要多，而且还拥有了一份羁绊一生的感情。洛阳啊，这梦中的王城，我何时才能重新回到你的怀抱。“啊！”李玮猛的发现，在洛阳的城楼上，有一个白色的窈窕身影，拼命的挥手，似乎也在喊着什么。李玮的眼眶湿润了，筱岚啊，即使西凉是刀山火海，前面有千军万马，我也要回洛阳迎娶你，天下谁能挡我！

　　车走的很快，不多时，巨大的洛阳城已经成了远处的一个小黑点，李玮拿起一卷竹简，刚想用读书打发一点时间，却听到车外传来“停车，停车”的喊声，李玮往车外看去，只见谢明骑着马从后赶来，忙叫车夫停车。谢明跑上前来，也不多话，吩咐车夫把自己的马也套上车，把身上背的包袱和宝剑往车里一甩，人也麻利的跳上了车，掸掸衣服上的灰尘，正襟危坐，也不顾李玮愕然的表情，就吩咐车夫起行。

　　“敛之，你想干嘛？来送我也不用带包袱吧。”李玮奇道，

　　谢明：“呵呵，不错，我自然是来送你，不过是要把你送到西凉，所以当然要准备些行头。”

　　李玮突然发现自己这个貌似儒雅的朋友其实内里也是个难以常理度之的家伙，只好苦笑道：“那还真是有劳敛之。”

　　“自家兄弟客气什么。”谢明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把羽扇摇了起来，“我也早就想去西凉游历，此去正好如愿，路上还能和仲渊为伴，岂不是一举两得？”

　　有了谢明同行，两人一路上或是手谈，或是观赏山川地貌，或是争论经史，倒也真是非常愉快。司隶，是大汉最为发达的地区，从京城洛阳到西都长安，途经河南尹，弘农郡，京兆尹三郡，都是人口密集之地。驰道两旁往往十几里就有市集村落，道上的行人车马熙熙攘攘，经过岔道时还常有阻塞，往往只能停车等候，有不少小商贩便在驰道旁摆开摊子叫卖，吸引来往过客。虽然还只是初春，满目仍有些冬日的萧瑟之色，但已可看到春耕的农人三五成群的在田间劳作，一副太平盛世的景象。

　　谢明摇着羽扇，感慨道：“大汉，也就司隶这千里之地，有点****气象。”

　　“若是连这三辅之地都乱了，那大汉还有百姓安身之所吗？”李玮笑道，“自大汉立国起，司隶就居天下之中，得河，渭水（黄河与渭河）之利，踞虎牢，潼关之险，百姓安居，沃土千里，万商云集。但古语有云，三辅平则天下定，然而天下一乱，三辅必先受兵。”

　　谢明手指西方，“仲渊你说的对，现在祸从西来，如果年内不能平定韩边二贼，使之侵入左扶风，左冯翎而二郡，威胁长安的话，这富饶安乐的司州之地，就将不复存在了。”

　　“正是如此，但我看如今河北蚁贼已平，想来不久朝廷就可举全国精锐来扑灭凉州之贼了。”李玮乐观的说。

　　谢明听了叹了口气：“仲渊，你想的太简单了，这凉州为何屡平不定？虽然其中缘由很多，但最主要的仍是羌族之祸，本朝几位名将大儒治凉，不管是杀戮还是安抚，几乎什么方法都用过了。但羌族仍是桀骜不逊，这次西凉又有汉人士子和豪强加入叛乱，形式更为复杂。只怕光靠朝廷之力，已经是有心无力了，除非。。。。。。”

　　“除非是那个河北豹子吧，你也别把他当天兵天将了。”李玮见谢明有点不服气，笑道，“我自然也知道这个黑豹的厉害，在河北能以一万骑兵杀蚁贼二十万，其用兵庶几不在皇甫帅之下。但即使这李弘有吴起，乐毅之能，并能领兵入凉，也只能以战平凉而已，除非他能把凉州的羌人全部杀光，否则平凉的重点，就是在战后之治，而并不在战。”谢明微微点头，似有所悟。

　　长安，天下唯一能与洛阳齐名的都市，。

　　自大汉东迁之后，大汉的政治中心从长安移到了洛阳，但却丝毫没有降低长安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本朝最强盛时，长安不但汇集了中原，巴蜀，河北，江南，西域的各地客商，甚至还有来自遥远的大月氏，安息，身毒，甚至传说中的大秦国的客人，可谓是天下通衢，盛况空前。虽然自孝桓帝后西凉局势糜烂不可收拾，西域之路也慢慢断绝，但是长安的商业仍然充满了活力。过了霸陵以后，就是一条宽阔可供八辆马车并行的石道直通长安城，道上车水马龙，路边有许多先汉乃至先秦的石兽雕象，栩栩如生，不禁让人感到虽然长安已经不是天子之城，却依稀仍有皇霸之气。

　　李玮正在欣赏大道两边的景色，忽然看到前面聚拢了一堆人，似乎在围观什么，正奇怪间，忽然发现谢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跳下了马车，跑过去凑热闹了。

　　李玮跟了下车，来到人群近前，仔细一看，原来竟是一个人昏倒在路边，只见那人异常瘦弱，穿了一件破旧的儒生布袍，俯趴在地上，生死不知。两人分开人群，走上前把那人扶起来，只见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发青，谢明探了探那人鼻息，搭了搭脉，对李玮说：“看来是饿昏了，快扶上车里去。”

　　两人把那人扶上马车，撬开了那人口灌了半壶烧酒进去，只听那人“咳，咳”了几声睁开了眼睛，李玮忙取出一盒携带的食物给他，那人显然是饿的急了，也不客气，拱手一谢，拿过来就吃。吃了几口，忽然停下，把剩下的食物分成两半，从怀中取出一块手巾，包了一半放入怀中，然后才继续吃起来。李，谢二人相顾愕然，但也不便发问，等那人吃完，谢明问道：“兄台，这些食物并不多，你为什么不全部吃掉呢？”

　　那人抹了下嘴，恭恭敬敬行了一礼，说道：“多谢二位先生救命之恩，他日定当报答，小人姓徐名陵，字伯羽。祖上是扬州会稽人，后来随父亲到右扶风居住。小人初时经商，颇赚了些钱财，后来有心求学，就去了洛阳，奈何散尽千金竟然也无法入太学，后来又被人骗去盘缠，所以落拓至此。我本想回乡探老母，奈何三日未进米粮，竟在此地晕倒。这里离家乡很近，离家数年，也不知道家母如何，所以我想带点食物回去给家母。”

　　大汉以孝治天下，最重孝道，两人一听原来还是个孝子，立刻肃然起敬，李玮说：“徐兄不妨把那一半也先吃了，令堂那里我在给你准备一份就是。”说完把钱给车夫，叫他把车停在路边，去商铺买些干粮肉脯。徐陵连连称谢，又把剩下的食物吃了，喝了剩下的半壶烧酒，整个人也精神焕发了起来。三个人互通了名姓，攀谈起来，徐陵听说二人都通过数经的诸生，不经肃然起敬：“我听说洛阳太学的经学考试极难，很多在地方知名的儒生都不能通过，二位能有如此学问真让我羡慕钦佩不已。”

　　“徐兄过奖了，但你既然是商人世家，却为何要弃商求学？”谢明问道

　　“哎，一言难尽。”徐陵面露苦色，“大汉虽然不限通商，但自尊儒术后，以为商人不守本土，是下贱的职业，是以本朝商人地位变的极低，比先秦时差的远。商人表面上虽然坐拥天下财富，但其实疲于奔命，而所入却有一半要缴纳各种杂税。今上极爱财，对商人盘剥日重，而各地方官吏也要一一打点，如今做商人，如果不是手眼通天，即使有白圭，猗顿之才，也是举步为艰，入不敷出啊。”

　　李，谢两人都是出生士人，这等商人言论都是第一次听说，便静静的等待徐陵下文。

　　“家父深受其苦，遂在临终前嘱咐我脱离货殖贱业，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要我用钱去洛阳买一个官当，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怎甘做这等事？于是带了千金上洛求学。一开始不懂得门路，花了很多冤枉钱，后来才知道洛阳太学一般只招收士人子弟，连普通布衣子弟入学都很艰难，更不要说我这样的商人子弟。但我并不死心，又坚持待了数年，终于把钱花个精光，本来想买辆马车回乡，不料在取车时候被货主打晕，醒来时候已经不见踪影，想去告官又无人受理，所以流落至此被两位所救。”徐陵说到悲愤处，禁不住泣不成声。

　　李，谢两人两人面面相嘘，一时倒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这位倒霉的商人子弟，倒是徐陵先从悲愤的心情中摆脱出来，开始向两人说一些以往四处行商时候的有趣经历，各地的风土人情，又令二人大开眼界。当说到西域情况，李玮好奇的问：“难道在西域之西，真的有康居，大月，安息这些国家？”

　　“当然了，不但如此，我在西域听一个安息商人说，在他们国家的西面还另有一番天地，有一个叫大秦的强大国家，还有很多小国，我从前的志向，就是到那些国家去开拓商路。”说道此处，徐陵脸色又一片黯然，“想不到今日竟落魄至此，看来此生无望。”

　　李玮忙劝道：“徐兄怎可如此消沉，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看徐兄志向极大，怎可为一时的挫折消磨了意志，仲渊也无甚余财，今日愿意赠徐兄一匹好马，卖了也可得十几万钱，以此助徐兄东山再起，徐兄以为如何？”

　　徐陵连忙推辞，但李玮坚持要送，不久车夫买粮回来，李玮便吩咐车夫解开一匹马，把粮食装上马背，将缰绳递给徐陵，徐陵知道无法推辞，跪下来也不多话，连磕三头，慨然上马离去。李玮看着远去的背影，唏嘘不已，谢明呆了一会儿，忽然拍手笑道：“我果然没白来吧，若不是我来了，只怕仲渊无马，只好背着书简去西凉了。”二人相顾大笑。

　　过了长安，左冯翎，西凉的安定郡，就在眼前了。自出了司隶入了凉州，驰道上的车马行人明显减少，道路两旁也越来越荒凉。李谢二人整日里见到土山黄草，都感到昏昏欲睡，忽然听到车夫“啊呀”一声，两人忙伸头去看，之见路中间站了四个壮汉，手里都拿着似是劈柴砍树用的斧子砍刀，面色不善，其意图一望可知，正是干那没本钱买卖的好汉！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诸生传（九）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

　　作者：血色珊瑚虫

　　诸生传九

　　江南书生（9）

　　看到车外几位绿林好汉一字排开，李玮正慌乱之际，却见谢明似是见了什么好玩的物事一般兴奋起来，从旁抽出宝剑，喃喃道：“盼了一路了，终于有能让我宝剑出鞘饮血的机会了。”

　　李玮大喜：“原来敛之通达剑术啊，那就好了，我还以为你只是带着剑做装饰之用呢。”

　　“哦呵呵呵呵，仲渊太小看我了，我自幼习剑。”谢明抚着剑鞘，“不过和人动手这倒是第一次。”

　　李玮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立刻没了信心，忙拉住跃跃欲试的谢明：“那。。。。。。还真是倚仗了，不过我看我们还是先找个脱身之法，才是上策。。。。。。”

　　两人正纠缠间，只听得车外“啊！”的一声惨叫，两人以为车夫遇害，忙跳出去看，只见车夫抱头缩在路边，路上一个“好汉”喉头中箭，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眼见是不活了，那几个同伙惊愕不已，一时竟呆在了原地。两帮人都在愕然间，只听得一声马嘶，从车后冲出一骑，转眼杀到了那几名匪徒跟前，马上骑士间不容发地向其中一人劈出一刀。

　　那个匪徒不敢怠慢，连忙举斧招架，不料那刀忽然在空中诡异的停顿，变向，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绕过斧子斩掉了执斧的那只手。那人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捂住断手，掉头就跑，他那两名同伴似乎也被这如羚羊挂角的一刀吓破了胆，不管地上同伴的尸体，连滚带爬的落荒而逃。那个骑士冷哼一声，从身旁取下一把角弓，搭箭欲射。

　　李玮忙上前施礼道：“多谢壮士出手襄助，但常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几人似乎也不是惯犯，今日见了壮士神技，想必今后都不敢作恶了，就饶了他们的小命吧，“

　　“哼，你们中原人做事情就是不干脆，这个叫做虎纵山归。。。。。。不对，叫纵虎归山。”骑士出手狠辣，汉话也不甚熟练，但声音颇为清脆悦耳，似是未变声的少年，却以斗篷掩面，见不到容貌。听了李玮的话似乎颇为不屑，看了看地上的尸体，慢慢把弓箭放了下“不过这几个也不是啥老虎，只是几个穷鬼而已，身上一点东西也没有，浪费了我的羽箭。。。。。。”

　　两人闻言大惊，莫非是前门拒狼后门来虎，走了强盗竟来了个马贼？！谢明把宝剑一横，神色间却失了平日的潇洒，连说话也含糊不清起来：“壮士。。。莫非。。。也是求财？”

　　“哈哈，你们中原人胆子真小，放心，人家不是什么强盗。”那骑士见了谢明紧张的两手发抖，笑得直如黄莺出谷一般。只见他取下脸上的斗篷，两人一看，竟是个十分美丽的少女，约16，7岁年纪，脸上略有风尘之色，却仍遮不住娇美的容颜。娇嫩欲滴的小嘴巴，深如水潭的大眼睛，如春风拂面般的笑容，似乎连周围萧瑟的西凉景色，也被点缀得色彩缤纷起来；配上一对细长的剑眉和高耸的鼻梁，秀美之外，又给佳人增添了一份中原女子所罕有的英气勃勃，直如下凡的仙子一般。只听仙子朱唇轻吐道：“喂，你们两个是不是要去洛阳的？”

　　两人一时看得呆了，竟忘了答话，那少女一笑，也不以为意，提高了音量：“喂，本姑娘问你们是不是去洛阳啊，书呆子。”

　　李玮刹时恢复了清明，忙道：“在下失礼了，姑娘，我们二人是去凉州安定郡，但却是从洛阳出发的。”

　　“啊？那洛阳在哪边？”女郎大惊，差点从马上跌下来。

　　李玮一指来路：“从这里往东走，到了长安，再往东走十日，就到洛阳了。姑娘莫非是走错了路。”

　　“对啊，人家从并州朔方郡出来想去洛阳，结果一路走错到了长安，后来出长安城跑了几天又迷失了方向，走啊走啊就遇到你们被劫道了。”女郎颇有点不好意思，脸涨的通红，“都是你们汉人不好，每条路都造的差不多，每个城也都差不多，直叫人摸不着脑头。。。摸不着头脑。”

　　李玮恍然大悟，原来是遇上路痴了，忙去马车上找出一幅简单地图交给女郎，“姑娘你只要按着地图，然后一直向东沿着大路走，想必不会再迷路了。”

　　女郎大喜，连答谢都顾不上，飞身上马，绝尘而去，很快成为远方的一点，消失不见，似乎从没有出现过似的，只有地上的“战绩”证明了她的存在。谢明再看不到佳人，这才从刚才呆滞中恢复过来，自言自语道：“想不到并北苦寒之地，也有如此娇娆。”

　　两人与车夫一道掩埋了地上匪徒的尸体，这才继续西行。不多时，就来到了凉州安定郡的郡治所在——临泾。

　　临泾城是西凉重镇，扼守凉州东西交通要道，是以是一座坚城，规划也颇为广大。但如今兵荒马乱，商旅绝迹，所以虽然日正当空，街面上也颇为冷清，行人也很少见，只有一些当地的商贩坐在街边有气无力的吆喝。两人找了家客店，草草安顿下来后，立刻向侍者询问王剪府上所在，那个侍者用奇怪的眼光上下打量两人，问道：“两位先生是王先生的什么人？”

　　李玮忙道：“在下是故王老先生的门人，路过此地，特来拜见王先生。”

　　“门人？如今王家哪还有什么门人，不是都遣散了吗。”侍者颇为奇怪，但还是为二人指点了王府所在。

　　李，谢二人吃了点东西，用马载了书简，就按侍者所指找上门去。不大工夫就在城西找到了王家的宅院。只见那宅院方圆甚大，高墙深院，乍一看去颇为气派，但仔细看来，门道两边杂草丛生，门上积着厚厚的灰尘，墙面也颇为班驳脱落，显然是久未有人打理，破败不堪。

　　大门只是虚掩，两人敲了半天也不见有人应门，就自顾自的推开大门，径直走了进去。走过一条长廊，转过几转，前面是一个开阔的庭院，能容数百人。庭院居中有一个半人来高的石台，长宽数丈，显然原来是供学者士人讲学辩论的所在，如今却另有他用，晒了不少五谷，干菜之类，把两人看得直摇头。

　　正在此时，从旁传来一把低沉的男音“你们是何人？”两人转眼看去，只见院旁厢房里走出一个中年人，大约四十出头，面相清俊，两鬓微白，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手里捧着一捆干菜，身旁跟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可爱女童。

　　李玮上前拱手道：“学生李玮，字仲渊，是洛阳朱俊门生，这位是在下好友，诸生谢明谢敛之，此次学生到西凉上任，奉家师之命，特把校订完成的三十六卷潜夫论送到府上，方才见无人应答所以擅自闯入，冒昧之处还请海涵。请问先生是否王剪先生家老（对门客仆从的称呼）？王先生是否正在家中？”

　　那人微微一笑，“想不到朱公伟如此有心，竟还记得故人之言。”见对面两人相顾愕然，拿手指着自己说：“我就是王潜夫之子，王剪。”

　　二人连忙下拜，行师长之礼，王剪扶住二人，笑道：“王家早已破败，我也早也不讲经收徒，门人仆从也都遣散，实在当不起两位大礼。”说罢转头对钻到自己身后，怯怯地看着两人的女童道：“芙儿，今日来了贵客，吩咐你娘亲煮一些好茶待客。”那女童点了点头，一溜烟的往内宅跑去。

　　三人席地而坐，李，谢二人卸下书简，铺在地上，王剪立刻拿起一册，如饥似渴的飞快的阅读起来，便不再理会二人。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内宅走出一名中年妇人给三人斟上茶水，王剪这才长出一口气，对二人道：“怠慢了，我一望见此书便难以自持。朱公伟果然还是才华横逸，此校已尽得家父潜夫论真髓，足以传世矣。”

　　三人喝了一盏茶，攀谈起来。李玮看了看晒在讲经台上的干菜，问道：“王师伯学冠西凉，为凉州第一名士，为何要亲自做这。。。辛劳之事？”

　　“呵呵，仲渊想说的是粗鄙卑贱之事吧？”王剪看着尴尬的李玮，笑着说，“不妨，夕日薛勤曾对陈蕃言，一屋之不扫，何以扫天下？今日我借此言，如今西凉纷乱，百姓食不果腹，若我连一家之腹尚不能饱，又如何敢言饱天下之学？”

　　李谢二人对望一眼，皆感拜服，谢明又问：“如今西凉战事稍定，先生何不聚集门徒，重开讲堂？否则不是失了王老先生的‘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宗旨？”

　　“敛之所言甚是，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也想重开讲堂。但如今的西凉，百姓朝不保夕，士人也都无心向学，局势糜烂至此，实在叫人无可奈何。”王剪话锋一转，忽然措辞严厉起来，“况且当今天下经学，往往重末抑本，士人求学，常沉迷于考证先贤之言，而不知善用；又常劳心于论辩机锋，而留于清谈。”

　　王剪看对面两人微微点头，若有所思，便接下去说：“今上喜好辞赋，书法等杂学，本来也无可厚非。即使为杂学立鸿都门学，那也算是为天下寒士另开一门，算不上是一件坏事。然而今上却任用此类杂学之士为官，却是乱国之道，长此以往，大汉将无有能治世之吏也。鬼神符命之言则流毒更广，如今世人往往推崇所谓易学大家，以为可以上知天命，下知祸福，更有甚者，生病不找大夫，而去跪拜巫婆神汉，这是多么可笑。如此之世，即使开坛讲学，又有什么用呢？”

　　李玮和谢明在过去的求学过程中虽然对这些事也有些想法，但并没有当作可以祸国殃民的问题去考虑，如今听了王剪一席话，只觉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一下子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如今的大汉确实学风不正，士人喜欢钻研易学，杂学，末学甚至符咒之学的比比介是，连皇室也以此为尊。至上而下，整个大汉社会都被一种迷信鬼神的思想所控制。

　　两人忙问可有解决之道。王剪苦笑道：“我自停学后，也常思解决之道，如今之计，恐怕只有正本清源，由官府下令，才能慢慢改变这股流毒。但我看如今大汉朝廷，很难有这个决心和魄力。我曾想也许一州一郡之地先行施行可能会容易些，于是就拜会了本郡郡守和掾吏祭酒，但应者寥寥，所以目前也有些心灰意冷。”说罢神情黯然。

　　李玮和谢明也不知如何劝慰，三人又聊了些经史之类，颇为投机。一直聊到掌灯时分，一同用过晚膳后，李玮和谢明告辞，王剪送出大门，李玮执王剪之手动情道：“望师伯能为大汉，为天下守志不改，他日若仲渊能执掌一地，必竭力为先生实现心愿，重正学风。”

　　王剪淡然一笑：“仲渊有此志当然最好，但需知事有可为有不可为，如今西凉****，仲渊要去汉阳为官，一切小心了。”

　　二人第二日离开临泾往南，三天后到达了汉阳郡的郡治冀城。

　　到了冀城，李玮把行李车马都叫给谢明安排，一个人急急的就去太守府报道。

　　经过通传后，来到太守傅燮的房门外，站在门旁静静地等候传召，忽地听到里面一声大喝：“你这废物，百无一用的东西，给我滚出去！”直把初来乍到的李玮吓的魂飞魄散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诸生传（十）

　　大汉帝国风云录之人物传记

　　作者：血色珊瑚虫

　　诸生传十

　　江南书生（10）

　　李玮正吓的魂飞魄散之际，只见从门内灰溜溜的跑出一个小吏打扮的人，一脸灰败之色，也不看李玮，急匆匆地落荒而去。

　　李玮惊魂稍定，整了整衣衫，走进了屋里。屋内摆设甚为简单，但收拾的一尘不染，屋子中央一张长桌后坐着一人，约四十多岁年纪，白面微须，脸色铁青，似乎正为某事生着气。

　　李玮连忙下拜：“学生李玮李仲渊，拜见傅大人。”

　　傅燮面色稍缓，挥挥手示意李玮起身，苦笑道：“仲渊是公伟门下，都是自己人，不必多礼。如今这凉州局势纷乱，偏偏手下都是些尸位素餐之辈，没一个能办事的，所以最近常发无名之火，倒教仲渊见笑了。”

　　“既是如此，学生虽鄙陋，愿尽快为大人分忧。”

　　傅燮抚须道：“不急不急，仲渊刚到，旅途劳顿，还是休息一些日子，再委任职司吧。”

　　李玮心里着急，便也顾不上上下礼节，强道：“学生入凉，早存了为国捐躯之意，只求大人速付职司，好让学生一全报国之心。”说完又拜倒。

　　傅燮脸色微变，愣了半晌，这才缓缓说道：“既然仲渊有此决心，那你就先任了本郡的掾吏祭酒吧，原来那位在几天前被我免了，希望仲渊不会叫我失望，本郡的教养之业，从此就依仗仲渊了，我还有事，你先去休息吧，明天就请上任。”

　　李玮大喜，忙施礼退下，傅燮看着李玮走出大门，暗自冷笑道：“年纪轻轻不知天高地厚，如此时节还敢来西凉送死。如今的洛阳纨绔子弟胆子倒也不小，把战场也当成了积累名声之地。”说完站起身来，看着墙上悬挂的西凉地形图，眉头紧锁，高声吩咐门外侍从：“替我把华司马叫来。”

　　李玮对上官的讥讽浑然不知，兴高采烈的回到驿馆，进屋一看，见谢明正端坐桌前与一人下棋，手摇羽扇，似乎已经稳操胜券的样子。见李玮进来，谢明笑道：“仲渊好慢，我这里已经把你将来的同僚杀的丢盔卸甲了。”

　　那人大约三十岁年纪，相貌儒雅，听得此言，把手上棋子往棋盒里一扔，大笑道：“谢敛之的棋艺不愧是洛阳一绝，一年不见，为兄与你差的更远了，看来此生都要被你压着一头。”说完转身向李玮一拱手，“在下杨会，任本郡主簿之职，与这位谢明乃是多年棋友，今日听说李兄与他一同来到翼城，便急忙上门打扰了，李兄已经见过使君了？”

　　李玮连忙回礼，道：“见过主簿杨大人，玮已见过傅使君了，承蒙使君大人不弃，任我为掾吏祭酒一职。”

　　杨会的笑容忽然僵住，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但很快又笑容满面：“那恭喜仲渊了，那我们已是同僚，今后还要多多亲近才是。”李玮书生意气并没感觉出什么不对之处，高兴的还礼，一旁的谢明却把这个细节看在眼里，暗自思忖。

　　三人上街找了一处酒寮，找了一间雅室喝酒聊天，谈些西凉风情典故，十分投机。酒过三巡，谢明忽然正色向杨会问道：“我素知子明兄是君子，想来必不会欺瞒好友，刚才仲渊谈及受掾吏祭酒一职，子明兄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此处并无外人，不妨直说。”

　　杨会苦笑一声，把杯中之物饮尽，叹了口气说：“我知道瞒不过你，其实我家使君为官清廉，素来痛恨大汉官场裙带门地之风，只要是通过某些关系求官的人，一般是能推就推。”说完一指李玮，“但钱塘侯朱大人海内闻名，面子实在太大，是断然推不得的，所以使君就勉强应承下来。我料大人心头早生不快，今日果然给了仲渊一个闲职。”

　　“闲职？”李玮大为惊讶，“掾吏祭酒主管一郡教化之责，正是无比重要，怎么能算是闲职？”

　　“我料定仲渊必然不知其中关节，所以本不欲说。”杨会又给自己斟上一杯酒，拿在手里，“今时不同往日了，自西凉纷乱一起，豪门世家宁愿自己教养子弟，普通仕子早已遣散，举荐孝廉一事也已停了数年，百姓流离失所，又怎会送孩子读书，所以如今在着凉州地界，祭酒一职就是不折不扣的闲职。所做之事，无非是整理些文书而已。”

　　“怎么会如此。。。。。。”李玮本来不欲加入北军就是不想吃闲饭，想不到如今到了凉州地方仍然被闲置，一时只感到满腔的报国热情都被冷水浇灭。谢明也吃惊不小，两人相对无言，一时就都僵在那里。

　　杨会见二人一副深受打击的样子，笑着安慰道：“仲渊也不用灰心，时下已经入春，想必韩，边，北宫等贼已经蠢蠢欲动，一旦战事展开，就是用人之际。大人虽然有些固执，但也不是迂腐之人，只要仲渊多展示些才华，不怕到时不能担当重任。”

　　李谢二人毕竟年轻乐观，很容易就被说服，马上释怀，继续与杨会高谈阔论，推杯换盏起来。

　　谢明又待了几日，便告辞返回洛阳，李玮也就正式上任，正式开始了在西凉的仕途。正如杨会所说，如今这凉州的掾吏祭酒，实在是一个闲到不能再闲的职司，寻常事物根本一点也无，连属下从吏都被调配到别处，只有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从事帮忙打些下手，每日也就做些整理文书，誊录之类的工作。李玮初时从杨会之言，抖擞精神，想通过加快处理速度来引起傅燮的注意，后来发现傅燮整日里忙着调配军粮，整修战具，招募士兵，加固城墙等事，根本无暇管他，似乎就好象从来没有过李玮这个下属似的。李玮见徒劳无功，心下也慢了，便也不管什么文书，每日自管自的读经史子集，兵法韬略，或给洛阳的好友和爱人筱岚写信，每日闲暇时就与杨会一起喝酒下棋，日子过的十分无聊，但也十分悠闲。

　　西凉的战事也如期开打，太尉张温亲自带了北军入凉平叛，会同凉州本地的破虏将军董卓，荡寇将军周慎等部，合步骑十余万，屯兵美阳。韩遂，边章和羌族叛逆得此情报，趁官军立足未稳，也举兵进军美阳。数十万军队在方圆十几里的战场上拥挤撕杀，官军虽然人多势众，但仓促集结，互相配合不利，各自为战，被羌族铁骑打的苦不堪言，损失惨重。张温别无他法，只好一边收拢大军龟缩防守长安一线，一边向朝廷要求增援。战事不利的消息穿到翼城，顿时满城愁云惨淡，开始每日还有不少百姓举家搬离，后来大多数人见逃走已经来不及，干脆留守不走，帮忙加固城防。太守傅燮更是会同司马华雄，主簿杨会忙得脚不点地，想尽办法为将要来临的守城大战多做些准备，看着大街上往来忙碌的士卒与民夫，李玮不禁苦笑。数日前他又一次向傅燮请缨，又被傅燮“客气”地搪塞了过去，如今在这大战前忙碌的翼城里，俨然成了唯一的闲人，只是每日帮民夫搬运些器械砖瓦罢了。“难道真的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李玮看着远处校场中洒汗训练的新兵和整齐披挂的军官们，不禁有些羡慕这些武人起来。

　　五月，朝廷终于向告援已久的西凉派出了援军。因平定河北数十万而名噪天下的讨虏中郎将——李弘帅河北步骑五万四千人入凉。这支生力军果然如传说般生猛且运气奇佳，先是在小牛山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反败为胜。之后又长驱直入，在灵河实施夜袭，俘虏数万羌人，斩首万余，抓住了让张太尉和北军将士头疼不已的羌族猛将，北宫伯玉。这一下，西凉局势几乎在一夜之间扭转，朝廷重新掌握了绝对主动，而随着边章的病重，叛军将士的离心，似乎困扰大汉多时的西凉战事，马上就能得到平定了。

　　战局的逆转也导致了战区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原本绷紧的弦一松，人们也都懒散了起来。太守府里也充满了欢声笑语，严厉如傅燮华雄也对着每一个见到的属下微笑，期盼已久的和平，似乎真的触手可及了。不久，傅燮离开翼城，前往豹子李弘的军营，把城内防务全交给了杨会和华雄。城内的商贩街市又恢复起来，百姓纷纷上街，一副久违的太平景象。

　　冷眼旁观的李玮却对眼下这个和局心存疑虑，豹子这一口，确实把西凉叛军咬的非常狠，但是叛军的主力仍在。而且真正导致凉州乱局的汉羌问题，贪官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西凉又怎么会真正平静下来呢，等叛军喘过气来，只怕还是要乱。“但在如今这局势说出这种话来，以自己一介闲人的身份，除了讨人嫌外，恐怕也没什么大用吧。”李玮无奈的想。

　　李玮闲着没什么事情做，便读起洛阳的来信来。洛阳几个兄弟除了写信问好之外，还收集了许多方方面面的情报，由于有“消息王”尹思的参与，所以几个月下来各种各样信息几乎可用“浩瀚”来形容。“恩？”李玮忽然被一条消息所吸引，大将军何进自西凉局势好转后，就经常聚会手下谋士，似有所图。李玮联想到太守大人日前兴冲冲的提起西凉肃贪的问题，再联系到何家与其他豪门大族在西凉根深蒂固的势力，心中顿时了然：看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肃贪风暴，恐怕就要由这头北地的豹子在西凉刮起了。

　　“可笑这些豪门大族，王公贵族，到了这等时候，仍丝毫不以大汉社稷为意，只想着个人家门的荣辱。这样的国家，既然糜烂若斯，还留他作甚？”李玮想到这里，自己也被这大逆不道的想法吓了一跳，是啊，无论是老师朱俊也好，王符王剪也好，或者是过去的自己也好，都是站在拯救大汉的角度上来考虑天下的兴亡。但天下，岂是一家一姓的天下，秦失天下，而天下英雄共逐之。四百年的大汉，也正是在旧王朝破灭的硝烟中建立起来的。如此说来，为了天下百姓，即使大汉真的被新朝新代所取代，那也算是寿终正寝，怨不得别人。

　　有了这层想法，李玮就开始在心中暗暗考量当今英雄，门阀士大夫中确实有一些人才，但那些人锦衣玉食，又如何了解民间的疾苦？寒门士虽然英雄辈出，但根基太薄，似乎短期内难成大气。思来想去，似乎只有镇守一方的大将才有逐鹿天下的本事，而这些大将之中，似乎又以豹子李弘最为适合。首先，他曾流落为鲜卑人奴隶，九死一生逃回大汉，一定知道民间贫苦，没有士大夫的习气，第二，他屡立军功，升迁之快在大汉也属首例，并有雄兵数万，如果再能镇守一方，可谓本钱雄厚，第三，他运气似乎极佳，古来成大事者，一来自身努力，二来往往得天独厚，如本朝高祖，古之晋文，齐桓盖莫如是。“这岂不就是帝王之运？”李玮被自己这想法所鼓舞，“若我可托身于其下，将来不但救民于水火，或可封侯拜相，一展所长，岂不远好过在这苦寒之地为一小吏？”

　　果如李玮所想，豹子李弘敢作敢为，不但抓了数千贪官污吏，还不尊君命，把三千颗人头全部砍了了事，并把其家人充做营妓，一时血流成河，朝野大哗。谢明也写信评价李弘“凶狠残暴，未服教化，虎狼之辈也。矫枉过正，不知进退，自寻死路耳”李玮看了极为不屑，非常人行非常事，这些蛀虫留着浪费米粮，还往往有脱身的门路，为免以后再祸害百姓，全部杀了才是最彻底的法子，豹子现在手握大军，只要不轻易放权，朝中那帮人又能把他如何了？

　　正当天下士人都以为豹子难逃此劫时候，西凉叛贼竟然又重整了军势，死灰复燃，而且韩遂剪除了异己，并得到六月惊雷等羌族豪强的支持，兵力似乎比以前更强。于是杀豹的论调无疾而终，豹子毫发无损的领兵出征，而世家豪门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翼城又一次陷入战争的泥潭中，之前忙乱的景象重现。不过这次满天神佛没有再眷顾翼城，叛贼的十万大军终于在不久之后兵临城下，军势绵延数里，杀声震天，一些箭支甚至已经射到了太守府内。官军不久之后也在附近集结，但人数只有叛军的一半，而且缺少了最精锐的风云铁骑，形势不容乐观。

　　十天后，战事果然不利，傅燮苦守之下，决定主动出击，为官军争取时间。司马华雄集结了一千五百名士卒，由傅燮亲自领军，与叛军玉石俱焚。太守府中的官吏也有不少自愿从军出城，整个太守府空空如也，李玮却无意行此必死之事，只是独自端坐于治所中看书。忽然见杨会一身戎装，急匆匆的跑了进来：“仲渊，我有一事相求，你务必答应我。”

　　李玮讶道：“子明，你这打扮。。。。。。莫非是要出城迎敌？使君不是把公子托付给你照顾了吗？”

　　“正是如此，但我决意随大人赴死，所以不能受命了，我打算把公子转托于你。”杨会抓住李玮的肩膀道，“虽然我们相识日短，而你平日又不欲多言，但我深知你是君子，必定会完成我的托付，我只问你，你打算把公子交于何人门下。”

　　李玮微一思忖，便道：“安定王剪，可为明师。”

　　杨会感激得一点头，也不多话，推门去了。李玮望着他瘦小的背影，心中莫名的一痛：“大汉呀大汉，你还要多少如此忠贞的热血男儿为你付出生命呢？这一切都值得么？”

　　杨会走后不久，李玮便带了傅燮之子傅干，与一些百姓一起躲入事先挖好的地道之中避难。听着上面隐约传来的战鼓声，铁蹄声，喊杀声，闻着地道内另人窒息的空气，李玮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可怕和自己的无助，大业，爱人，一切的一切随着生命的消逝而离自己越来越远。正在自怜自艾的时候，忽然听得轰得一声巨响，李玮本能的把傅干压在身下，接着似乎被巨力一撞，整个人就失去了知觉。

　　“喂，你醒了吗，要不要喝水？”李玮模糊中听到人声，艰难的睁看了眼睛，只见身在一个大帐中，一个士卒装扮的老者正在低头看着他，“小伙子运气真不错，你们躲藏的那条地道被震塌了，你却正好扑倒在一个大洞中，只受了皮肉伤，不过若大军再晚些进城，你和那个少年估计也要被活活闷死了。”

　　李玮转头看见一旁的傅干安然沉睡，似无大恙，心中一定，忽然想到老者“大军”之言，忙问道：“你们是谁的队伍，大战谁赢了？”

　　“呵呵，这里是河北军的伤兵营。”老者自豪的笑道“天下哪有能胜过我家豹帅的人？当然是我们赢了。西凉这帮兔崽子凶是凶，不过比我们河北人还是差点。”

　　“啊，你是豹子的军士，老人家，请帮我通传一声，这位公子是傅燮傅使君的公子，是傅使君临终前托付给我照顾的，在下是汉阳郡掾吏祭酒李玮，我要见李弘李中郎。”

　　老者也是一惊，忙跑了出去，李玮忽然感到紧张万分，老天似乎忽然眷顾了自己，不单是劫后余生，还得到了立刻见到豹子李弘的机会，那他的所梦寐以求的天命，是不是就在眼前了呢？他拯救天下万民的志向，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实现了？他接下去的道路究竟又会怎样呢？

　　诸生传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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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东汉和帝后盐铁不再官府专卖

　　论坛上hunanstone书友有一个帖子，关于东汉盐铁的事，诸位书友可以看一看。

　　以下摘自罗庆康先生的:表明和帝以后盐铁已非官府专卖.

　　Z、东汉时期

　　(一)、东汉初年盐铁仍是官营

　　东汉窜帝无和元年(公本84年)前的59年中，盐铁制度是

　　官营还是民营，⑧或是“官营民营并行”④呢7我认为是官营。

　　虽然，东汉初盐铁业官营元明确记载，但说明这‘—的期是官营的零星史料不少。如‘后汉书·杜诗列传》云，涅武七年(公无31年)，杜诗为南阳太守， “善于计略，省爱民没，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这是杜诗在担任南阳太守时利用水为动力，①发明了水排鼓风，来冶铸铁农具，百姓买买方便多了。因此，南阳尊称他为“杜母”。这属官营无疑。南阳属汉代五大经济区之一的“三河地区”，是中原地R重镇，故能代表一般。

　　盐铁宫营的表现不仅中原地区有，边远地区亦有c

　　先看西北边地，如崔定的《政论》栽； “旧时永平、建初

　　之际……(西北)边民……皆作私兵，不肯用官器“。所谓“官器”，当然是官营手工作坊所冶铸的产品，边民应该买用，但却“不肯用”，原因是官营铁器已不“牢劲精利”，而是“刀车悉钝”。②似此乃官营专卖。

　　再看南部边境，如建武韧，任延为九宾太守， “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⑤试问： “铸作田器”者是政府，还是九真百姓?

　　上述史料说明，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边境，盐铁业都是宫营专实。同时，从官方采取的一些措施看，也能证明这一点。

　　l是3C盐作为百宫俸禄。建武初，宋弘为司空， “常受俸得盐致干斜(此条姚本作“末弘为司空，尝受俸得盐“)，遣诸生迎取上河，令粱之。盐贱，诸生不集，弘怒，使追，及其贱，悉果卖，不与民争利“。①如果不是盐专卖，哪来如许之盐作为薪俸?如果不是官营，也没有必要派官吏去上河“迎取”。其意是宫家担任远销。二是象汉武帝一样，用铁盆作为控制盐户制盐的手段。煮盐铁贫是煮盐的主要生产工具，盐专卖时，允许国家手工业作坊制作，盐户煮盐先要从宫家领取铁益。汉武帝时期的“官与牢益”就是如此。

　　(二)、牵帝全面恢复盐铁专卖

　　章帝全面恢复盐铁专交，禁止私自煮铸，是在元和年间

　　(公元84—87年)，②废止1：章和二年(公元88年)，④前后最多不超过5年左右。

　　章帝为什么耍全面恢复盐铁专卖呢2一方面是“经用不足“。 e后汉书·朱阵列传》云； “(元和中)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所以，尚书张林提出： “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煮“。李贤等引《前书》作注： “因官器作煮盐。”①即实行盐专卖。另一方面为了抵御匈奴。和帝在章和二年夏四月戊寅沼曰： “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权收盐铁之利，②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很显然，盐铁专卖是为了解决师旅之费。

　　为了表示对盐专类之重视，窜帝还于元和三年(公元明

　　年)擞八月乙丑， “幸安邑，观盐池”。安邑盐油乃指“河

　　东盐池“；规模不小， “麦51里，广7里，周116里”，是

　　当时重要的盐产地。座落在“今蒲州虞乡县西”。⑧

　　章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建韧六年(公元81年)， “是时肃宗议复盐铁宫，④(大司农郑)众说以为不可。诣数切贵，至被安劲，众执之不移。帝不从。“元相中尚书张林主张盐铁专卖，章帝“有沼施行”，但朱晖以为“不可施行”，其理由是： “王制，天于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盐利归宫，则下人穷怨。“窜帝发怒，切责之， “挥等皆自系狱“。①就是在推行盐铁专卖后，也有人借故反对。如章和元年(公元87年)，而“奏罢盐官，以利百姓。”⑥这是郑众、朱晖等反对盐铁专卖的继续。

　　到章和二年，盐铁专卖宣布废止，这是有诸多原因的。一是吏治腐败，抓的不力。和帝在即位后沼中曰： “吏多不良，动失其侵，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②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 U益衰落，无法大规律组织盐铁专卖。盐铁专卖是王权集中下的产物，如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央权力高度集中，能通过强制手段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动员中央到地方的官吏去组织生产与运销。东汉初期，光武、明帝、章帝实行台阁制，王权较为集中，能够勉强为之。但自和帝以后，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庄园发展起来，逐步压倒了王枚，他们私自煮镑获利。因此，将权力下放到地方，让民煮铸，出征我为宜。三是长期斗争的结果。自昭帝盐铁会议之后，斗争一直在继续《元声也曾另盐铁官三免彦帝时期，郑众t朱晖竭力反对，实际上是盐铁会议的继续。

　　有人提出，彦帝建韧六年提出“议复”盐铁官营作何解释7我觉得，似乎在永平与建韧之间国家可能允许私人经营。前文引用的崔塞《政论》中提到!西北边民“皆作边兵，不肯用官器“就是例子。另外，尚书张林提出“官可自煮“，即有私营存在。如果此说能够成立，章奇提出议复盐铁一事就可解释清楚了.

　　(三)、自和帝始实行民营征税

　　东汉自和帝始，实行“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对

　　此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官营为主，私营为副”r①有的认为，东汉盐铁宫的职掌“既主持官营，又管理民营征收税金“。②我认为，东汉自和帝始，一直实行民营征税。

　　和帝即位后之沼讲得明白，章帝“遗戒郡国罢盐铁之

　　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宫“，根本不存在什么官营为主之迹

　　象。另外，我们从一些散见材料中也能看出这一点。为了论

　　述方便，不妨列举如T2

　　顺帝永建四年(公无129年)，尚书仆射虞

　　钢上疏： “雍州之域，展田谁上，义沃野千里，谷

　　．探殷实，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⑧

　　桓帝时，夏敌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

　　隐巨姓息，为冶家调。余突的发，形貌超瘁，积二、

　　三年，人无知者“。④

　　献帝时，刘度任幽利牧， “开上谷胡市之利，

　　通渔阳益铁之饶。民悦午牟，谷石三十“。⑥

　　上面所举史料，全届民营。龟兹盐勉，完全是交给民萤

　　获利。夏放为逃避党团之汛于林虑曲中作雇工二、三年，竟无人知晓。足见其“冶家”规模之大，届痛冶者之多。“冶家”应是富家大户，纯系为私人作坊经营。刘虞开通渔阳盐铁、使人民十分喜悦，这也是民营。

　　新近又拿起《华阳国志》阅读，其中不少史料，足以证

　　明此点。桓帝延嘉后，涪人张寿，“少给县远杨放为佐，放为

　　梁贼所得，寿求之。积六年，姑知其生存。乃安家盐井得30

　　万，市马5匹，往赎放“。①又东汉巴郡临江县“有盐官，

　　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②又，东

　　汉汉安县“有盐并、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⑧这都是东

　　汉豪家私人煮盐的铁证。 ‘

　　少数民族地区则私自煮铸盐铁的现象长期存在，如汉山郡， “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宜，宣帝刀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地有的士，煮以为盐……灵帝，复分蜀郡北部为汉山郡云“。看来，此地在两汉时均属私家开采。据史载，该处在两汉时，母系氏族残余仍然存在，加上气候条件恶劣， “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冬则“入蜀为傀”，④夏天才返其故地。因此，很难进行管理，所以任其开采算了。

　　至于有的学者所列举的一些史料，以证明官营存在，我

　　们觉得有些失真。为了说明方便，现列出来，一并加以分

　　析之。 ‘

　　(1)《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在越福郡“定爷

　　县“条里云： “县在郡西，波泸水，宾冈撤白摩沙

　　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汉末夷皆

　　钢之，张是往争，夷帅狼本、架木王舅不肯服，最禽

　　挞杀之，厚赏赐，余类皆安，官迄有之，北沙河是。“

　　有的学者作为东汉中后期“官府经营”盐铁之例证。⑦确实，是官府经营，但不是东汉之事。因为《三国志·蜀书·张疑传，里记载得很清楚，刘后主建兴十四年(公元236年)后，张疑发现其地“出盐铁及漆，而夷激久白固食”，张轻便杀了作梗的男帅狼牟， “重申思信，遂获盐铁。器用思赡“。

　　(2)《华阳国志》卷一

　　郡临江县“有盐官，在监涂

　　门亦家有盐井。“

　　：溪，一郡所仰。其豪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东汉盐铁官既主持官营，又主持民营的“并存现象”。②其实，是反映东汉私营盐铁的例证，前面已经分桥过了。至于临江县“有盐宫”事，并不为奇。自东汉和帝废止盐铁专卖后，并没有撤销地方郡县盐铁宫，只不过是职掌有所变化而巳。盐铁专卖时，主持盐铁的生产与运销；停止专卖后，就只收税了。事实2l和帝以后，盐铁官依然存在。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秋七月，和帝“复置团郡故安铁官“⑧就是最好的说明。在《汉书·地理志》中琢郡下有铁宫，应置于故安县，中间废置了；直到永元十五年又予以恢复。这不是“并存”，而是单一的盐铁民营。确实，废止官营专卖以后，盐铁官依然存在。只不过东汉巳将权力下放到了郡县，因此盐铁官由郡县统管。即使是私营，仍要通过盐铁官批准，并按期交税才谁进行。我们可从山禁之严中看出来。前引的木建四年顺帝之沼曰， “凡民入山开采，命有司检察“，如果未获批准，应当禁绝。这是盐铁官的职掌之一。

　　自和帝即位后，确是民营征税。桓帝延嘉七年(公元 164年)，史朔迁河东太守，“被一切记书当举孝廉，56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救断绝书属。中常侍候览果造诸生密书请之，并求假盐税“。①“集解”引沈钦韩注： “菜河东有两盐池，则后汉仍榷其税。“据此不但证明东汉桓帝时仍是民营征税，而且说明盐业行政与税务仍届郡县主管。否则，侯览也不会向太守借盐税，太守也不会有权拒绝。

　　(四)、使者“监卖”不是专卖

　　关于“监卖”制度作法怎样，又起于何时2这个问题值

　　得探讨。

　　“关中f肢之地，顷遗荒乱，人民流人荆州者十万

　　余家，闻本么会宁，皆企望思扫。而J3者无以自jk，诗将

　　冬竟招怀，q为部曲。环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

　　一且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

　　宜如旧置使者监卖，口共立且市翠牛。若有归民，以供

　　给之。勤耕积粟，LJ半殖关中。运民闻之，必日夜竞还…

　　…免口白太祖。太祖从之，始遣揭者仆射盆盐官。“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恢复监卖制度的时间是在献帝建安

　　列年。至于创始的年代，史料元征。但从卫规结苟或之书

　　看， “自乱来敬故，宜如旧，置使者监卖”句，说明至少创于

　　“乱”之前。而“乱”，是指黄巾起义，这是封建正统史家对农

　　民起义的诬称，那就是说，监卖制度应于黄巾起义以前就已

　　有了。黄巾起义是在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爆发的，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中央派使者监卖盐业之制，似在延

　　嘉七年至光韧七年(公元164——184年)之间，①因为延嘉七

　　年以前，仍是大守统管盐铁业，派盐铁官收税，并将盐铁税

　　一部分上交给天于。即使有权的中常侍侯览个人窃书借河东

　　郡的盐税，也“积日不得通”。说明这个时期还不需要派

　　“使音”监督盐官，以保证朝廷的税收，

　　东汉对盐官的职家有明确的规定， “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⑦之所以置中央使者对盐官实行监卖，无非是郡县保证不了上级的税收。东汉中后期盐铁税的关链在“民锅”这一环上，要掌握盐的销量、销价，从而征税。因此， “使者”的职掌似应如此。为什鸟郡县保证不了朝廷的税收，而必须派使者监卖呢7我认为有以下的原因：一是郡县盐铁官本身的问题。和帝即俭后之沼讲得很清楚，实行专卖后“以违土意”，其根源是“吏多不伊，“动失其使”。民营收税后，更治不见得会有所好久磁口卫朗所云，献帝建安韧年之所以恢伊使者“监卖制，也是因“乱来敬放”，管理不严，盐税保证不了上交。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郡县抓得不紧，不但盐米价格昂贵，而且人口也减少；反过来，则“盐米丰残，十倍于前”。①安帝时，虞切为武都太守， “始到，谷石干，盐石八干，见户万三干，视事三岁，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郡户数万“。②说明在同一郡中，由于前后太守采取的措施不同，则效果差别很大。武都那在二三年之所以变化大，主要是因为虞销平定羌胡之后，采取倍道、开河、招抚流民等措施的结果。这样，郡县就能保证上缴朝廷税收，反之，象虞钥的前一任太守，就差远了，盐价很高人民买不起，当然就保证不了税收。二是桓灵党铜之祸以后，东汉政局不稳，王枚日衰，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因而各地酝酿着农民起义。直至光和七年，终于思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朝廷为了应付内外战争的需要，必须按刮民队因而中央派“使者”监督盐官，以加紧对盐铁税的征收，也有这个可能。

　　当然，献帝建安初恢复“监实”盐官之制，那是另有原因的。主要是对流民的安置问题。流民问题是历代统治者最赖手的问题。不但政府减少了赋役的对象，地主阶级减少了地租，因田地荒芜，而更重要的是流民聚集于Ib泽，以致酿成大的起义。关中人民十万亲家流入荆州后，又出现了“例流“的现象。可流民回本土后，不解决土地、耕牛、农具、种子等问题，依然是社会不安因素。而诸将又收之成为部曲，造成军阀势力脑肠严重威胁中央政权。为此，中央恢复“使者”监盐官，以保证税收的征取。以盐税“益市犁午，若有归民，以供给之“，达到“勘耕积栗，以丰殖关中”，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东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骑兵和汉朝步兵介绍

　　作者：穆斯塔法

　　在文章的开始需要说明四点，第一：在这篇文章中，关于汉朝少数民族骑兵的资料大多取自匈奴骑兵。第二：在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中，完全的步兵编制很少见，而完全的骑兵编制更少见，所以大家在看着篇文章的时候，请注意。第三：因为时间关系，着篇文章中的很多地方是我直接摘抄的，所以并不属于原创。

　　在我们详细考察一下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和一支以步兵为主的军队之前，有必要对骑兵与步兵进行分类，骑兵的分类，至少是分为马镫时代和无马镫时代，因为马镫能将骑兵与马匹很好的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使马镫时代骑兵的突击能力大大增强.在《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中，有如下文字:‘马镫，除了由鞍鞯和驰驱所提供的前后两方的支撑之外，又加上了侧面的支撑，于是有效地把马和骑者溶合成为足以发挥前所未见的强力的一个单独的战斗单位。战士的手不再直接用于打击了，它只用来指导打击的方向。马镫就这样用马力代替了人力，无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损害他的敌人的能力。‘为了在下文中便于叙述，暂不对骑兵进行更详细的分类，而步兵则可以非常简单的分为轻步兵和重步兵，如果再细分一点，可以分出一类中装步兵.而许多人也习惯将骑兵分为轻骑兵和重骑兵，如果按史书上把重骑兵定义为人马都披甲，那所谓的重骑兵就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了，因为东汉时期，开始在战马的胸部装上皮革制成的“当胸”，（这个在《三国志。鲍永传》里有记载）。到了三国时期，开始出现比较完善的马铠，但是当时这种装备非常的珍贵。曹操在《军策令》中说到袁绍有三百具马铠，然后伤心的说自己的军队连十具也没有。 到了官渡之战时期，袁绍上万骑兵部队加在一起还是只有几百具马铠，重骑兵的比率不过只占全部骑兵的百分之三。这时的马铠仍然用的是皮革甲片，长矛的正面狠命穿刺仍然可以洞穿护甲。

　　那么北方少数民族骑兵在当时又是什么样的装备呢？首先从战马来讲，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马作为草原战马更较其他马种zhan有优势。这些优良的战马再配上先进的御马工具——马笼头和便于乘骑的马鞍，大大增强了匈奴军队的战斗能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种“尽为甲骑”， 表明战马是匈奴军事的重要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充分显示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再从兵器上来讲，《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弩机、刀、剑、戈、矛、斧、流星锤等。 匈奴的弓多木质，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其长可达1.3米。 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发信号用的匈奴鸣镝。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可确认的匈奴鸣镝，但我们可从稍晚的契丹族鸣镝得到启发。其他的作为兵器的匈奴箭镞出土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特征鲜明，散发着慑人的力量。看着它们至今依然锐利的前锋，再假以弩机或剽悍的神射手弯弓发射时的威力，人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巨大的杀伤力和穿梭于刀光剑影中生命的脆弱。 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还有少量的铜刀。刀大多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短剑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短剑的风格，双刃，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首或环首。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有的有柄，有的无柄，多锈蚀严重，难见其原来面目。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斧、矛和戈应是对中原兵器的引进和借鉴。这些匈奴短兵器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最后从铠甲上看。在需要近身搏斗的冷兵器时代，士兵装备的坚实与否会极大地影响着军队整体的战斗力。匈奴人深谙此道，非常重视士兵的保护，他们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劲、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形成“尽为甲骑”、机动灵活而又庞大的匈奴骑兵。出土的匈奴头盔继承了北方草原的传统，与北京昌平西周白浮木椁墓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南山根出土的东胡族青铜头盔形制相仿，匈奴的头盔仍为青铜质地，素面无沿，盔顶有方钮，两侧护耳下方有系穿带子的小洞，两面开口，佩戴可不分前后。从其形制看，我们可以了解匈奴头盔的系戴方式，同时也可体会到这样的头部防护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对士兵所起到的良好保护作用。匈奴铠甲比起头盔来更少见，高勒毛都M32出土的匈奴甲残片青铜制成，呈鱼鳞状密布，显得非常坚实。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利用匈奴青铜甲片复原了一件匈奴铠甲，尺寸约为65×50㎝，分前后两片，由众多的圆形青铜甲片组合而成。甲片之间原应用皮条连系，但皮条已腐朽，因此只剩下甲片。

　　那么说完了游牧骑兵，再来看看东汉步兵的装备。

　　铠甲，普通士兵是熟牛皮制成的护住前胸背部的皮甲；高级一点是鱼鳞铠，几千片铁片密密麻麻的，而且是汉代士兵的最好装备，因为铁黑色，所以又叫“玄甲”

　　说甲就不能不说盾，盾在当时更接近防御工事而不是兵器，盾小橹大，都是一东西，一般是木制，出土的漆盾记得两厘米厚。蒙皮铁盾太重，除了对抗骑兵的时候一般不用。小盾也有，叫做“钩镶”，据说是前面带有钩子的小盾，能锁拿敌人兵器，而且本身也有一定攻击力。不过使用要相当技术才可以。环首刀配合钩镶就是长兵器的克星。不过想来这种兵也不容易训练。 至于大盾，是先秦时吴地的比较有名，所以也叫“吴科”，屈原楚辞里有句“……操吴戈”有人认为就是“吴科”之误。

　　关于刀剑说，环首刀的环是缠布绑在胳膊上避免掉落的。越长环首刀越难使。出土文物显示孙吴士兵环首刀平均长度是70多CM。而蜀汉是120CM可见两国士兵战斗力和锻冶水平。长刀外还有随身短刀，因为贴大腿挂叫“拍髀”应该算是长匕首吧。

　　戟，三国的重头兵刃，长短都有，规格不同，步兵的一人高，骑兵的越长越厉害，不过也越不容易使。形制简单的戟就是一横一竖如“卜”形。三国出现“雄戟”横上翘，竖加了个弯钩。典韦死前发威使戟“一叉入 十余矛摧”就是用的这种雄戟。

　　矛槊，和戟长度差不多，就是一木棍插上各种头。最长的有三丈，用来破骑兵的。

　　弓弩，计量单位分斤（0。2228公斤），钧（三十斤），石（120斤 与普通度量衡不同）三级，一般弓用斤，弩用钧，石。一般弩是三十弦一弓，诸葛弩失传，残念。骑兵也有专用弩，实物已经出土。

　　至于剑当时基本不算兵器了，就是无聊文人装风雅的东西，也就是曹丕、鲁肃有钱有闲的才练。至于练好了好象也是门技术。

　　拋石装置，曹操在官渡之战使用一种拋石车，因拋石时声音很大，所以命名为‘霹雳车‘。为史书中最早有记载的拋石装置(资治通鉴：袁绍在营 中堆土成山，建立高楼，向曹营射箭，曹操建霹雳车，用巨石 攻高楼。)。其原理是利用杠杆原理拋石来攻击敌方城池或城防设施和人员。

　　如果一支以骑兵为主力和一支以步兵为主力的军队对抗，那么我们可以不难发现：

　　1，骑兵对步兵的最关键的优势：机动能力强，能迅速打击对手的弱点。可以在关键时刻做猛烈突袭插入敌阵的中心起到极大的破坏的作用。骑兵一般是主要的突击力量，骑兵从侧后突击敌人的阵势，配合正面主力的进攻。

　　2.骑兵有速度和力量以及高度的优势，马匹的重量和速度加强骑兵的冲击力和打击力，是非常强悍的突击力量，步兵在这方面明显劣势。

　　3.骑兵有气势和心理上的优势，居高临下看人让人有成就感和优越感，相反的则让人有自卑感和危机感.

　　4，步兵由于机动上的劣势一般是处于防守地位.一般无法主动进攻及追击，在追击作战中如果没有大量骑兵投入，难以取得很大的战果。

　　5，在丛林、山川以及攻城与守城作战时步兵又zhan有优势，骑兵在狭小的地带无法发挥其机动等优势。所以在我国南方水网密布地带，骑兵难以有所作为，同时，在西方的意大利半岛，伊里比亚半岛（现在的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巴尔干半岛（主要是以前的希腊，马其顿，色雷斯），大量的骑兵同样难以有用武之地，骑兵由于对地形条件的要求比较高，在很多地区不能发挥其战斗力，我想已经形成共识，在本文中就不详细探讨了。步兵的正面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但是在其侧面与后面则非常之薄弱，做个简单的模型，如果我军拥有步兵一万名，那么如果我们的正面拥有200人则侧面只有50人.

　　那么步兵的优势又在那里呢？

　　无论是对于重甲骑兵还是骑兵射手，步兵战胜他们的杀伤利器都在于强弓硬弩。因为在作战中，步兵缺乏战术机动能力，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只有比骑兵的机动更快同时必须是远程（因为为了形成战斗力，步兵必须保持严整的阵型），才能有效战胜骑兵，而这种武器的特征正是强弓硬弩所具备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对于强弓硬弩的态度，我们会很容易的发现，以轻骑兵为主力的蒙古人对于强弓硬弩愤恨之极，一怒之下，居然下令废除强弩的制造技术（呵呵，看到蒙古人这么豪爽的行为，我现在还想废了核武器呢！）；在欧洲中世纪，出于对于骑士地位的尊重，也曾下令禁止使用强弩，因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农民就可以用一把强弩杀死一位勇敢的骑士！当然，仅仅凭借强弓硬弩是不能战胜骑兵的，还记得我们在上面的文章中提到的长达三丈的矛吗？四个经过短期训练的战士，在骑兵突击前，在自己的前方树起高3米，宽1.5米的橹，三个战士半跪在地上，用头和肩膀支撑橹（橹自己本身就有支架，用战士支撑是为了对抗骑兵的冲击）另外一个手持环首刀站在侧面，用以斩杀落马的骑兵，至于矛是通过橹中间的一个小孔透出的，末端插在地上用于支撑。那么是不是骑兵在冲击的时候面对的第一层阻力就是这些巨盾士兵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些巨盾战士的前面还有一道木制拘马构成的防护线，而拘马前面还有宽2米，深1.5的壕沟，在壕沟前面还有大大小小内制锋利木刺的陷阱和鼠洞般大小的拌马。

　　OK，到了这里相信大家经过如此繁复的介绍，对于当时的骑、步兵都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后勤补给。

　　凡是军队出发，（怎样）在敌人那里得到粮食，是最要紧的事务了。运粮不但开销大，而且情况不容许走远路。有人曾经计算过，一个人背４０公升米，一个士兵自己带五天的干粮。一个民夫负担一个士兵的军粮开销，一次可以走18天；（４０公升米，1个人每天要吃１.３４公升米，两个人一起吃，18天就吃完了。）如果把回程算在里面，只能往前走九天。两个民夫负担一个士兵的军粮开销，可以走26天；（８０公升米，3个人每天吃４公升，8天以后一个民夫背的米吃完了，给他6天的粮食让他回去，后18天两个人每天吃２.６公升米加干粮）。如果把回程算在里面，只能往前走13天（前8天每天消耗４公升，后5天和回程中，每天吃２.６公升加干粮）.3个民夫负担1个士兵的军粮开销，一次可以走31天（１２０公升米，前6天半4个人每天吃５。３公升，然后减去一个民夫，给他4天的粮食，后面17天三个人每天吃４公升米，又减去一个民夫，给他9天的粮食；最后18天，两人每天吃２.６公升米加干粮）把回程算在里面，只能往前走16天（前6天半每天吃５。３公升米，中间7天每天吃４公升，后面11天和回程每天吃２。６公升加干粮）3个民夫负担1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出兵十万，辎重部队要占去三分之一，能真正参加战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已经要用30万人运粮了，再要增加就难了。（途中回去的民夫要有士兵护送，因为运途中有死亡和生病的，人数会略有减少，而且所减掉的人数所少消耗的部分粮食，正好给护送士兵用）。运粮的时候每人背４０公升米，这是用总数来算的。其中队长不背米，管打柴和汲水的要减半，这些人的部分就要平摊在其他民夫身上。如果（途中）有死亡和生病的（民夫），他们所背的米，又要平摊，所以每人所背的量，常常要超过４０公升。所以军队里不能有人吃白饭，多一个吃白饭的，就要有两三个人为他负担军粮，还有可能会不够。如果用牲畜车辆来运粮，那么骆驼可以运２０１公升，马和骡子可运１００公升，驴子可运６７公升。比起人运来，虽然运得要多而消耗要少，但是（路上）不能按时喂养和照顾，牲畜很容易消瘦死亡，一头牲畜死了，那么就要连它所背的粮食一起扔掉，比起用人运粮来，好处和害处各居一半。骑兵就更多，因为还要加上战马的草料，在作战期间，战马是绝对不能放养吃粗料的，那么每匹马3斤/天的草料，兽医所需的补给，和马匹的给水（自己去算算费用吧，看了我写的这么多，也该劳动一下了）。

　　好了，本来打算把骑兵作战中的一般流程也写出来的，但现在忽然失去了写的热情（上面的文章连写带抄用了3个多小时，达到极限了），下次再说吧。

　　最近一直在追看猛子的《大汉帝国风云录》，记忆里面这还是本人第一次对一本小说如此关注。这篇文章也是特意为此书写的.所以除了除了猛子，谢绝其他人转稿，谢谢。

　　补充:长戟，汉代最主要的格斗长柄兵器，骑步都离不开它。而与长戟同样重要的，还有矛，都大量使用，也都已经

　　是钢铁制品了。 短柄兵器 是刀和剑，出土的钢剑中有的可长达124CM，刀是汉代开始兴起的，战国时期还未出现，

　　汉初时铁剑仍是主要短柄兵器，但刀出现后，就逐渐的把剑排挤出去了，成为广泛使用的兵器。 汉初的防具主要仍是

　　铠甲和盾牌。盾牌有木制、皮制和铁制，常见的样式为底缘齐平，上端由两重弧线组成葫芦形，中脊隆起的形状，大约

　　相当士兵的三分之一身高（50~60CM），后来在铁盾上再安装上上下两个利钩，就成了一种新型兵器--钩镶，可攻可

　　守。汉代的甲胄主要是“玄甲”，也就是铁铠 ，它逐渐完善并排挤了传统的皮甲，由甲片镶嵌而成，而当时所使用的

　　铠甲片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型长条甲片（某出土的高23.4CM，宽4.4CM），也称甲札，其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变短；第二类甲片比第一类小得多，形状也更接近正方形（高4.6~5CM，宽2.7~3.4CM，重10克），一般下缘

　　较为平直，上缘两角成圆弧状；第三类，体型最小，更接近正方形，高不及4CM，宽不到2.5CM，这种甲片的另一种

　　样子是作成槐叶或柳叶形状。用上面三种甲片可编成两类铠甲，就是由大型长条甲札编成的札甲和用中小型甲片编成的

　　鱼鳞甲，另外札甲中又有无披膊和披膊之分，骑兵大多使用无披膊的。皮甲成为铁甲的配角，但仍作为重要的辅助性防

　　具。

　　[ 本帖最后由 穆斯塔法 于 2006-5-20 11:53 PM 编辑 ]

汉朝没有马鞍马镫吗？

　　作品相关 汉朝没有马鞍马镫吗？

　　转贴自http://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2004-07-07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最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图1），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⑹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历史记载中汉朝骑兵的作战情况又是如何呢？

　　文帝时，“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⑺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⑻“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⑼“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⑿“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⒀“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⒁“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⒂“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⒃在这些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⒄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⒅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⒆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图2）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图3），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图4）。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发现不等于没有。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出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发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发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从而可以推断，最早发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奴等北方民族。这样，寻找其实物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奴。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马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马镫也只不过是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高桥马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马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进制造木质马镫，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属则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马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纪时的软式原始马镫应与两汉时代的匈奴马镫无大差别。反观冯素弗墓的双马镫，已经是很成型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后世马镫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原始状态。因为西方记载中匈奴的“绷带”状软式马镫已具备了后世马镫固定双脚的功能，因而与长沙西晋墓骑俑仅用于上马的单镫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的祖先，而上马用的镫具只不过是为真正的马镫提供了外型上改进的榜样而已，因双镫也有帮助上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进之后单镫就被取代了。说到这里，一看便知，原始纯木质马鞍和用皮革、麻纤维制作的马镫（或者说只是一种“绑带”而已），甚至是后来使用木制而无金属外皮的马镫，都是极易腐朽而难于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够保留下来，那些外表仅仅是一条麻布、皮带的物品，要准确判断它们的用途也是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发现汉代马鞍尤其是马镫的原因。

　　除去这些，还有一些国外考古发现和国内存在争议的艺术作品。如上世纪初蒙古匈奴墓地的发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镫。配有马镫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29)乌珠留单于死于东汉初年，如果能够证实这真是乌珠留的墓，无疑是给汉代鞍镫的存在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据称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贵霜（公元1~5世纪）铜壶，壶壁浮雕花纹上有两个手持长矛的骑马骑士，马上均有绳索状脚镫。(30)而云南石寨山发现的处于西汉时期的古滇文化青铜战争场面贮贝器的顶部，也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起到马镫的作用（图5），虽然其形制决定了只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说明马镫的早期形态应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马用具发展而来，同时也表明了高桥马鞍的发明不一定早于马镫。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头横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线刻的鞍镫，是欧亚大陆能见到的最早骑镫，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怀疑，原因是有人认为其上骑镫系后人所刻。而证据确凿的反映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文艺作品一直都没能找到。鞍镫的实物不易保存是客观现实，可为何汉代的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没有它们的影子？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但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初步说明其缘由，那就是审美方面的原因。在历史传统中，一件新物品投入应用后，经常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在美学上被人们——尤其是艺术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会保留它出现前的样子，即艺术创作上的“惯性”。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中国晋代以后也不乏表现没有鞍镫或有鞍无镫之骑手和马匹的作品。比如图6中的持槊骑兵和图7的披铠骑士，皆无鞍镫的痕迹，而使用长槊的作战方式与加剧骑手不稳定性的重甲骑兵的产生，都是以鞍镫的使用为基础的。再如在唐朝，马镫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昭陵六骏”身上的镫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图8），但图9中的骑马队伍却都未装备马镫，如果说是平民百姓缺乏财力倒还罢了（其实一副马镫也不见得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这里却是堂堂王家的盛装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会很短，否则规模如此浩大、擎着众多旌旗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人还都让双脚空垂在那里受累呢？这只能说明绘制这幅画的人无视马镫的存在，也许他是感觉不美观，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终归是未将其画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在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美术作品中，也往往出现忽视马鞍和马镫的倾向，如图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无马鞍又无马镫。众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桥马鞍和原始马镫打败了罗马人的大盾、投枪和短剑。此种“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难说得通。这种东西方艺术创作**有的“惯性”对鞍镫进入艺术作品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考古文物的资料观察，可以看出，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实物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这两项对骑兵来讲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仍然应该是已经投入应用的。正是它们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为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奠定了基础。相信随着汉代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两汉时期的马鞍和马镫最终会揭开它们朦胧的面纱。

　　⑴《百卷本中国全史_中国秦汉军事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颜吾芟著人民出版社

　　⑵《中国古代兵制》黄水华商务印书馆出版

　　⑶《阿提拉的传奇——匈奴人入侵欧洲》[德]艾克_施米茨收于《斯芬克斯——历史的秘密》系列丛书[德]克里斯蒂安_胡夫主编

　　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英]迈克尔_霍华德

　　⑸《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⑹《通典》卷一四九

　　⑺《史记》卷十_孝文本纪

　　⑻、⑿《史记》卷一一一_卫将军骠骑列传

　　⑼、⑽、⑾、⒇、(22)《史记》卷一一○_匈奴列传

　　⒀、⒁、⒂《汉书》卷六_武帝纪

　　⒃《汉书》卷七_昭帝纪

　　⒄《史记》卷七_项羽本纪

　　⒅《史记》卷一○九_李将军列传

　　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_太宗

　　(21)《史记》卷八_高祖本纪

　　(23)、(26)《汉书》卷四九_爰盎晁错传

　　(24)、(25)《后汉书》卷一_光武帝纪

　　(27)、(28)《后汉书》卷一八_吴盖陈臧列传

　　(29)《中亚东部的游牧人》N_伊什詹茨收于《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雅诺什_哈尔马塔主编

　　(30)E.ErringtonandCribb，TheCrossroadofAisa，London:theAncientIndiaandIranTrust，1992，pp.163~164摘自《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三联书店2000年3月出版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作者：马强，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汉末三国处于秦汉统一向魏晋南北朝分裂战乱的过渡期。东汉王朝在著名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开始走向瓦解，历史进人群雄角逐、割据鼎立的三国时代。关于东汉王朝的灭亡、三国局面的形成、对峙、终结原因及其三国政治军事的成败，多年来学术界已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诸多方面多有讨论，给予了深入的研究。但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理环境和生态背景之下的，汉末三国历史也不例外。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东汉的灭亡与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民间宗教试作新的分析。

　　一、自然灾害与东汉王朝的危机

　　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三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东汉末年格外突出的生态突变现象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与此同时，东汉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地震、风灾、雪灾、蝗灾记载异常增多。东汉恒、灵以后，异常地理现象突出，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黄巾农民暴动恰好利用自然灾害与社会恐慌乘机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导致黄巾民乱的导火线。

　　瘟疫虽主要作用于人体，为人群流行性强、社会危害性大的传染性疾病，实际上也是人地关系中生态失衡所致，与气候、水灾、早灾等生态变异背景有密切联系。汉末人们对此已有所认识。曹植《说疫气》即明确说流疫发生是因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也属于自然灾害范围。史载，汉顺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恒帝元嘉元年春，“京师大疾疫，……九江、庐江大疫”；汉灵帝位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五次大范围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如曹植《说疫气》中所描绘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黄巾以太平道秘密结众，即以救治疾病为号召。《三国志》卷八注引《典略》说:张角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钦之，得病则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而张鲁在汉中施行五斗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其过”。汉末，成都平原也曾爆发瘟疫流行，天师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开来。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张道陵于蜀中创天师道原因也是所谓“先是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张道陵入蜀后厉行法术，驱散群魔，“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抛开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师道在蜀中借治病传道的事实。正是在这疾疫异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大背景下，张角等长期借治病驱魔为名在民间秘密组织结众，最后终于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于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酿成了黄巾起义这场席卷全国的民众暴动风暴，从而也敲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丧钟。

　　二、地理环境与三国政治割据概说

　　地理环境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格局形成中所起作用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历史学、古代文学及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两个层面。其中区域自然地貌、地形因素及其区域社会心理及民众性格等对以战争为先导的古代历史进程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意义。地理环境因素对三国军事战争的制约以及政治对峙制衡的作用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黄巾起义，群雄并起而兼并争战，赤壁之战与定军山之战后很快出现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鼎立局面，实际上正是东汉中期以来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在军事战略地图上的体现。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为曹操、刘备、孙权集团所控制，历史进人了著名的三国时代。三国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汉末各军阀政治军事力量较量平衡使然，也与三方所在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全国最早形成割据的是巴蜀地区。蜀地偏居西南，四塞险固，北有秦岭、巴山屏护，东有巫山、峡江险阻，距全国政治中心京都洛阳山高路远，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经济富庶，供给充足，一旦天下****、中央控制地方力减弱，则往往容易出现坐险割据。早在两汉之际，公孙述就曾占据巴蜀之地，开了秦统一中国后割据蜀地的先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伊始，也是刘焉首先称雄成都，张鲁闭锁汉中，率先宣布与东汉王朝分裂。后来刘备、诸葛亮能以三方最弱之实力而与曹魏抗衡，演出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英雄活剧，并且能使蜀汉政治在西南中国维持四十多年，与汉中、蜀中“四塞险固”这得天独厚的区位地势不无关系。诚如西晋张华评论蜀汉战略地理时说:“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髻笮，北阻褒斜，西即限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曹操势力起于华北、山东，关东大部分地区平原广炭，地势平坦，适于骑兵进行奔袭歼灭战与集结兵团会战，加之黄河中下游平原是当时全国经济重心区和人口密度最大地区，这为曹操统一北方提供了良好的用兵军事舞台和兵源条件。因而经过官渡之战歼灭袁绍主力，曹操很快统一北方，称雄中原，占据当时天下九州中的充、豫、青、徐、冀、雍六州之地；有学者从政治地理学角度指出:曹操之所以很快统一北方中国，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外，“便是因为黄淮与海河平原是一个地域整体，无法予以分割。群雄争战的结果，只能是强者胜，不可能有较长时间处于分裂而不统一”，确实是颇有见地的。曹操集团在赤壁之战中却遭到空前的惨败，主要原因则在于战争发生地处于古云梦泽湖沼地带，又是长江中游血吸虫病流行区，这对以北方士兵为主体又长于骑兵平原作战的的曹军来说，是天然不利的地理条件，结果战争一开始，曹兵不习水战的弱点就暴露无遗，如周瑜据说“曹舍鞍马，仗舟揖，劼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败无疑，加之又很快感染瘟疫，损员惨重，曹操只好狼狈逃回北方，统一江南的曹字号战车也被迫叫停。孙吴南渡后定鼎建康(今南京)，军事战略一是凭借长江天险，北御曹魏；重兵驻扎三峡东口以据蜀汉；二是孙吴拥有荆、扬二州几乎江南中国的大部分为广裹后方，但长江仍是孙吴最重要的国防线。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关系吴之存亡，两次重大战役孙吴皆以南方士兵习于水战，利用江面宽阔、汹涌澎湃的长江天险克敌致胜，化险为夷，确立了孙吴政权在江南站稳脚跟。从社会环境来说，东汉末年当北方地区陷人战乱、经济残破之时，西南巴蜀、东南江左相对平静，“人口与经济地位在全国范围内与北方相比有所上升，这种情况增强了与北方对峙的势力”，这也是促成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重要人文地理因素。

　　三、地理环境对三国历史的影响

　　地貌、地形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对军事战争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历代军事家无不重视对地形的了解，《孙子兵法》中有《地形篇》专讲战争中地形在战役中的重要性，以及兵家如何在战前充分研究掌握地形制定战略。三国时期地形因素对战争制约最典型者要数魏蜀间对峙的秦岭。秦岭山脉高大险峻，横亘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之间，早在《山海经》中就称其为“天下之大阻”。战国时期的秦与蜀、巴、庸、楚的对峙，楚汉时刘邦与项羽的攻防进退，都曾利用了秦岭天险。三国时期，秦岭及其秦岭山间艰险的交通条件在三国魏、蜀战争中的军事地理作用尤其明显。秦岭对蜀、魏双方的军事作用恰好相反，一方面对曹操的统一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制约延缓作用，另一方面刘备、诸葛亮、姜维等则充分利用秦岭为天然屏障，不仅成功地阻击防御了曹魏西进入蜀，而且以汉中为基地，利用秦岭多条栈道声东击西，以弱国之兵连年不断北伐，有“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之举。建安二十年与二十四年，曹操曾两度率兵西征蜀地北方重镇汉中，一是为征讨收降张鲁而来，一是为解决定军山之战夏侯渊败死残局而至。按照曹氏当时所拥有之兵力，一举西进攻下蜀地，将刘备集团扼杀于初创之时有很大可能。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曹操初次西进，收编张鲁、占领汉中时，“蜀中一日数警”，引起极大恐慌。但曹操最后却仅仅留下少量兵力守汉中，自己北撤回师关中；第二次经褒斜道征讨汉中，对攻打蜀汉似乎更无信心，最后留下“鸡肋”的感叹黯然退兵，最终放弃了汉中。仔细研究曹操两次西征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曾在中原逐鹿、屡败群雄的将军却并不适应山地作战，因而在汉中往往一筹莫展。第一次打张鲁，曹操走陈仓道，结果从散关至阳平(今勉县武侯镇)，一路行进艰难缓慢，且不断遭遇羌、氏土著武装的阻击，兵至汉中盆地西部边缘后，已经兵疲帅倦，本欲撤兵，只是因偶然的事变才乘乱攻下阳平，进入南郑，收降张鲁。第二次西进，在汉中与刘备对峙数月，苦苦无败刘计策，竟哀叹南郑为“天狱”而北撤，究其原因，仍然是极不适应秦巴山地的地形。不少学者认为，曹操放弃汉中，等于放弃了夺取蜀中的大好机会，因而统一西南大业难以实现。其中原由多归结为急于回许昌逼献帝篡权代汉，无心在汉中恋战。实际上如果从秦岭具体的自然地理与交通条件分析，就会发现此种见解并没有抓到问题的要害。可以说疏于对秦岭地理特点的了解，拙于山地作战，是曹操两次西征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过来说，假如曹操占领汉中后集重兵一举攻下蜀中成都平原，显然三国历史将会重新改写。历史上自关中攻打蜀地很

　　少有成功者，就在于长于平原作战的北人很难适应秦岭山地特殊的地形，在此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三国魏蜀争战的事实表明，秦巴山地的军事地理作用对于南北两个方向的战略进攻难度与效果是各不相同的。自南向北，秦岭是有效的天然掩体；自北向南，秦岭则往往是一大很难逾越的天然险阻。

　　当然，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制约也是辩证的，秦岭天险一方面成功地屏护了汉中盆地与蜀中平原的安全，但同时也为诸葛亮北伐制造了粮草运输的致命困难。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六出祁山战役有四次是因为秦岭栈道交通艰难，粮草难继被迫退兵。即使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也在北伐实际中难以奏功。有些学者认为，诸葛亮北伐之所以屡屡失利，在于用兵过于谨慎，绕道迂回祁山进军，而否决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军事奇策。实际上乃不谙熟秦岭诸栈道地理交通路线实际状况而作的评论，且不说褒谷至子午道之间并无横向间道支线可循，子午道北口已经逼近长安郊区，曹魏一直有重兵防守，即使冒然出兵打出子午道，以蜀汉疲惫之师在魏军以逸待劳的防守下，也很难克敌致胜。而走祁山一线，地势较为平坦，陇西天水郡又是东汉以来著名的产麦区，当地杂居的氏、羌又向来与曹魏不和，可资利用，因此诸葛亮选择出兵祁山，自渭水上游向东推进，进逼关中，以求缓进取胜，不失为可行之策。当然这样一来，战争进程较为缓慢，很难短期见效。对诸葛亮来说，也实为两难选择。但无论如何，秦岭在蜀魏之间出现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峙格局中作用甚大。实际上一直“具有直接而强有力的划界作用”，因之也就成为两国的天然军事分界线。

　　气候因素。历史地理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与气候寒热波动有一定函数对应关系，也即历史上寒冷期易发生民族战争、疫病流行与社会动荡。而军事战争的发生和成败与气候因素无疑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在秦末陈胜、吴广农民暴动、明末陕北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法国拿破仑滑铁卢战争等历史战例中都是一再被印证了的。三国时期气候处于中国气候学史上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而且向来较为温暖的江南地区也常常出现严寒天气。黄初六年(225)十月，魏文帝曹丕南下广陵(扬州)视察水军演习，因淮河结冰受阻而返。《三国志·魏志》卷二《文帝纪》云:“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族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人江，乃引还”。此乃有史以来淮河历史第一次结冰的记录。《三国志·吴志》卷二载:孙权赤乌四年(241)春正月，江南地区“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孙吴太平二年(257)二月，建康一带也出现降雪“大寒”天气，致使孙亮下诏“大赦”(《三国志·吴志》卷三)。甚至在孙权嘉禾三年(234)，出现“九月朔，陨霜杀谷”的奇寒低温。南方如此，北方的寒冷自不待言。但三国时期的气候特征却并非完全干冷，是以寒湿交替状态出现的。在中国西南地区，寒冷期中降雨量并未减少而有增多趋势。三国时期寒冷多雨的气候对魏、蜀、吴间的战争成败也具有典型的影响。如曹操死后，曹魏继续发动对蜀汉进攻，建兴八年(230)，“司马懿由西城，张合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在丞相亮于城固赤阪严阵以待下，加之“大雨道绝”，结果“真等皆还”(《三国志·蜀志》卷三《后主》)，蜀汉的国家危机暂时得以解除。多年以后，曹魏方面还有人提及这次因阴雨导致的军事行动的失败:“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悬)乏”，因而被迫退师。此外在赤壁之战、钟亭之战中，曹操、刘备的失利均与气候不适有关。

　　三国时期的疾痊及影响。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高峰期，寒冷的气候，频繁的战争，常常引发瘟疫流行。而瘟疫反过来又对三国时期的宗教、军事、经济乃至社会心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古代文献所记载的“瘟疫”、“疾疫”往往泛指流行性传染病，其致病机理、病种类别等至今尚不能完全考证清楚，但其作为一种对人类危害极大的自然灾害长期存在却是无疑的。三国时期战争频繁，疾疫也常相伴随，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整个三国时代发生疾疫的次数多达二十二次，这对三国军事的胜败与人口的减耗关系甚大，这样也就相对延缓了战争进程。著名的赤壁大战，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曹军最后一败涂地，除了士兵不习水战外，军中爆发瘟疫是一大原因。《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载:刘备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孙权晚年穷兵黩武，欲攻打珠崖(今海南岛)及夷州(今台湾)。名臣全琮劝谏，“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结果两地没有攻下，吴军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最典型的是，孙吴建兴二年(253)，诸葛恪领军二十万围攻曹魏合肥新城，连月不下，时值盛暑，军中爆发瘟疫，“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迫使诸葛恪无功而返。三国时期的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且双方往往都难取胜，与这些频繁爆发的疾疫制约不无关系。

　　瘟疫对汉末三国宗教的盛行也有一定促进因果关系。汉末三国间，以巫师方士为主体的道教十分盛行。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环境因素考察，就会发现这一现象是以瘟疫流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为社会背景的。前已论及，三国时期是秦汉以来自然灾害高发期，有文献记载的瘟疫次数高达二十二次之多。瘟疫导致的人口死亡并不亚于战争中的人口减少。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著名的“建安七子”有四人因之染疾而死。后来魏文帝曹王回忆此事沉痛地说:“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三国末期发生于洛阳地区的流疫，竟然夺走该地区几乎多一半人的生命。《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元年(275)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瘟疫给时人造成的劫难惨状是触目惊心的，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建安二十二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殖，或覆族而丧”。。这些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

　　流行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天师道即以宣扬长生不死为号召，以镶灾疗病为聚众手段，对当时处于战乱、瘟疫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有极大吸引力。《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载:“张鲁割据汉中施行五斗米道，“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也说:“初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本文第一节引葛洪《神仙传》也已指出张道陵于蜀中大邑鹤鸣山创天师道主要也是利用蜀地疫病流行，以祛魔攘疾为号召吸引民众的。《天师道》经典《太平经》中多处强调生命健康、养气长寿、防治疫气等道理和方法，显然是针对当时民众惧怕疾病、消灾免祸的杜会心理有意而为。这也是早期天师传播盛行

　　的重要原因。三国以后，天师道一支沿汉水传至荆襄、江南，经过东晋葛洪等改造在江南广泛传播；一支由汉中传至关、陇，五胡十六国时势力甚炽。直到北魏寇谦之“整肃道教”后才在北方废止。

　　综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地理环境对三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三国历史进程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其中自然因素对区域社会政治、军事、宗教的成败消长有明显的制约力量。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地理环境的影响力，更不能说起了决定作用。比如同样的地理环境，为什么当年诸葛亮亲自布署、蜀汉军民坚守近半个世纪的汉中防线于蜀汉末期在钟会的进攻下很快瓦解，使魏军长驱直入灭亡蜀汉政权?同样的长江三峡水道，为什么刘备东征会兵败夷陵，而三国末期的王浚自成都顺江而下，却能势如破竹，冲出三峡，很快灭掉东吴?这充分说明地理环境对一个时代的政治、军事成败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历史进程中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在政治、军事中的主观能动性。但同时，诚如布罗代尔所说，地理环境因素并非只是历史活动静止的舞台背景，也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参与力量，人在历史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也毕竟有其能量极限，甚至有时往往不能超越自然环境的制约。这或许也是从地理环境角度研究三国历史进程所得出的最大启示。

　　作者：马强，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湖湘蛮夷书友提供的《营法》

　　中国的打仗方式，每战不论攻守先立营寨，立足于不败之地，再可攻可守.不立营就开打，是欧式战法.按汉军打法，北疆大战一定会在阴山脚下立营，再攻要隘，匈奴来袭，当据营死守，可以减小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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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言营、阵同制也。法云：阵中容阵，谓队伍布列，有广狭之制。欲其回转离合，无相夺伦。营中有营，谓部分次序，有疏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乱。卒有外寇侵轶，皆坚壁全备，莫得而动也。苟非规模素定，其孰能与于此乎？故司马宣王观武侯营垒处所而叹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卫青出塞，以武刚自环（盖今之车营也）；充国屯田，则校联不绝（盖今之木栅营也）。

　　○李靖(营)法

　　凡大将军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为奇兵）。

　　中军四千人，内取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一千人，跳荡五百人，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共计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左右两厢各二军，每军各二千六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计一百四十八队）。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凡马步军，通计总当万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队当战，馀六千人守辎重。下营之时，以四千人为中营，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厢四军，共六总管，各一千人为营，六面援中军。六总管下，各更有两小营。每队幕五口。若在贼境，地狭，则四步下幕；若地土广阔，不在贼境，则五步下营。

　　凡五十人为一队，其队内兵士须结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

　　又合三小队，得意者结为一中队。又合五中队，为一大队。馀少五人：押官一人，队头执旗一人，副队头一人，左右亻兼旗二人。即五十人。至于行立前却当队，并须自相依附。如三人队失一人者，九人队失小队二人者，临阵日仰押官、队头便斩。不救人，阵散计会队内少者，勘不救所由，斩。

　　每军大将一人（别奏八人，兼十六人），副二人（军务奏亻兼，减大将军半）。

　　右方营法图

　　法曰：诸逢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兵既有二万人，已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两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军及左右虞候军别三营，六军都当十八营。中军作一大营。如其不在贼境内，田土宽平，每营中间使容一营。如地狭，则不得使容一营地。中一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军出日，右虞候引其前营，在中央右厢向南；左军虞候押后，在中营后左厢近北，结角。两军虞候相当，状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后，诸军并却转。其左右两厢营在四面，各令依本营卓幕，得相统摄，急缓须相救援。若欲得放马，其外营幕即狭长布列，务取营里面宽广，不使街巷窄狭，营外仍置拓队效此。

　　（图Ａ）

　　月营法曰：凡地带半险，须作月营。其营单列，面平背险，而两翅向险，如月初生。每营相去疏密，及安置队伍准前法。其门则临时计之。至若兵马多少，幕次所设，此大约也。如有警急，畜牧并于营后安置。

　　一说安营之法与圆阵相侔，每一大营有四十子营，营各四十幕为一部。其一子营皆空，其内入开，开三迳。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盾后弩，旗鼓中央，大将之所。余法准上同。

　　○裴绪营法

　　凡兵师之营，拟于城郭、宫室，必须牢固，不可得而犯乱也。其古法多依九宫、六甲、太乙、天门、地户之法，皆为疑惑，不便于事。今则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随其险易为之，御平则方列，围水则圆关，山路则盘回，川流则屈曲，务于适时便用耳。

　　法曰：凡下营，非贼境，地土宽平，即布大方阵。营内有一十七小营，中间相去使容一营。如在贼庭，即须窄狭，不得使容一营。其营四角编入，仿佛使圆（圆则易守）。其一十七小营，计一万七千人。古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令加四千五百人为奇伏扬备，则军中之手足，以应时用。其非正门，不得辄出入，犯者论如军律。

　　◎诸家军营九说

　　凡安营部分之法，已载前说。其周营须设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旧法有九种：大约军不久驻，则为立枪、栊枪、车营、拒马之类；若兵久驻，则用柴营、掘壕、城营、木栅之类。符参卿曰：左贼境宿，用枪营，行用方阵，惟大将度宜而处之。今御军者，皆可约此为制也。

　　○立枪营法

　　凡军不久驻，可立枪为营。枪头间架令均。黄昏擂鼓，各着不枪，鼓声绝，刺枪讫，兵士更不得出白绳，便断烟火。营外置约铺，其外更着一人伏听。营外有警，当铺不得高声，敲枪传过。四面即如有警，豫作提防。

　　○栊枪营法

　　凡栊枪为营者，其枪如鸦巢，栊幕外七尺。栊枪之外，造土壕一重。枪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车马在傍横排。

　　○柴营法

　　凡柴营，其柴须密排，不通人过。其间钉橛，仍着不压之。其车横排，须问间架均，急疾转车，便可为城（或作袍）。若久住，营中置一望竿。

　　○掘壕营法

　　凡掘壕立枪，则白绳取定。其壕底阔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阔一丈五尺。其土向里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实，勿至摧塌。里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门。掘彻，即权施浮桥，急疾折去。当界二十步，置一战楼，以门扇及他板木权造。壕唇外掘陷马坑一重，阔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枪三根，失头入火令坚。近壕布棘城一重，阔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坚，为营，其棘须鱼罗布之，令棘头平阔三十尺）。

　　○筑城营法

　　凡筑城为营，其城身高五尺，阔八尺；女墙高四尺，阔二尺。每百步置一战楼，五十步置一风炮一具，每三尺置连枷棒一具，每铺更板并架城内，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阔三步，立木栅一重，棚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马坑一重。

　　○车营法

　　凡车营法，车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为战车，车中出战队。其车子营及外营横排，牛在当中，拒马枪在外，仍连车辕为左右厢和门。

　　○木棚法

　　凡木棚，因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板筑，乃建木为棚，方圆高下，随事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重短为阁道，外柱一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栅外掘壕一重，阔二丈，深一丈。木栅里，每百步造战楼一具，中置望楼，以远探望。

　　○绳营法

　　凡绳营所以援马，若入敌境，刍牧不给，即须寻择水草放牧；每人给绊马索一条，入夜则为绳营，以护畜产。其制：立枪为杠，凡两重，上系马索，连绊相续。马居营中布，官健牧人四面卫马，使不得逸出。营外复出更铺，夜则环营击更鼓为备。内外军士各守本界，不得过从交杂，即奸人无便以入。

　　○拒马营法

　　每人配鹿角马枪两枝，去前枪城三步布置，须首尾相系，鱼鳞布之，则牢固矣。

　　◎下营择地法

　　夫下营之法，择地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木，谓之四备。大约军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阳背阴，养生处实，无以水火为虑。居山在阳，居水避卑。不居恶名，谓豆入牛口之类；不居无障塞，谓四通八达之道，受敌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潜袭，或被火烧；不居水冲，恐有涨溢，或彼决雍。不居无水及死水，恐渴饮致病；不居无出路，谓四面地溢，恐被围难解，及粮运阻绝。不居无草菜，恐军乏绝；不居下湿，恐人多疾病，军马不利。

　　不居废军故城久无人居者，急疾无固守；不居冢墓间，与鬼神共处。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涧深阜，虑有延潦。兵法亦曰：山中之高，谓之天柱；泽中之高，谓之地柱；高中之下，谓之天狱；下中之下，谓之地狱。斥卤之地，草木不生，谓之飞锋。故村墟落、荒城、古寨，谓之虚耗；川谷之口，乏水无草，谓之天灶；穹隆钅敖背，四面平坦，谓之沃焦（亦名龟背）；神祠社木，谓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出之口，谓之死地；大山之端，谓之龙头。凡过此地，并去无留。常令我远之，敌近之，我迎之，敌背之，则此利而彼害矣。

　　◎缘营杂制法

　　凡兵马，每下营讫，营主即须干当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头巡队，问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吏主持畜产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凡军下营讫，司骑及佐分行巡视马驴，有疾者医，有疮者剪剔传药，有伤者申送，量事决罚。

　　凡下营讫，司胄及佐即巡队检校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绽损污，即须修葺磨砺。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为案记，准法科决。

　　凡在营，司仓及佐监管兵士粮食，封贮点捻，勿令广费。

　　凡兵士，每下营讫，先令两队共掘一厕。

　　凡营垒既定，其自外屠沽贩卖人一切禁断，营内自交易即不禁。

　　凡营门，各配随近将校守把。杂色职掌，亦专配一门出入，不得交杂。仍令识认，以防奸细。

　　凡军中，皆令三人或五人为保同行，不得分散。递相觉察，不得与外人私语军事，及受外人财贿，犯者重罪同保。

　　凡陷没人投来，当别差主务，勿使随军，恐为备用。

　　◎警备法

　　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缝雨雪，并抽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并鞍勒放饲，防有警急，立要驰告。

　　凡都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曲，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设外铺。每铺给鼓三面，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凡军营下定，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迭作蕃次。每面四人，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驰报军中。或令马军至一更时举火相应，贼见火号，不敢偷营。

　　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烽制具烽火门）。

　　凡马铺，每三十里一铺，以押官部押。

　　凡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以击鼓应讫，无贼之营即止，惟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辄动。如须兵救，听大总管进止。

　　凡每夜定铺时，每铺令贮火烟五条，干草一束，仍令种火。若有警军，每铺并相救。传铺相报，不得隔越，仍举火炬照之。中军即击鼓，令诸营遍觉。将士俱被甲胄，持弓矢，见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贼若稍多，中军疾出兵救援。其偷营警军，多作叫声，宜审辩之。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并抽留营战队充。其队去幕三十步均布，队间容队。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犯大营。

　　凡军营被贼来犯，大总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诸将潜约成，兵士随身带胡桃铃之类为号。被犯之营闻之，即知大总管兵至。或铎、或铃，皆不可预定，恐贼人偷号。

　　凡军营久住，于山谷贼路，掘断为土壕，阔三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奸人出入与兵马往来，尽见。

　　凡军所驻，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道路及久在军前人，与铺兵计会交牌，日夕递候于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敌人樵牧问觇者，生禽以归，以讯问贼中事机。其举用勿令游奕人知。

　　凡军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杂听伺。如夜闻敌营马嘶，则谋备夜出攻掠之类。其余仿此，以警不虞。犹令听探之不远，故又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营中阔者置三四所。若孤镇铺栅，亦各置一所。听子须频改易回玄，勿常定处所。仍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其数量兵多少大率仿地听之数。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为望子，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亦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之。

　　◎警备法

　　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缝雨雪，并抽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并鞍勒放饲，防有警急，立要驰告。

　　凡都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曲，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设外铺。每铺给鼓三面，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凡军营下定，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迭作蕃次。每面四人，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驰报军中。或令马军至一更时举火相应，贼见火号，不敢偷营。

　　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烽制具烽火门）。

　　凡马铺，每三十里一铺，以押官部押。

　　凡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以击鼓应讫，无贼之营即止，惟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辄动。如须兵救，听大总管进止。

　　凡每夜定铺时，每铺令贮火烟五条，干草一束，仍令种火。若有警军，每铺并相救。传铺相报，不得隔越，仍举火炬照之。中军即击鼓，令诸营遍觉。将士俱被甲胄，持弓矢，见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贼若稍多，中军疾出兵救援。其偷营警军，多作叫声，宜审辩之。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并抽留营战队充。其队去幕三十步均布，队间容队。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犯大营。

　　凡军营被贼来犯，大总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诸将潜约成，兵士随身带胡桃铃之类为号。被犯之营闻之，即知大总管兵至。或铎、或铃，皆不可预定，恐贼人偷号。

　　凡军营久住，于山谷贼路，掘断为土壕，阔三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奸人出入与兵马往来，尽见。

　　凡军所驻，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道路及久在军前人，与铺兵计会交牌，日夕递候于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敌人樵牧问觇者，生禽以归，以讯问贼中事机。其举用勿令游奕人知。

　　凡军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杂听伺。如夜闻敌营马嘶，则谋备夜出攻掠之类。其余仿此，以警不虞。犹令听探之不远，故又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营中阔者置三四所。若孤镇铺栅，亦各置一所。听子须频改易回玄，勿常定处所。仍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其数量兵多少大率仿地听之数。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为望子，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亦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之。

　　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缝雨雪，并抽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并鞍勒放饲，防有警急，立要驰告。

　　凡都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曲，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设外铺。每铺给鼓三面，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凡军营下定，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迭作蕃次。每面四人，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驰报军中。或令马军至一更时举火相应，贼见火号，不敢偷营。

　　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烽制具烽火门）。

　　凡马铺，每三十里一铺，以押官部押。

　　凡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以击鼓应讫，无贼之营即止，惟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辄动。如须兵救，听大总管进止。

　　凡每夜定铺时，每铺令贮火烟五条，干草一束，仍令种火。若有警军，每铺并相救。传铺相报，不得隔越，仍举火炬照之。中军即击鼓，令诸营遍觉。将士俱被甲胄，持弓矢，见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贼若稍多，中军疾出兵救援。其偷营警军，多作叫声，宜审辩之。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并抽留营战队充。其队去幕三十步均布，队间容队。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犯大营。

　　凡军营被贼来犯，大总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诸将潜约成，兵士随身带胡桃铃之类为号。被犯之营闻之，即知大总管兵至。或铎、或铃，皆不可预定，恐贼人偷号。

　　凡军营久住，于山谷贼路，掘断为土壕，阔三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奸人出入与兵马往来，尽见。

　　凡军所驻，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道路及久在军前人，与铺兵计会交牌，日夕递候于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敌人樵牧问觇者，生禽以归，以讯问贼中事机。其举用勿令游奕人知。

　　凡军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杂听伺。如夜闻敌营马嘶，则谋备夜出攻掠之类。其余仿此，以警不虞。犹令听探之不远，故又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营中阔者置三四所。若孤镇铺栅，亦各置一所。听子须频改易回玄，勿常定处所。仍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其数量兵多少大率仿地听之数。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为望子，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亦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之。

　　◎备夜战法

　　兵法曰：昼战多旌旗，夜战多火鼓，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后，必无与敌列阵克期而战。若但袭敌之营，鸣鼓燃火适足以助敌人之耳目，于我返害，其义安在？曰：此孙武之微旨也。

　　凡夜战者，多为敌来袭我军垒，不得已而与之战，其法在于立营。立营之法，与阵法同。故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盖大阵之中必包小阵，大营之内亦包小营，前后左右之军各自有营。大将营居中央，诸营环之，隅落钩连曲折，相去远不过百步，近不过五十步，道迳通达，足以出入；部坠壁垒相望，足以弓弩相救。

　　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为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闻鼓声四起，即令燔燎。贼人夜入营门，四顾屹然皆有小营，各自坚守，未知所攻。大将营中，或诸小营先觉贼至者，当按兵勿动。敌贼尽入，然后击鼓，诸营齐应，众堡皆起，然火内照。诸营兵士悉闭门登垒，下瞰敌人，劲弩强弓四面俱发。若奸人潜入一营，斫营杀士，即诸营举火出兵，四面绕之，号令营中不得辄动，须臾之际，善恶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罗网矣。今之立营，通洞豁达，部分无法，若有贼夜至军中斫营，军中无不警扌┪，虽多置斥堠，严为备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纵有众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战之法，贵在于乘敌之不备，幸敌之挠乱，骇而攻之，则有胜计。前史所记，或因天之阴霾，夜之风甚，各执火炬，衔枚疾驰，出其不意。若寇营士卒警怖蹂躏，吾以精骑劲兵乘之，此必胜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乱，攻之而愈靖，将卒不惊，营壁如故，则是彼之法制谨严，备预周密，我当舍而勿攻；不然，非己利也。盖兵者，避实击虚，以整待乱，故锐而避之，乱而取之，此良将之善计也。晋罗尚遣人夜袭贼将李特营，特知之，戒严以待。及至其营，特坚卧不动，俟其众半入，发伏击之，大败。此所谓舍而勿攻者也。

汉代官员的俸禄

　　汉承秦制，西汉时从万石至斗食佐史，共22级（一说21级），采取的是给谷制。禄秩与实物发放数的对应关系是（下注部分官职俸禄前后有变动，不一一注明，仅作参考）：

　　1）万石：三公等（豹子的车骑大将军应该在此），月谷350斛（注：1斛＝1石），一年4200石；

　　2）中二千石：九卿等，月谷180斛，一年2160石；

　　3）真二千石：诸侯相等，月谷150斛，一年1800石；

　　4）二千石：郡太守等，月谷120斛，一年1440石；

　　5）比二千石：光禄大夫等，月谷100斛，一年1200石；

　　6）千石：丞相长史等，月谷90斛，一年1080石；

　　7） 比千石：太中大夫等，月谷80斛，一年960石；

　　8）八百石：汉成帝时除，就六百石；

　　9）比八百石：谏大夫，俸禄不详，后除；

　　10）六百石：州刺史等，月谷70斛，一年840石；

　　11） 比六百石：博士等，月谷60斛，一年720石；

　　12）五百石：县长，汉成帝时除。

　　13）四百石：大县县丞、县尉，月谷50斛，一年600石；

　　14）比四百石：五官侍郎等，月谷45斛，一年540石；

　　15）三百石：次县长，月谷40，一年480石；

　　16）比三百石：五官郎中等，月谷37斛，一年444石；

　　17）二百石：县丞、县尉等，月谷30斛，一年360石；

　　18）比二百石：月谷27斛，一年324石；

　　19）百石：御史属等，月谷16斛，一年192石；

　　20）比百石：不详，后除；

　　21）斗食：月谷11斛，一说每日1斗2升；

　　22）佐史：月谷8斛，另一说佐史也并入斗食中。

　　东汉时禄秩变化不大，从万石到斗食佐史共17级（或16级），但给付方式改成半钱半谷，东汉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钱9000，谷72斛；真二千石月钱6500，谷36斛；比二千石月钱5000，谷34斛；千石月钱4000，谷30斛；六百石月钱3500，谷21斛；四百石月钱2500，谷15斛；三百石月钱2000，谷12斛；二百石月钱1000，谷9斛；百石月钱800，谷4斛8斗。另外，两汉的节日赏赐实际上成为常俸外的加薪，如《汉官仪》中记载仅“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三公各钱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3万，侍中、将、大夫各2万，千石、六百石各7千，虎贲郎、羽林郎3千。《通典》记载在立春之日赐文官司徒、司空帛30匹，九卿15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各60匹，执金吾、诸校尉各30匹。

汉民族主义者和大中华主义者的观点分歧

　　“汉民族主义者”和“大中华主义者”的观点分歧(转贴）

　　（转贴）近几年来，网络上的“汉民族主义者”和“大中华主义者”的观点分歧。近几年来，网络上的“汉民族主义者”和“大中华主义者”吵得是天翻地覆。而有很多问题是争论的几十遍。

　　其实主要争论的问题在这几点：

　　A，B，C，D分别代表四类不同人群的观点。

　　——欢迎对号入座。

　　A→B→C→D，大致可以代表下面的

　　极端的汉民族主义者→温和的汉民族主义者→理智的大中华主义者→偏激的大中华主义者

　　的活动顺序表。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观点没有列举出来。但是也可以归类到上面几种中。

　　下面问题列出的观点，代表的仅仅是这个问题下，各种不同类别的人群的对应观点，不等于全部囊括这些人的所有观点。

　　而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有些人，可能在这一方面倾向于汉民族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却赞同中华主义者。

　　还有就是，有些观点，看起来，结论似乎一致，但是，出发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论证方法和依据也不同，因此没有归并到一起。

　　01.如何看待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关系？

　　A，不认为这个有区别。都是“汉”国。

　　B，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延续，产生现代中国。

　　C，历史包括历史事件和历史认识，前者，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从古到今；后者，现代中国到古代中国，是历史评价的逻辑过程，从今到古。

　　D，现代中国的版图和疆域，决定了古代中国的范围。

　　02.如何看待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指与中央王朝并立的割据政权，不包括元朝清朝）？

　　A，他们当然不属于古代中国。

　　B，他们属于中国历史的范围内，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政权，而最主要的，后来他们被中央王朝（特别是清朝）纳入版图，所以，我们说他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C，他们当然是中国政权，因为这些政权进入了现代中国形成的历史过程当中。

　　D，当然是中国政权，因为1840年的清朝版图决定的，自古以来就是

　　03.如何看待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少数民族？

　　A，他们不是中国人，汉族＝中国。

　　B，他们必须等到融合之后，才能够算作中国人。毕竟融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确定的上限和下限（就是说有确切的纪年），只能够根据模糊的年代，来判定。

　　C，第一，中国人……当时有中国这个国家么？第二，怎么看？看他是否进入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过程中。

　　D，毫无疑问是中国人。他们不是中国人又是哪国人，还能是日本人？

　　04.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特别是蒙古灭宋、清朝灭明）？

　　A，那是侵略战争，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亡国时期

　　B，在当时看，就是侵略战争。但后来，他们的统治逐渐被人民认同和接受，他们也逐渐的被融合了，所以，他们的政权变成中国政权。

　　C，就是民族内战。因为双方都进入到中华民族和现代中国的形成历史过程中，所以当然是内战。至于如何评价？肯定少数民族的统一，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统一起来，同时否定统一过程中的杀戮，并且肯定抵抗蒙古人、满人杀戮的正义行为。

　　D，统一就是好，反正都是中国人么。谁统一我拥护谁。统一的一方是正义的一方，是人民解放军；抵抗统一的，必定是腐朽的、没落的，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

　　05.如何看待民族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

　　A，他们是民族英雄，凡是汉族的一定是对的。

　　B，他们是民族英雄，我们同时也肯定少数民族在抵抗汉族压迫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

　　C，他们是正面人物，永远都是。此外，这属于道德评判的内容，不要和其他的扯在一起

　　D，他们抵抗统一，是阻碍历史潮流的败类，应该被否定和打倒。

　　06.你对蒙古帝国和后来的元朝如何看法？

　　A，靠，蒙古鞑子灭亡中国……

　　B，蒙古人打到了东欧多瑙河，打到了西亚，还有元朝强大不强大管我们什么事情，值得我们自豪么？那个明明是我们最低等的时代，要是蒙古人，自豪是可以的，我们中国人自豪做什么？

　　C，这种问题，有意义么？还是搞清楚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区别再来吧。

　　D，元朝是我们中国人最为自豪阔气的时代，我们还打到了欧洲……

　　07.少数民族帝王如何评价？

　　A，鞑子酋长我最恶心了

　　B，元朝除了忽必烈，其他的实在没什么可以称道的；至于清朝的皇帝，总体上是好的，特别是康熙、乾隆，但是康熙之前的皇帝，还是抵制。

　　C，学术研究就要遵循学术研究的规范，价值中立就是其中的一条。……（省去史料中记载的几百字）

　　D，他们是中国的皇帝……

　　08.如何看待汉民族的劣根性？

　　A，笑话，汉民族能够有什么劣根性？有，也是满鞑子带进来的

　　B，C，汉族确实有缺点，宋朝、明朝的灭亡，教训是惨痛的，这些原因，要从汉族身上寻找。一味的责怪外族入侵是不对的。

　　D，满族和蒙古人是来帮助中国的，是来拯救汉族的……

　　09.统一和分裂的关系？

　　A，汉族统一就是好的，少数民族统一就是坏的

　　B，统一……分裂……历史真会开无情的玩笑。不过，我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王朝就已经是可以了，让我肯定统一中的行为，就……

　　C，对于统一的肯定，是对统一以后的积极后果的肯定，而不是对于统一过程中的暴力及其消极作用的肯定。还有，教育始终在灌输一种认识：统一就是好，分裂就是坏。其实这是扯淡，统一未必好，分裂未必坏，统一无非是给一些措施在更大空间内推行创造了条件。如果措施好，那统一才是好，反之就不是。

　　D，统一就是好，反对统一的就是混蛋。所以，XX战争中，那些抵抗清兵统一的，就是分裂分子。

　　10.元灭宋、清代明、日侵华三者的区别，元朝和清朝的评价。

　　A，完全一样，不同的是，蒙古人、满人侵略成功了，而日本人侵略失败了。如果抗日战争失败，结果恐怕跟元、清一样。元、清，都是中国的亡国时期。

　　B，不完全相同。不同点：前两者，是王朝国家之间的改朝换代，而日本侵华的实质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下的法西斯主义。相同点：在当时的条件，都是属于侵略外战，所以，抵抗蒙古人、抵抗满人的行为在当时完全合理，而且要被赞颂，这和抗日英雄一样要受到颂扬。元朝和清朝，因为后期统治被人民认可，他们被融合，接受了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因此，他们由中国的征服者逐渐的转变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因此，这两个朝代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看待。特别是清朝，在近代把中国带入现代国家体系，更要承认了。

　　C，首先，王朝更替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征服性质不同。成功与否，就是最大的判断标准，什么正统，打赢就是正统。清朝成功了，成为中国的主宰，就是正统，今天中国的领土规模就是清朝奠定的。至于日本，如果抗日失败了，中国和日本合并了，成了一个国家，逻辑上（认日本人做正统），完全可能，怎么了？不喜欢归不喜欢，但逻辑关系和道德评价要区分开！

　　至于元朝和清朝，确立国家的主体性必须从确保历史的延续性着手，必须将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朝代，作为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否则，就难以说明这种转化的整体性之理由所在。这是国家认同方面的原因。

　　D，当然不同，前两者是中国的改朝换代，后者是侵略中国的战争。因为蒙古人、满人是中国人，所以，就不应该抵抗他们的统一，他们就是不统一也是中国人，日本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就要拼死抵抗，否则如果失败就亡国灭族了。

　　所以，前两者，支持元朝清朝统一的一方，是正义的，抵抗蒙古军和清军的人，都是********。蒙古军和清军＝人民解放军；投降蒙古军、清军的＝投诚的国民党将领，顺应历史潮流；抵抗蒙古军、清军的＝李****、*。而对日本，必须抵抗。投降蒙古、清朝是光荣的，而投降日本是可耻的。

　　简单的一句话：是中国人，就欢迎，不是中国人就反对。

　　第11条，中国落后的原因与资本主义为什么没在中国形成

　　A，肯定是蒙古、满鞑的侵略。没有他们侵略，中国肯定会强盛

　　B，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体制的问题，这是主要原因；而蒙古和清朝的侵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是倒退。

　　C，中国落后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元朝、清朝，是不妥当的。

　　D，中国的制度不行，汉民族懦弱无比，活该落后。没有元朝、清朝，中国落后的更快，换了汉族，只会更白搭！1271年、1644年，蒙古兵、清兵是来解放汉族的，拯救中国的，是来帮助“******”的

　　[ 本帖最后由 thd 于 2006-8-2 11:39 AM 编辑 ]

　　有些少数民族，接受中原王朝授予的官职（最高为王，但不是国王）其居住地为中原王朝管辖，或虽有一定程度自治，但其最高首领绝对服从中原王朝，除最高首领，其下面的大小头目也要经首领推荐接受中原王朝授予的官职，中原王朝对不满意的首领可以随时撤换，但新首领一般还由该族人担任。这样的少数民族，在当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有些少数民族，其最高首领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其下面的大小头目也要经首领推荐接受中原王朝授予的官职，虽然不服从中原王朝的调遣，但在与外国打交道时，仍自称归中国的中央政府管辖，这样的少数民族，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中国人。

　　有些少数民族，其最高首领为国王或相当于国王，只是在即位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但其下面的大小头目确无须中原王朝的批准和任命，这样的少数民族，在当时不是中国人。

　　大家不妨看看这篇

　　通篇看来，A类观点虽有许多激进偏颇之处，但仍看得到年轻人的血性，而D类观点则完全是可耻的投降主义了.

　　可以预见，如果在抗日战争时期，D类观点的大中华主义者想必是很愿意接受日本的改造，全身心的投入到‘大东亚共荣‘的‘伟大事业‘里去的.

　　而所谓标榜理智的C的，恐怕就是汪精卫，周作人一流人物，虽貌似满腹经纶，其实就是准奴才，毫无骨气与立场可言.

　　个人比较认同B类观点.

　　[ 本帖最后由 血色珊瑚虫 于 2006-8-2 01:24 PM 编辑 ]

穆斯塔法：正说董卓

　　正说董卓（上）

　　开篇之前要说的是这篇文章并非为董卓翻案，但是我国的史书中，往往带有史官强烈的个人感情和主观加工，并且史书的编写也会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在三国志和演义中，董卓作为一个彻底的反面人物而被诟病于世。那么在历史上的董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作为一个在一千八百多年后来读史的人，应对其不带偏见的重新审视后，再来评论这个人。

　　董卓的父亲叫董君雅，是颍川轮氏县尉。董卓出生于顺帝永建七年，也就是公元132年。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兄长董擢早死，弟弟名叫董旻。董卓在少年时期，曾经离家，在羌人聚集区游历几年，在这几年中，他在羌族部落中素有侠名，并且结识了很多羌族的朋友，很多羌族的豪帅也与他私交甚好。

　　董卓离开羌族聚集区回家之后，在家务农。在这期间，有很多他羌族的朋友都来找过他，每次来，董卓都是热情款待。有一次，几个羌族朋友在他家拜访时，因为家中的食物被吃尽，董卓杀了自己的耕牛来款待客人。在农牧社会，家中的耕牛对一个农耕之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清楚，并且，董卓的家庭并不富裕。因为这件事情，羌族首领对董卓非常的感激，回去之后，为了报答董卓的这种情谊，曾经一次性就送来了千头牛羊。

　　董卓的家乡临洮，靠近边境，自古征战不断，民风尚武。在这种环境下的董卓，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就是“卓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加上董卓素有侠风，在当地尤其是在羌族驻地，董卓更为人知的另一个名字为‘健侠‘（后汉书记载）。

　　因为董卓在当地和羌族中的威望，他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被凉州刺史征召为兵马掾，主要任务是打击边境地区的马贼和流寇。在三国《吴书》中的记载是“郡召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

　　桓帝延熹四年(161)，朝廷在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挑选良家子弟充任羽林军。这时候董卓因为在边地的表现，而被并州刺史段炯推荐，入京成为了一名羽林郎。

　　在入京不久之后，羌族在汉阳发生了暴动，中郎将张奂率部征讨，董卓这时候被张奂调至军中任行军司马。在这场战争中，董卓与司马尹端并击羌军，大破之。击毙羌族首领，斩首万余级。迅速打败了侵扰关中地区的东羌和先零羌部落。战后，董卓“拜郎中，赐缣九千匹”。而董卓在被封赏之后说到 “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后汉书）

　　经历这场战争后的董卓仕途一帆风顺，先后做过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随后又升迁为西域戊己校尉。在这期间，董卓的作为在三国时期魏国史官王桀所书的《英雄志》中有所记载，就是“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

　　“黄巾起义”后，已经因为张奂的缘故被罢官回家的董卓又被朝廷重新起用为东中郎将，替代镇压黄巾起义不力的卢植。而这场战争中的董卓表现很平庸，先是不愿进兵作战，后又在朝廷的催促下贸然展开了决战，以至兵败下曲阳，随后被第二次罢官。

　　在董卓第二次被罢官之后不久，先零羌联合袍罕、河关流民在北地发动了暴动，暴动首领伯玉、李文侯自立为将军，他们杀了护羌校尉冷徵之后，推荐韩遂为首领。韩遂夺取了金城，杀掉了郡太守陈懿。

　　中平二年(185)，韩遂军威逼关中，京畿震骇。此时，朝廷用车骑将军皇甫嵩率部迎敌。而董卓，也被朝廷第三次起用，任中郎将，受皇甫嵩节制。战争开始后不久，朝廷因不满皇甫嵩进军缓慢，而罢免。另派司空张温统兵西凉，董卓被升迁为破虏将军，从征于车骑将军张温。

　　之后汉朝官军高歌猛进，负责正面进攻的周慎把韩遂围在榆中城中，董卓向天水迂回，准备包抄韩遂。但此时的周慎开始刚愎自用，拒听参赞孙坚的意见，猛扑金城，从而兵败。由于周慎的失败，董卓陷入了羌人的重围。董卓截断渭河蓄水，后决堤放水，大败叛军。也因此被封为邰乡侯，食邑千户，兵驻西凉。从而成为了汉末西凉军系的领袖。

　　灵帝驾崩之后，外戚和宦官两个利益团体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此时宗室的领袖人物刘虞尚在幽州，还没有回到斗争中心。而以袁隗为首的士族集团，当时并没有直接掌握军队，并且他们所代表的豪强地主们在内部也并不统一。

　　189年，大将军何进以诛杀宦官为名，征召前将军董卓进京。那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的是董卓，而不是同样拥有强兵的皇普嵩或者其他将领呢？这两个人都不是他所代表的外戚集团的将领。那么在当时的形势是只有董卓明确的表示要诛杀宦官，并且曾经上书朝廷，原文是：“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至使怨气上蒸，妖贼窎起。臣前奉诏讨于扶罗，将士饥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诣京师先诛阉竖以除民害，从台阁求乞资直。臣随慰抚，以至新安。臣闻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肉，及溺呼船，悔之无及。” 而董卓在接到何进的征召后，又第二次上书朝廷，表示要诛杀宦官，原文是：“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宠，浊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臣辄鸣钟鼓如洛阳，即讨让等。”那么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董卓要诛杀宦官的决心是很坚定的，而当时的其他将领，要么因为实力不济，要么因为明哲保身，在这个时候，都没有明确的表示自己的立场。

　　可是董卓军在行进到河南境内的时候，董卓的故主种暠的孙子种邵在夕阳厅拦住了他，说：大将军何进就要在近期诛杀宦官，希望他此时不要进入洛阳，激化洛阳的形势。于是董卓军就驻扎在了离洛阳不远的夕阳厅，然后给大将军何进写了一封信，说他就驻扎在这，如果何进可以诛杀宦官，他就率军返回西凉，如果何进还是继续犹豫不决，他就进军洛阳，亲自诛杀宦官。(原文忘记了，等过几天工作不忙了，我回家查到资料把原文放上来)

　　当年的八月二十五日，何进被宦官以何太后的名义，诈进了长乐宫，在嘉德殿被宦官所杀。何进属下军官吴匡、张璋在得知何进的死讯后，联合虎贲中郎将袁术攻打皇宫，并且在黄昏时分，袁术纵火烧南宫的青锁门，这场暴乱开始波及到了整个洛阳。太傅袁隗和他的侄子袁绍在矫诏杀掉了樊陵、徐相之后，又在朱雀门联合何进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处斩了中常侍赵忠等人。但吴匡此时认为，何进的死，是他的弟弟何苗和宦官共同造成的，于是又联合了董卓的弟弟奉车督尉董旻杀掉了何苗。然后，袁绍关闭了北宫门，下令诛杀宦官，并且开始向内宫冲击。

　　八月二十七日，张让、段珪挟持少帝和陈留王刘协等十几个人步行出谷门，于当天夜里在小平津被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追上，张让、段珪投河自尽。

　　八月二十五日夜，消息传到了董卓的军营，董卓率军向洛阳进发，于八月二十八日凌晨抵达洛阳，在显阳苑看到了皇宫大火，但是并没有赶去皇宫，而是分兵包围了公卿住所，结束了暴动。然后率领大臣至北邙坡迎接皇帝，随从的还有轻骑五百人，这时有大臣劝说他迎接皇帝，按照制度是不能带领军队去的，董卓训斥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

　　八月二十八日中午，董卓在北邙坡迎接到了少帝和陈留王刘协，根据史书记载：“卓与帝语，语不可了；乃更与陈留王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与太后同族，遂有废立之意。”那么此时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董卓假如要为自己专权考虑，应该立个比较弱的皇帝才对，为什么他却要立能干的献帝？那么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说法？众所周知董卓是权力很集中的大臣，而周公、诸葛亮也都大权集于一身，尹伊、霍光还有废立皇帝的事情，后世都把他们称为忠臣，那么董卓在此时的作为和他们类似，为什么就会被历史诟病一千多年？并且在随后诸侯们对皇统发出异议的时候，刘虞、曹操等人都曾经明确的表示承认献帝的皇统（当时献帝还在董卓的掌握中）。那么废立皇统这项罪名，还能不能成立？而当时著名的所谓忠臣刘备，在得知献帝被废之后，就自立为帝，这里要注意的是，献帝被废，并不是献帝死了，“忠贞之士”刘备没有想到继续拥戴这个真正的汉统的帝王，而是自立为帝，千余年来竟然从来没人说！而且，董卓废立皇帝比他们更合法，董卓的提议，在经过了公卿讨论之后，是皇帝的太傅袁隗亲自写的诏书，并且仪式也是他主持。那么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董卓被骂了一千多年的真正原因应该是——他失败了，而别人成功了！

　　当然，董卓也不是完全没有私心，少帝为何太后所生，献帝为王美人所生，董太后所养，董卓与董太后是远亲。何太后的弟弟何苗死在董卓手里，与董卓势如水火，而且在东汉太后有摄政的权利。董卓废少帝杀何太后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是为了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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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不能算写完了，但现在已经是深夜，明天还要工作，虎头蛇尾吧。此段个人倾向比较严重，不能说是客观，不要往正文里面算。

　　董卓在后面所作的事情，大家就很清楚了，我在这里只谈四点：

　　第一：董卓进入洛阳的全部兵力是五千人，而当时西园军、北军总共有七万到八万人左右，董卓的兵力不算强盛，那着几万中央军，为什么在当时这些何进的旧部都投靠了董卓，而不是投靠四世三公的袁阀？如果董卓当时真的就像史书上描写的那样天怒人怨，这些刚刚投靠了董卓的士兵，还跟着他一直离开了洛阳到了长安？这些士兵都是京畿附近的人，如果向史书上写的那样，董卓那么残害他们的家人。而他们还跟着董卓走，有病吗？而且大将皇普嵩，名士蔡邕、荀爽、陈纪、韩融、申屠幡，直到董卓死后，都继续为董卓尽忠，之后也拒绝了其他诸侯对他们的征召。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尤其是陈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资治通鉴，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在介绍他和他那个被公认为天下士人楷模的父亲。

　　第二：董卓放纵士兵烧杀抢掠。众所周知，董卓利用吕布杀死丁原，但并州兵与凉州兵的关系十分紧张。凉州派有李傕、郭汜、胡轸、樊绸、张济等人，并州派主要有吕布、张辽、李肃、杨奉。次外，还有一名孤独的名将辽东徐荣。并州军被兼并，是不会完全甘心的，然而又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而凉州军以胜利者自居，没有把并州军放在眼里，甚至对吕布也是如此。董卓曾派胡轸为主将，吕布为副将攻打孙坚。胡轸扬言要杀了吕布以整肃军纪。现在我也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翻一翻书，看看那只著名的、领着军队拿百姓的首级冒充叛军首级的指挥官是谁，再往前看看这个指挥官什么时候加入的董卓军。再想想吕布后来为什么要杀董卓。

　　第三：残杀大臣，抄家掠夺财物。东汉有一个特点，豪强地主的势力很强大。刘秀当年夺取天下就是靠这些豪强地主。这里有一个例子：刘秀想丈量全国的土地，但因为地方豪族的反对而作罢，可见地方势力之强。到了东汉后期，中央政权衰落而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政府渐渐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权。东汉的官员从地方名士中选出，名士代表的是地方豪强势力，所以皇帝也基本上被官僚给架空了。而皇帝就是为了维护中央政府压制官僚集团才起用宦官。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乱”表面上是名士与宦官的争斗。其实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豪强的争斗。董卓在洛阳杀了不少大臣，但是如果大家能仔细取追溯一下这些大臣的根源，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大臣要么是袁阀的故吏，要么是洛阳附近的豪强地主子弟。董卓入京以前要坚决地诛杀宦官，可入京之后，又和宦官一样，要坚决的诛杀这些人，这些人本身有没有什么问题？而那些他亲自任命而后又联合征伐他的诸侯们，和袁氏门阀、豪强地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四：董卓生性自私。这里还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发出来资治通鉴上面的几段原话：“董卓率诸公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其子孙。” “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河南尹硃俊为卓陈军事，卓折俊曰：“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盖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谢之。”

　　要给董卓辩解的话，基本上都说完了，这个来自凉州的胖子，在决定迁都洛阳之后，害怕洛阳以后会作为诸侯征伐势力西进的根据地，不顾天下怨声载道，强迁京畿百姓百万余人，火烧洛阳二百里；挖掘文陵；坏五铢钱而给天下造成的祸患，也是不能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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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在这一千八百多年中被人骂了无数遍，我认为并非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董卓生于凉州长于凉州，又没读过什么书，董卓虽是汉人，但他在性格上更象游牧民族而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而董卓这样的“蛮夷”居然敢“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些读书人当然对其恨之入骨，而历史正是由那些读书人写的。同样是废皇帝，尹、霍却被人推崇。被蒙古铁蹄毁灭的城市和被残杀的百姓的数量绝对比凉州军毁、杀的更多。但却很少听人骂铁木真。如果董卓消灭了关东军统一了中原，那么历史对他的评价会决然不同。到时，自然会有大批的读书人为他歌功颂德。而董卓残暴的行为也不会有人会管了。可惜董卓只是一介武夫。他在政治斗争和耍阴谋诡计方面比读书人差多了，所以会被王允和吕布除掉。对于一个失败者，他即使有功绩也会被抹杀掉。”（此段为摘抄）

　　成者王侯，败者寇。

　　-----------------------------------------------------------------------------------------------------------------------------------“正说董卓”这篇文章，专门为了猛子的“大汉帝国风云录”而写，别人就不要转载了

　　[ 本帖最后由 匈奴穆斯塔法 于 2006-8-4 02:54 AM 编辑 ]

汉代的一些官制名词解释

　　汉代的一些名词解释

　　举孝廉

　　被推举为孝廉。孝廉，汉代选举官史的主要科目之一。郡国在自己所辖范围的士人中，选孝顺父母，行为清廉者向朝廷推荐。一般是一年荐举一、二人。获得孝廉资格者，去京师通过课试后为郎。过一定期限，便由郎为官，或去地方作县令，或作其他长官的属史。

　　辟命

　　辟除的命令。汉代用人才实行政辟制度。皇帝下诏聘召，或大臣推荐后指名征聘称征。辟是指公卿或州郡长官征调某人为自己的掾属，也称召或辟召、辟除。

　　门生

　　东汉称儒家学宗师亲自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后来，一大批士人投靠在以儒学起家的官僚门下充当门生，以图被推荐入仕。门生要向主任进财货，为其奔走服役，以君臣父子之礼事宗师，从而形成一种世袭的臣属关系。汉末三国，不少门阀大族利用门生、故吏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并组织私人武装进行割据。

　　故吏

　　东汉时，官僚旧时的属吏和由他们辟举为官者，被称为旧时长官或举荐者的故吏。故吏如同家臣，称长官为府主、举主，为其效劳，致送馈赠，甚至生死相依，同共患难。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的臣属意识和关系。府主、举主死后，故吏要服三年之丧，并继续事其后人或经纪其家财。

　　象简

　　即象牙做成的手版。手版，也叫朝笏，官员上朝时拿在手中，有事则记其上，备忘。用玉、象牙或竹木制成，依官阶区分。

　　兵符

　　古代朝廷用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以竹木或金玉做成。上书文字，剖而为二，朝廷与将官各存一半，用时相合。

　　鸳行鹭序簿

　　朝廷官员的名册。鸳行、鹭序，比喻朝官的班列。鸳、鹭、水鸟名，它们飞行成行，井然次序，止息时一班一组。

　　印绶

　　官印和绶带。古代官印佩带于身，绶即系印纽的丝带。官阶不同，制印的材料和绶的颜色与织法不同，汉代印绶有四个等级：三公为金印紫绶，九卿及二千石官员是银印青绶，二干石以下是铜印黑绶，四百石及其以下是铜印黄绶。

　　金印紫绶

　　金质官印，紫色绶带。印纽为龟形。这本为太子和诸侯王所享用，后来三公也佩带这一级别的印绥。

　　银印墨绶

　　史书上为银印青绶。是九卿、二干石官员所佩之印绶。

　　铜印墨绶

　　系千石、六百石官吏所带之印绶。印纽为环形。史书上称铜印黑绶。

　　节

　　皇帝赐给高级官员行使职权的一种凭证。为一根长约180厘米的竹杆，柄上束有三重用牦牛尾制成的节旌。

　　假节钺

　　授予符节和黄钺，作为加重将帅权力的标志。即授予该将领总统诸军的大权。假，本意为借，此为授予之意。假节，有权杀犯军令者；假钺内外诸军。

转一些关于弩与元戎弩的资料

　　作者、始发地不详

　　商周时期，人们在弓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弩，秦以后人们开始制造并广泛使用齐发弩，它可以一齐发射数支箭（已出土有三支箭槽的弩机）.为证实远古兵器超越时代的先进原理及国家专家对损益连弩发射原理的意见，申报了国家专利，（申报中载明上述原因）我的观点理论已获众专家认同，专利号：ZL022513302。为让中国史书记载的器物，载入世界史册特为损益连弩申请了世界发明申请号PCT/CNO3/01067。专利内容摘要：（1）众所周所弩是古代士兵作战时所持的兵器，而连发弩据史书记载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曰：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但因其图本和实物早以失传，以至于是否存在过这种兵器都是一个迷。（2）本发明创造性地发展了一弓一箭的结构将“连发”变为世界上唯一的现实。（3）本发明再现了一千七百年前古代兵器形态，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提供了佐证。众专家、记者、民众在成都武侯祠现场观看了损益连弩的制作材料、结构和操作效果，电视台实况播放了连弩实物和射击过程。损益连弩实物已收藏于武候祠博物馆。

　　经译文、论证、制造、操作实验所得出科学准确的数据，现对“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句古语进行注释（以实际操作为序）。

　　*连弩：利用机械力量连续射箭的弓。

　　*一弩十矢：一把连弩，箭匣里装十支箭。

　　*损：减少箭匣里的箭支数量。（实验数据：发射4支箭鸡已被射死，不需要再放箭。）

　　*益：填补箭匣内减少的箭支，（损益连弩：随意增减改动箭支数量的连发弩）

　　*俱发：总括的有顺序的把箭匣里的十支箭全都发射出去。（实验数据：6秒射出十支箭）

　　*谓之元戎：人们称连弩为主将。

　　*以铁为矢：通常普通的箭是由镞、木杆、羽毛制成，箭在远距离飞行时，羽毛起平衡作用。而连弩的箭若采用通常制法，箭身羽毛部位与箭匣壁发生阻碍，使箭支无法在重力作用下自然下落到发射位置。所以连弩的箭采用非常规制法，“以铁为矢”是科学合理的。连弩的箭采用铁制就解决了三大问题：（1）由于整支箭的尺寸只有“八寸”非铁制的箭，箭体轻，没有太大的杀伤力。铁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2）箭匣底部加附磁石，铁箭就会被吸附在箭槽上，解决了连弩向上仰射时弩身倾角大于90度，箭匣里的矢脱离箭槽倒向反方向，张弓向下俯射时箭支滑落的问题。（3）解决了连续供箭问题，连续供箭，连续发射得以完成。

　　*矢长八寸：当时孔明对矢的长度为八寸是相当科学准确的。经制造实践，箭杆超过八寸，箭匣增长，机关互动就不畅通，铁矢超过八寸重量增加，会影响箭的射程；而箭的尺寸小于八寸，箭匣缩短，弩的弦臂张开间距小，发射力量就会减弱。所以“矢长八寸”是最佳尺寸。

　　全铁的箭加装羽毛困难，无羽的铁箭在远距离飞行时会失去平衡而翻滚，达不到远射武器的作用。木制箭杆的制作要求精度高，人工制作难度大，不易大量制造使用。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使诸葛亮及其后人没能解决“矢”存在的问题，导致连弩的实用性大大降低，加之损益连弩机关互动要求精度高，在野外使用时部件受阴雨等天气的影响易变形从而使连弩发射机关失灵，而被军事部门冷落，直至消失。人们对它深奥玄妙的组合，神奇的功能、独特的箭矢记载下了“神弩之功，一何微妙”“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损益连弩功能数据：

　　容箭量10支，矢长八寸（古尺），弩长65厘米，弓臂拉力150斤。

　　射程：铁矢50米（连弩射程依据弓臂力量大小不等而改变），普矢（无羽箭《玉海》曰：矢谓之飞枪）120米，单发精确射击30米全中靶，连发快射6秒钟射完十箭。

　　古代的弓与弩（论及诸葛弩，即元戎弩）

　　论及弓弩就不能不提箭，弓弩是力量的来源，箭则是力量的载体，载体的性能对

　　力量的发挥有相当影响。设计成熟的箭，通常分为箭头、箭杆和箭羽叁部分，箭 头是战斗部，箭杆是平衡部，箭羽则是调节部。轻而韧的竹、木始终是箭杆的首选材料。而使飞行和下落遵循正确角度，从 而飞得更远，攻击更加有效的箭羽，则以雕翎为上品，雁鹅羽为最差，并在东周 时期就能根据箭杆的浮水状态，决定其安装长度了。

　　商代的铜箭头已颇阴毒，凸脊、叁角形扁翼，当箭头刺入身体后，两翼的倒刺会牢牢钩住合拢的伤口难以拔出，血槽就像吸血蝠般抽出敌人的血液。时至战国， 新兴的叁棱翼样式更使箭即便拔出伤口也更难愈合，并且相应的血槽增至六个。

　　秦代箭头则提高了致人中毒的铅含量，同时与某些秦剑一样，飞越时代的表面氧 化铬技术也使某些箭头历久常锋。但铜材较难得，秦代已经尝试用铁制作箭头铤部，而随着西汉炼钢业的发达，全铁制的箭头也问世了。早期铁箭头采用铸造，显然是舍不得铜箭头样式的惨毒，不过随即就发觉其锋利尚不及后者，于是只得改用锻制。锻制的缺点是浇铸而成的复杂造型必须舍弃，改为如铁剑的四棱剑身那般易于打造，但优点更为显着，锻制将使其比前辈坚韧得多。铜箭退出舞台，其开始与结束都在东汉。第一种锻制铁箭树立了宋代以前铁箭的基本特征—扁平四棱形，这是利于锻制的样式。从魏晋到隋唐，铁箭的分类很简单，发展路线也就是使箭头更硬更长，足以穿透日益精良的铁甲，撕裂敌人的肌肉和骨骼。

　　对铁箭种类的细化又是始于宋代，这真是个颇有意思的时代，军政软弱的同时，军事技术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有值得钦佩的耐性对每种武器精雕细琢，而箭的样式也因之精细化，像铁脊箭、锥箭等，造型都已脱离扁平四棱形的单调，变得更为专业。南宋拉开了火器时代的帷幕，对金、元的连绵战争迅速使火器走向成熟，成为主宰战场命运的力量。不过在火器的射速和命中率还只适合火力覆 盖的情况下，箭之序列的壮大会持续到明代，并继续创立出更多令人目眩的种类和造型。

　　射是周代时的‘六艺’之一，也是古代最强大的攻击手段之一。早时的贵族，如果家中生下男孩，都要向天地四方射出六箭，以示男子所要征服的世界，足见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东周时期复合技术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弓身可储存的势能，使人在生理结构容许的拉程内，能将更多力量转化给弓身，射出更快更远之箭。

　　古人超常的膂力令人惊诧，精锐射手竟能拉开70公斤的强弓，估计有效射程应在50-70米之间，最远射程更是数倍之多。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始于商代的扳指的功 劳。扳指这项不起眼的发明，却令拉动强弓硬弩得以可行，避免因疼痛降低射速，甚至割伤手指。扳指对射手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骑射起家的清朝王公贵族们，竟最终使其异化成为一种首饰。弓是以轻便、快速为特点的，这令其在清中期前始终占据着骑兵远射兵器序列的主力地位，而当火器的发展淘汰了强弩时，弓也仍能扬己所长与火器平分秋色了400年。

　　弩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得益于复合弓和铜弩机的发明，否则凭其较短的拉程，是无法与弓的杀伤力较长短的。强弩的特点是又远又准，有时间从容瞄准，但上弦比较费力耗时。根据这些特点，强弩通常被用于防御和伏击，射击的连续性则依靠几组射手的轮番。不过也有特例，比如唐代骑兵的车轮讨敌战术。战国时强弩成了战车的心腹大患，远程打击的强大杀伤力令战车坚固的盾甲也黯然失色。但强并不是当时弩的唯一发展方向，足够轻巧的弩在简化射击步骤以提高射速方面另有优势，于是出现了带有箭匣和活动臂的迷你连弩，这可视为诸葛弩的前身。

　　西汉对强弩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但在秦代增大望山的基础上，又添刻度，使弩拥 有了稳定的弹道参照，且随着铜弩廓取代木弩廓，弩身对拉力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强了。划船器般上弦的腰引弩最高拉力可达 370公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有效射程超过 500米，可惜由于实用性不如臂张和踏张，汉代以后就很少使用了。到了叁国时期，诸葛亮为了对抗魏国的强大骑兵，便制成了俗称诸葛弩的元戎，元戎之名得自春秋时一种主将战车，后代指将军之意。元戎最诱人之处在于机巧而非实用，虽昙花一现，但拉臂上弦便能快射10支毒箭的巧妙设计，却成了被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古代传奇。

　　剽悍的草原之风，终于为南北朝召唤出巨大的强弩之王—床弩。这种弩战国亦出现过，当时称为‘连弩’，应是取多张弩联合一体之意，可惜后代一度失传。此时的床弩用多头牛力绞轴上弦，威力已大大强于战国人力绞轴的连弩，发射以皮或铁叶为羽的巨大标枪，主要用于攻守城时撞毁楼台、攻城器、城墙等，其宋代极者的最远射程超过 1.5公里，是古代世界射程最远的冷兵器。

　　赋予床弩以机动性的是唐代，用牛牵拉的车弩不但大大提高了部署灵活性和生存机会，更锦上添花的将绞绳与车轴钩连，行进就可上弦，大为提高了效率。车弩装置 1张拉力 860公斤的巨弩，有 7个发射槽，最远射程超过 1公里，中间槽所用的箭有 1米多长。

　　弩在宋代得到大发展，偏重步兵的宋庭将其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弩手多用踏张弩，采用叁组轮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发明，使宋军的有效射程可至 370米。床弩则从两弩至四弩，从小型至巨型，种类繁多，两床和叁床弓还能在弦上绑一个装有数十支普通箭的铁兜子，使床弩拥有了杀伤人马的功能。许是善于骑射的元朝过于武断，竟干净利落的手起刀落，将弩留在了前朝，于是弩从宋代的极盛一跌而至元代的极衰，随着火器的继续发展，也就再没机会翻身了。

　　原本一直以为...光荣对三国的考证一直很严谨.但是当看到三国志Ⅹ里“元戎弩”在战场望风披靡的威力.. 实在有点好气又好笑...稍有军事常识都知道，元戎弩绝不是这样设计的。要是中国古代一直拥有类似三国志X这种杀伤力强大、机动力高“元戎弩”的话 之后许多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崛起的机会... 杀伤力强大、机动力高，这种武器正是骑兵的克星... 宛如一挺现代机关枪一样...来再多的骑兵也是有去无回... 但实际上，真正的“元戎弩”绝非三国志X里的那样夸张。

　　有人怀疑，为什么元戎弩的威力这么强？ 可以穿透复数部队，甚至对躲在城门后面的部队也能造成伤害... 没错，不用怀疑，它就是这么强... “元戎弩”的威力，在冷兵器时代对人的杀伤力可以说是所有武器之最 没有一个重装骑兵的盔甲可以挡得住一箭... 中国古代重装骑兵不发达，有很大的原因跟弩的大量使用有关系 当然，培养一个重装骑兵的花费，也是原因之一。

　　但也正因为它的威力强大，所以并不是一个士兵就能掌控发动... 基本上，“元戎弩”是从“连弩”改良而来，而“连弩”又是从“弩”改进而成。弩是一种用机械发射的弓，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到了汉代，弩已经可以连续发射 所以称为“连弩”。 诸葛亮把连弩改良，设计了能连续发射十枝箭的兵器，叫做“损益连弩”， 又叫“元戎”。损益连弩的箭用铁制成，发射速度快，威力强大，人们称之为 “摧山弩”，意思是弩强得能把山摧毁。 但是“元戎弩”重达200多公斤，别说搬运困难，甚至箭矢要上弓 都是用双脚把弦蹬开，才能把箭矢安装上去。基本上多作为守城武器或是埋伏用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搭配“八阵图”里面的阵行。 绝不是在三国志X里那样，拥有不输步兵的机动力，能马上移动。

　　但是“元戎弩”的发射方法跟普通的“齐发连弩”有所不同。 “齐发连弩”是一次发射完毕所有上膛的箭矢后，就必须重新安装箭矢一次。 是“元戎弩”已有现代机关枪的雏形，拥有自动上膛的功能.. 当然至于具体操作如何，已经失传... 不过西晋镇南将军刘弘曾经看过“元戎弩”的威力，并说出一句话... 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可以证明“元戎弩”的发射方法绝对跟刘弘司空见惯早已使用数百年的 “齐发连弩”大有不同。否则他不会发出这种赞叹。

　　我倒觉得在三国志X里，“弩”的进阶武器应该是“连弩”才对 至少在汉代已经有手持连弩..只是填装箭矢要比较花费时间而已...

　　另外一个题外话，在三国鼎立的期间里，蜀汉的军事科技技术反而是三国之冠。正由于蜀汉一直处于劣势，形势逼迫蜀汉必须要造出精良、先进的武器以抵御、战胜 较强大的敌人。很多种武器跟工具都是基于这些原因而被发明制造出来的 如之前提到诸葛亮发明的“元戎弩”就是一例。 还有一种“侧竹弓弩”，吴国人很喜欢蜀汉的侧竹弓弩，但不会制作，后来当知道 俘获的蜀汉将领孟干、爨熊、李松三人会制作后，就立即令他们制作。可见，侧竹弓弩也是蜀汉有而孙吴、曹魏没有的先进射击武器之一。

　　还有一种是所谓的“神刀”。 诸葛亮曾令蒲元造军刀、斩杀若水刍，号称“神刀”。 据《诸葛亮别传》载，诸葛亮曾令造军刀三千口，取成都江水淬火，这棹刀“以竹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断之，

　　应手虚落，若落水刍，称绝当世”。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为了搬运兵粮而设计出来的木牛流马等等。

　　至于弩兵的战术..其实在三国也曾大量被运用过...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撤退时，已预料到司马懿会派兵追击.. 故以弩兵设下埋伏，果然张郃中计，死于弩箭齐发... 事实上，为什么每次诸葛亮每次北伐失败几乎都没成功撤退 其实也是因为由于蜀兵拥有三国里面最强大的弩兵...正如同，曹魏的精锐之师是骑兵，而孙吴则是水军..蜀汉是弩兵.. 弩兵的威力，正好是骑兵的克星，让后来曹魏要追击蜀汉的军队都必须小心翼翼..

　　诸葛亮著名的八阵图，实际上就是步、弩、车、骑四个兵种相结合的混合军阵。利用战车结成以若干小方阵为单元的大方阵，步兵弩兵交错其中，阵前部设铁蒺藜，拒马，鹿砦等障碍物，当敌骑兵集团冲锋时，便利用弩兵依托战车射杀敌军；敌军靠近时则由长枪兵依托战车抵挡；敌军冲入阵内，因战车的阻碍和限制，兵力必然被分割，则乘机依托小方阵，以各种长短兵器夹击，各个击破。

　　而在界桥之战时，袁绍也曾经以大量弩兵大破公孙瓒名震一时的白马骑兵. 从此公孙瓒一蹶不振，最后终被袁绍所灭...

　　甚至，织田信长所发明的铁炮“三段”，中国古代弩兵战术早已运用其中。在汉朝就有了将士兵分为‘上弩’‘进弩’‘发弩’等组轮番发射的多列式发射的战术，能有效的保持火力的持续。这原理跟铁炮三段是一样。

两汉的印玺节制度

　　汉以前玺是印章的统称！从秦始皇起，定玺为皇帝专用名。“汉承秦制”所以两汉时期只有皇帝，皇后，太子的印章可以称玺！

　　两汉时期最重要的玺是传国玺，它是皇权的象征！传国玺之文：一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为“受命于天，既受于天”。

　　有实用价值的皇帝印玺有6种：1.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书2.皇帝信玺，用于发兵3.皇帝行玺，用于封命4.天子之玺，用于策拜外国事5.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6.天子行玺，用于征召大臣。皇帝之玺.天子之玺由皇帝自己佩带，其他的由符节台保管！

　　节具有皇帝命令性质，由符节台保管，一般用于皇帝派遣使者！

　　符为皇帝信物，有铜符和竹符两种，发兵用铜符，征发用竹符！

　　两汉的皇帝制度

　　和秦一样为确保皇帝地位的神圣性，皇帝的衣食起居都有称号形成定制：“自称曰朕，臣下称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汉代立太子的基本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简明大汉军制军阶一览

　　汉朝军制可分为伍长—什长—都伯—百人将—牙门将、骑督、部曲督等—别部司马（军司马）—都尉（骑都尉）—校尉（北军五校相当于中央军，南军五尉相当于中央警备部）—中郎将（五官、左、右、虎贲中郎将类同五校）—裨将军—偏将军—将军（如武威将军，度辽将军等，一般将军出度辽之外，战时即封，战后即撤。）—四征、四镇、前后左右将军—卫将军—骠骑、车骑将军—大将军。

　　北军是汉军的精锐部队，长官是中垒校尉（东汉为北军中候），其下是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北军士兵又称屯兵。

　　南军为守卫皇宫的部队，长官为卫尉，其下主兵的有南宫卫士令北宫卫士令左右都候等，另有宫掖门司马七人主管宫门守卫。南军士兵又称卫士。

　　首都长安另有守城部队由城门校尉统领。长安还有非正规军：执金吾率领的缇骑，负责治安。虎贲中郎将下辖左右仆射、左右陛长率领虎贲郎，羽林中郎将下辖羽林监和骑都尉率领羽林郎，虎贲和羽林都是皇帝的卫队。光禄勋（郎中令）下辖五官左右三个中郎将管理三署郎，三署郎在汉初曾组成郎中骑是主力的骑兵部队，但后来三署郎成为仪仗队和候补官员的训练班。

　　地方部队，各郡由都尉率领，边郡的边防军由长史率领，各王国由中尉率领，县和侯国由尉率领，边县另有障塞尉。

　　战争期间派出由将军率领的临时编组的作战部队。将军下有长史、司马辅助，部分若干部，部由部校尉和军司马率领，部下设曲，曲由军候率领，曲下有屯设屯长。

　　考察东汉军制要分东汉和汉末三国。汉末三国是东汉名存实亡到九品中正确立的时间。

　　东汉军制五人一伍、有伍长，十人一什、有什长，五十人一队，有队长，百人一屯，有屯长，二百人一曲，有军侯，千人一部，有司马或校尉为正司马为副。

　　都尉校尉中郎将平级，各有职所，三国志中都尉至校尉至中郎将都是拜，而不是迁，同一武将任职有拜、有迁，不能一同考察，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三个职位。裨将原是名称不是职位，即处于辅佐地位的将军，汉末三国才出现。

　　偏将军两汉之交一度出现，随后不存，汉末三国再次出现。

　　汉末，四征四镇将军为杂号将军，无实权，位在前后左右之下。三国曹魏，为重镇将军，大权在握，出掌一方军事，总领数州征伐，遂位在前后左右之上。从书中来看，已仅次于三公级的四大将军了。

　　北军五校尉是东汉的兵种部队，已无中垒校尉。屯骑校尉掌骑兵，越骑校尉掌善骑射之骑兵，步兵校尉掌步兵，射声校尉掌弓弩手，长水校尉掌胡骑。西汉尚有虎贲校尉掌轻车，撤消。胡骑校尉掌胡骑，并入长水校尉。加上中垒校尉，合称北军八校尉。西汉北军有北军中尉总领，另有中垒校尉掌北军营垒事。东汉改中尉为执金吾，不掌北军。中垒校尉后改北军中侯，比六百石，不领北军五校，仅有监察之能，一如比六百石之刺史监察二千石之郡守。

　　城门校尉负责洛阳城门的守卫工作，总领洛阳十二城门司马，十二城门每一城门设一城门司马，把守城门，称**门司马，领兵数百不等。

　　东汉罢地方都尉。

　　将军有军府为指挥机构，但应注意军府和相府三公府的不同。三公府是固定的职能机构，固定于一个地点，也可认为三公府就是一所房子。军府是临时的指挥机构，随同将军行动，而不能看成一所固定的房子。

　　关于官职称呼。中郎将是中郎将，应称呼为某某中郎将而不能简称某某中郎。中郎是皇帝身边的侍卫武官，后成为文职。中郎将是包括中郎在内的各种“郎”的首领，也可以认为“将中郎者，中郎将也”。

　　征北将军介绍中的“资深者为大将军”中的资深者是指征北将军，即资深的征北将军为征北大将军。

湖湘蛮夷书友的北疆兵制七策

　　七策

　　为解决镇北军粮饷问题以及建设强大北疆，提出如下七策供参考

　　1.建立步兵营兵制。（实际应该叫府兵制，但在汉代府还没演化到唐代的那种含义。所以用府字不太合适）将以黄巾为主的步兵集体转为营兵。年满二十且强壮者入营，五十除营，成为营兵后，授田百亩。边耕地边训练，免除一切徭役税赋，田中所产悉归己有，以充作军饷，但多余的粮食要由镇北军府统一平价收购，作为军粮。自行购置弓一张、矢五十和刀一把。长矛、盔甲、强弩等在训练或出征时才由镇北军府统一配发。每年定期组织武艺考核，考核以射为主，开弓一石七斗（五十公斤），百步（汉一步1米38）之远，人躯干大小目标，发矢十发五中，及格。蹶张强弩六石七斗（约200公斤），二百步之远，人躯干大小目标，发矢十发五中，及格。超过有赏，不合格者除营。

　　参考的唐代府兵制度，可以说是合理的，而且负担比唐代府兵负担还要轻，唐代府兵除弓刀外还要自备军粮。这里不自备军粮，不过种出来的粮食都必须由镇北军府统一平价收购，卖出或作为军粮。不过改革兵制不在镇北将军职权范围之内。

　　2.改革军制。汉代军制五人一伍、十人一什、五十人一队，百人一屯，二百人一曲，千人一部。改革之后，部由司马领之，五千人一营，校尉为正，都尉为副。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耕种驻扎和作战，各营授予荣誉称号，并由镇北军府直接领导，校尉以上有中郎将，视情况需要调拨数营指挥。

　　都尉和中郎将本不该出现，但书中已经出现了，按书中情节便宜从事。军制改革本不属镇北将军职权，但之前改了无数次，只能继续下去。

　　3.游牧骑兵募兵制。迁阎柔为护乌恒中郎将（六郡乌恒），徐荣为护鲜卑中郎将（鲜卑舞叶部已经很充实了），张燕为护羌中郎将（领东羌和狂风沙部落），领护北疆境内各少数民族。游牧骑兵平时也无需训练，根本不用纳入发饷的常备军，只有征募作战时才发军饷。每战则各征发一万游牧骑兵出战，按民族编组，徐荣领一万鲜卑骑兵，鞠义领一万匈奴骑兵。阎柔领一万乌恒骑兵，张燕领一万羌胡骑兵，如此就是四万游牧骑兵，还可临时调拨步兵营兵指挥。游牧骑兵有饷可拿，必然为一万名额争相应募，有利于提高游牧骑兵素质。如此平时无养兵之费，战时则有四万游牧骑兵可用。

　　这个基本跟当时情况符合，只是当时征发游牧骑兵而不发饷，出战征发，战后即罢。李弘仍然是征发，但改为拿饷的，而且由于战争不停一直背井离乡，该找空隙让他们回次家了，有军饷可发，不愁没人应募，且战后即罢免去离家之苦。现在变为拿饷的自主的临时应募兵。

　　4.建设辎重营，以田重为辎重校尉，领兵辎重兵五千，平时保养维护数万辎重车。辎重车很有必要建造，一马的运力是民夫的2.5倍，且粮草消耗只多66%，不到两名民夫的量，而且还不用发饷，省钱省粮，一定要大量推广。如果是配上辎重车，马拉车比马直接负粮更省力，拉的会还要多。这是个节约的好办法。一定要制作大量辎重车。十万民夫可抵4万匹马，4万匹马可能就顶1万五千辆二马拉的辎重车。而且辎重车还可充当武刚车用。战车营的弩车也可以改装到辎重车上，两马拉进行机动。一个辎重兵可管理三辆马车六个民夫六匹马。

　　辎重车其实是很结实的，不容易被破坏，象我们日常所见的一般木匠所制作拖板车，拆开破坏就很不容易了，作为军用的辎重车，用料更好，结构也更坚固。

　　5.马政由北疆游牧民族负责，向游牧民族临时征调战马，战后即归还，且出钱给予补贴，战损给予补助。如此则游牧民族乐于养马，且乐于接受征调，不愁没有足够数量的好马可用。如此则平时无养马之费，战时有数十万军马可用。

　　6.精骑制度。汉军骑兵必须常备，而且不事农耕，是专门拿饷进行训练的精兵。迁鲜于辅为度辽将军，一万度辽骑兵由其直接领导。如此则平时只养一万精骑，战时有以度辽骑兵为核心的五万骑兵可用。另外镇北军府直接领导一支常备骑兵黑豹义从。

　　汉军骑兵不能不常备，度辽营骑兵也不是李弘可以撤消的，再说也是大汉的王牌，撤消编制了可惜。

　　7.军械制度。古代军械一向由国营作坊提供，加上原料铁等专卖，没有任何商业成本在内，只有极低的人力成本，主要是工资，成本极低，可以大量生产。一般靠在兵器上刻制作人姓名追究责任的制度以保证质量。目前是向私人作坊购买，成本有所上升，应该改过来。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我在书中的人物基本上没干什么事，基本上跟个米虫一样，也该行使职能了。

　　营兵制修改补遗：

　　营兵制修改补遗：

　　兵制修改补遗四原则：首先要淘汰老弱病残，其次要淘汰部分黄巾士兵和将领，再次要彻底控制黄巾士兵和征发的游牧骑兵，最后完善镇北军（边军）、军屯、民屯三级体系。

　　1.营兵制。以自愿为原则，招募年满二十且强壮者入营，五十除营，成为营兵后，其家属称为营户授田百亩。由于并州现在已经实现了人人有田，授田百亩可能实际意义不大，故而改成保障有田百亩，且免除一切徭役税赋，田中所产悉归己有，而军械自备改为官给。营兵不耕自己的私田，专心训练，故而汉族步骑兵都可入营，游牧民族不种田，另外考虑。军粮平价收购不提，或许余粮收购制可成为整个北疆的政策，而不局限于营户。黄巾士兵都是活不下去才出来造反的，当兵打仗并非其意愿，只是不得不打。如果能不打仗就填饱肚子，会有很多人不愿意当兵，以及被收编都并非出自自己的意愿。特别是现有军屯兵，很有些不情愿，除选为营兵的外，按自愿原则转为民屯。或许他们可以为大汉抗胡出战，但未必愿意以当兵为职业。所以一个自愿原则基本上能把包括军屯在内的黄巾士兵淘汰个大半，也能使黄巾士兵不再私有，因为黄巾士兵是自愿向镇北军应募，谁都不好阻止。原黄巾军官也按自愿原则进行处理，黄巾小帅成分太杂，绝大部分并不跟张燕杨凤李弘一条心，开出优厚的遣返条件，反正北方四郡会有不少地方都尉县尉的空缺，也算手下有兵，再给钱，给地，给宅，给官，把那些喜欢享福的都踢出去，到地方上去，不让他们上战场，在如此优厚的条件下，估计留下的只是孙亲王当等少数张燕杨凤的死党，腾出位置可以安置原镇北军的军官。孙亲王当等少数不但要留下而且还要转为正式的军官，以作为榜样，李弘应该有任命都尉以下的军官的权力，都尉和都尉以上要由朝廷任命。

　　除镇北军府直属的主力步兵营外，营兵还应该分出边军。

　　营兵中间有两万为边军，以部曲为单位分散驻扎在北方边境的各个要点及雁门关上，收回四郡后，雁门关可能连一个营都不要，几个部就够了，派个中朗将坐镇雁门关，统一指挥北部边防军。边防军在边境组织屯田，解决自身生活需要。和主力营兵的区别是，在驻扎地区组织军屯（官田而不是私田），目的是实现粮食自给，不靠内地输送，明代就是如此。

　　原有军屯太苦，如果按自愿原则，人人都会转为民屯。重整军屯，以在民屯中自愿招募为主，一郡一营，不脱乡、不脱产，三时在家务农，一时集中教战。同样是耕官方田地，但接受招募者要比民屯减免两成的上交粮食，只交三成，寓军屯于民屯中，而不属于营兵。现有两郡和北方四郡共六营三万。一个典农中郎将总领，一个地方都尉管一个营，地方都尉等各级军官专门负责训练，只向主力部队补充兵员，不补充军官，随时保持固定人数，都尉等军官位置安置享福的黄巾军官，不让他们上战场。边军和军屯中一营至少要有五分之一的骑兵。

　　民屯是重中之重，军粮主要靠民屯提供，民屯有一百六十万，足够了。民屯是招募的流民屯田，田地是镇北军的，不能象营兵一样划到他们自己名下，屯田的粮食要有五成上交，而不是全归己有，以保持营兵的吸引力。

　　三级当中，民屯没有自己的田地，耕官田，上交五分粮。军屯没有自己的田地，上交三分粮，但要接受训练。营兵有田百亩且田中所产皆归己有。只有边军营兵除有私田外，还在驻屯地区屯田自给军粮。

　　根据历代屯田资料，曹魏的民屯是一人十五亩到四十五亩，明代军户屯田有耕牛和农具，是一户五十亩到百亩（注意二者区别，分别是一人和一户）。根据这个推算，一个健壮的成年男子在有耕牛和农具的情况下能耕田五十亩，一户没有健壮的成年男子的也应该在此水平，如果还有一个男丁或有请亲属或别人代耕的，百亩当不成问题，多了耕不过来，少了没有意义。

　　2.游牧骑兵募兵制。详见七策部分，这里再次说明。阎柔领护乌恒、徐荣领护鲜卑（把北部鲜卑也迁过来），张燕领护羌胡（把东羌收进来），鞠义领护匈奴。东汉境内本有不少归附的鲜卑部落，只不过一般都划入乌恒由乌恒校尉管理。现在单列，加上舞叶鲜卑和北部鲜卑以及俘虏，也是一支不输于南匈奴、羌胡、乌恒的力量。游牧骑兵改为单个招募制，而不是部落征发，那么其中的军官就由镇北军来临时任命了，而不是部落小帅充当，征发过来的游牧骑兵控制在小帅和首领手里，而征募过来的控制在镇北军手里。两种编制方案，一种是游牧民族的十进制，因为游牧民族长于骑射游斗，所以多编制松散而灵活，千夫长及以下由镇北军任命招募而来的人充当，之上为汉族军官。一种是汉军骑兵编制（五人一伍、十人一什、五十人一队，百人一屯，二百人一曲，千人一部。部由司马领之，五千人一营，校尉为正，都尉为副。），汉军骑兵长于格杀冲突，所以编制多严整而对士兵控制力强。采用这种编制的话，部司马以上军官将由汉族军官充任，而且这样的话各中郎将府还要准备两个校尉和两个都尉，中郎将府只是个架子，五个人平时不管事和兵，战时一经动员迅速补充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我个人比较倾向前一种，后一种只是备用，一是怕黄巾为主的营兵中安置不了那么多军官。二是胡汉骑兵便于按擅长分工，度辽营居中突击，胡骑两翼游斗。这样，使匈奴中郎将鞠义将本部匈奴骑兵一万，护鲜卑中郎将徐荣将本部鲜卑骑兵一万，护乌恒中郎将阎柔将本部乌恒骑兵一万，护羌胡中郎将张燕将本部羌胡骑兵一万，加上度辽将军鲜于辅的一万度辽骑兵和镇北将军的本部黑豹义从。

　　风云铁骑上次确实没有考虑到，因为好久没出现了，李弘因为担心可靠性问题没有带到幽州去。我的意见是不花钱养一只靠不住的常备军，反正人员主要由鲜卑乌恒组成，临时招募，分散到护鲜卑中郎将和护乌恒中郎将手下，一个叫风骑营，一个叫云骑营，合起来就是风云铁骑。

　　黑豹义从胡人骑兵不少，授田没意义。要么实行军饷制，并补充部分风云铁骑的精锐，扩充为五千人。或干脆让胡人种田。再不，就改为汉人充当算了。李弘手中控制的常备胡人骑兵越少，朝中大臣就越放心，但完全放心是不可能的。

正视历史

　　蒙元侵略者的罪行

　　首先，我想先指出一点，并没有任何正史证明蒙古在中国有实行*制度，但蒙古在欧洲确实有这个制度。

　　在我们村（豫北地区的一个小农村）的田地里，有时候会挖到一些质量相当不错的砖，每逢这时候，老人们总是非常惊恐的把它扔出去，他们把这转叫做“砖打墓”，意思就是用砖打造的墓穴，我问了初中的一位历史老师——这位老师也爱研究民间野史。这位老师说，历史书上说的清清楚楚，在蒙元统治时期，蒙古人把全中国人分为四等（其实是三等，蒙古人当时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我们所处的北方是三等公民——就是历史书上说的那个“汉人”，这是历史书上讲的。后面的故事历史书上就没有了，蒙古人如何统治汉人呢，除了建立必要的军事力量和镇压工具（监狱），在最基层，每个村子派一个蒙古家庭统治整个村子的汉人，汉族人姑娘要结婚，必须和这家蒙古人的男人睡三天觉，用文绉绉的语言说，就是这位姑娘的****权是属于蒙古人的；汉族老人到了六十岁，必须送到野地里的一个墓穴里等死，这个墓穴也就是老人们说的“砖打墓”。由此看来，蒙元时期是中国人最屈辱、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而不是象某些无耻的“爱国”历史专家所吹嘘的那样“强大无比，威震亚欧”！

　　为了防止汉族人造反，每五家汉族人才能有一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是放在蒙古人家里的，只有蒙古人同意，汉族人才能生火开灶，所以汉族人习惯的把这家蒙古人男人叫“老灶爷”，女的叫“老灶奶”，还画了图贴在厨房，每到新年，这家蒙古人要到县城汇报整个村子的情况，为了让“老灶爷”“上天言好事”，到腊月二十三，每家每户都会把好吃的送到蒙古人家里，谓之“祭灶”。如果你有机会到农村看到“老灶爷”和“老灶奶”的图象，你会发现图中的人物穿着打扮都是蒙古装。

　　再说*，由于屈辱的*，所以当时的汉人结婚后都是把第一胎摔死，这就是摔死第一胎的来历，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么无奈，但又坚决的方法来维持着血统的纯净。

　　去年我们村子重续家谱，我饶有兴趣的看了我们村的家谱，让我惊讶的是，家谱到了明初就嘎然而至了，我爷爷说，我们村子姓徐的都是在明朝初年从山东登州（现在的蓬莱）迁过来的一家人的后代，我又去找了那位历史老师，他说，这又和前面的历史有关系。

　　蒙元末年，汉族人终于忍受不下去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蒙古人全占了，所以汉族人恨透了蒙古人，红巾军起义的时候，有先期到达河南的红巾军人员秘密到每个村庄作宣传，定于当年中秋节一起造反迎接红巾军，于是每个村庄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靼“的秘语。到了八月十五那天，真的动手了，蒙古人一家家的被杀死了，连刚出生的还在都活活的摔死在地上——残忍程度不亚于蒙古军队！遗憾的是，红巾军没能按时到达河南，盘踞在县城和增援过来的蒙古军队对参加造反的村庄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所剩者十之一二”！

　　明朝初建，朱元璋为了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要从未经战乱的地区向河南迁移人口，最主要的就是从山西、陕西地区向河南迁移，在那时候，没有银行，更没有存款，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房子和土地，要他们离开，就像现在宣布剥夺某个人的全部财产性质是一样的，没人愿意走。于是官府就把需要迁移的人员用绳子绑上串起来，需要方便了，人们回向负责押运的管理叫道“把我的手解开”，到后来就直接喊“解手”，于是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解手”，在明代以前的书籍里你是看不到这个词的。人们拖家带口，依次从山西一个必经路口路过，这个路口有一个大槐树，于是年长的就告诉年幼的，“记住这个大槐树吧，回到这儿就快到家了！”，大槐树传说由此而来。

　　满清侵略者的兽行

　　在入关前，努尔哈赤一面吹嘘他优待“尼勘”，一面却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稍有反抗，便大肆屠杀，残杀了100多万辽东汉人。此后，后金军队多次入寇山东、河北。仅济南一地，就留下13万具汉人的尸体！后金军撤退时，还将被掠走的汉族妇女载在马上，施以浓妆艳抹，一路吹拉弹唱！

　　清军入关后，明朝政权早已被李自成推翻，南京朝廷也很快覆灭。但清军依然不改其残忍本性，一路*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性累累。虽然经过了满清*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根据近年历史学者的研究，四川被害者不下300万，而被张献忠杀害闹炼嘀挥?4万人，连同张献忠统制地区其它非正常死亡，最多只有3040万人。更重要的是，在清军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四川大屠杀前，张献忠已经死了。

　　满清控制全国后，为了封锁郑成功义军，下达禁海令，对沿海人民大肆屠杀，不愿意迁走的斩杀无赦，并乘机掠夺妇女财物。

　　让我们从微观角度来看待这些大屠杀：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而像金氏这样的妇女，又何止少数？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欺辱（“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这些事情记载在《江变纪略》里，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而在清军陷城前，一些出来投降的汉人，也遭到了“男子分杀之，女子分留之”的命运。

　　根据一些地方史志的记载，八旗军不仅对反抗者大肆杀戮，甚至连投靠满清的一些小官吏都不能幸免，妻子老母都被掠去充当*隶，然后拿到市场贩卖！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这样描述广州大屠杀：

　　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清军文书的陈殿桂也承认：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树林里)伏尸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无头生被掳，(生者都被俘虏，妇女为主)有头还与无头伍。(妇女最后还是要被ling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红颜，(红颜，妇女)孤孩尚探娘怀乳。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等等。

　　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

　　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而屠杀人头被堆积成“京观”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

　　而根据满文老档，甚至顺治本人都是这种屠杀的参与者。大量屠杀中被掠夺来的汉族妇女，被送上这位“少年天子”的龙床！

　　根据汉奸刽子手洪承畴的命令，在江南大量的反清知识份子被杀害，他们的妻女，则被献给八旗军人。

　　根据山东地方历史资料，甚至在平定三番时，从山东过境的八旗军，还经常对整村的汉族妇女施暴。

　　历史已经过去了三百年，民族之间也不该继续存有仇恨。但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隐瞒历史，则意味着犯罪！

　　(满清平定三番时)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得而仇之，兵则人所不敢仇也。其少异于盗者，特不敢轻于杀人耳。甲寅岁，三藩作反，南征之士，养马衮郡，鸡犬庐舍一空，妇女皆被欺辱。时遭霪雨，田中潴水为湖，民无所匿，遂乘桴入高粱丛中。

　　满洲人入关之后，除了大肆屠杀，所过之处大规模*妇女也是最常见的暴行，不管是抵抗地区还是归顺地区，当地妇女都遭到残害。兖州地区早在二十年前满清就已经建立牢固的统治，满洲军队驻扎当地仍然有此暴行。这不仅仅是征服者的残暴，也是游牧民族一种落后风俗。

　　即便是现在，一些少数民族仍然有男子与少女强行发生性行为的风俗习惯，这是当地人（甚至包括受害人）所允许的，并不会受当地社会的谴责或干预，刑法在这些地区并不干预。可是如果他们把这种习俗带入其他民族地区，特别是用大规模的暴力手段强迫其他民族也必须屈从呢？这是不是超越民族平等讨论的范围呢？

　　wkw书友的回复：

　　这里面有很多是对的，比如清朝，多尔衮时代实行留发的政策后，满汉对立严重，死了很多很多人，后废止，顺治2年又开始实行，可以说这个政策将满清统一中国推迟了10年。

　　如嘉定三屠，起因就是留发，当时百姓留发要被反清义士杀，不留要被满清杀，很凄惨。而实际上有个现象也很让人深思，嘉定三屠的发起和实施都是明朝投降的军队做的，第2次屠杀后，部分降军又叛为反清，被其他降军镇压后第三次屠杀，可笑的是，这些降军再屠杀完后，不久以后也叛为反清，其中的心理过程真的无法琢磨。

　　满清入关的军队加上汉8旗也才20万，这么短的时间席卷中国，投降的汉人军队实在“功不可没”，而在各种屠杀中，他们更是先锋，前几天看百家论坛，那位学者分析说，正是因为他们的背叛和继续抗清的人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下手才更狠。

　　而帖子中某些则是现在的所谓小道消息，不足为证，连聊斋都引用上了。满清的屠杀在地区来讲，四川最重，城市来讲，杭州为最，约20多万。经多尔衮、顺治统治后，至康熙朝，满汉对立的矛盾开始缓和，国家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至乾隆朝，国家人口从1亿人发展到3亿人，这个速度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

　　元朝的屠杀源于四等人概念，受害最重的是中国南方，留下的史料相对较少，但帖子里的很多例证，真的没多少说服力，我看了半天几乎都是乡野传说。

　　其实所有改朝换代的时候屠杀都是在所难免的，即使现代军队还在屠杀，何况古代缺少制约军队。举个例子，宋朝几乎是中国历代建立经历战争而建朝最少的朝代，那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屠城么？

　　北宋攻南唐时，南唐的百姓同样苦难深重。常州、润州等地的百姓都经历了被困孤城的灾难。金陵的百姓身处围城长达近一年。宋军攻城时，“四面矢石雨下，士民伤死者众。”由于长期被困，“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籍”，而更多的贫民则死于饥饿。到城破之日，尽管赵匡胤和曹彬都严令将士不得滥杀，但并未能制止杀戮。陆游在《南唐书》中写道，“王师既入建康，惟后主宫门不入。”除受到特别保护的李煜宫室外，金陵全城，不论是平民的****，还是官宦的朱门，宋军和吴越军全都破门而入，进行肆意的抢掠直至残杀。南唐的勤政殿学士钱未率家人出逃，就被全家杀尽。乱兵还纵火焚烧梁朝时建造的高十余丈的升元寺阁，躲藏在阁中的上千名男女都在震天的哭叫声中死去。

　　李煜降宋后，江州守军仍未投降。被围数月后，宋军攻入江州，杀尽全城的男女老幼，“死者数万人，所略金帛以亿万计”。据说赵匡胤曾下旨赦免当地的军民，可惜在他的旨令到达的前一天，宋军已经屠城。

　　此外，李煜的顽抗还使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了浩劫。东吴、东晋与南北朝时宋、齐、梁、陈四朝都在金陵建都，城内外的六朝古文物、古建筑不可胜数。到城破之日，不知有多少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在战火中化为劫灰。李煜拥有万余件书画珍藏，其中有不少是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晋代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城破前，李煜命令保管这批瑰宝的宫嫔：“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即焚之，无使散逸”。城破时，李煜并未像他扬言的那样去赴火*，这批无价之宝却已永远灰飞烟灭。

　　个人认为，蒙古，满族入中原时，在当时的汉人心中可以定义为侵略，同样，北宋攻南唐，秦灭6国，在当时的人们心中也可以定为侵略，并为之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当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在回顾历史时，看事物就不能那么片面了。不客气的说写这篇文章的是别有用心的，其文章历史性可信性差不说，还用的是“罪行”2字，其目的是挑拨各民族间的对立情绪，世界范围那么多教训还不够深刻么，爱国主义不应该是狭隘的，狭隘民族主意更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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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各少数族的风俗

　　乌桓

　　历史风俗：

　　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有勇健能理决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觽不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傜役。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娉币。貋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闲，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唯□战之事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踞蹲。

　　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四]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

　　与汉朝的冲突：

　　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度辽将军耿晔率二千余人追击，不利，又战于沙南，斩首五百级。乌桓遂围晔于兰池城，于是发积射士二千人，度辽营千人，配上郡屯，以讨乌桓，乌桓乃退。永和五年，乌桓大人阿坚、羌渠等与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反畔，中郎将张耽击破斩之，余觽悉降。桓帝永寿中，朔方乌桓与休着屠各并畔，中郎将张奂搫平之。延熹九年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鲜卑)*寇缘边九郡，俱反，张奂讨之，皆出塞去。

　　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觽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觽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觽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觽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并勇建而多计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觽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

　　鲜卑

　　历史与风俗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

　　与汉朝的接触：

　　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祭肜击破之，斩获殆尽，事已具肜传，由是震怖。及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二十五年，鲜卑始通驿使。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三十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时渔阳赤山乌桓歆志贲等数寇上谷。

　　永平元年，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明章二世，保塞无事。

　　与汉朝的冲突：

　　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九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十三年，辽东鲜卑寇右北平，因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

　　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是后或降或畔，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

　　桓帝时，鲜卑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宜长视。投鹿侯不听，遂之。妻私语家令收养焉，名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异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石槐单骑追击之，所向无前，悉还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永寿二年秋，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延熹元年，鲜卑寇北边。冬，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级。二年，复入鴈门，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余骑寇辽东属国。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石槐为王，欲与和亲。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石槐。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

　　熹平三年冬，鲜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着屠各追击破之。迁育为护乌桓校尉。五年，鲜卑寇幽州。六年夏，鲜卑寇三边。秋，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朝廷未许。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暛，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议郎蔡邕议曰：“书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猃狁、蛮荆之师，汉有阗颜、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将军韂青击匈奴，至阗颜山，斩首万余级。使霍去病击匈奴，封狼居胥山，登临瀚海也。）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埶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

　　光和中，石槐死，时年四十五，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父，亦数为寇抄，性贪淫，断法不平，觽畔者半。后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即死。其子骞曼年小，兄子魁头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觽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自石槐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

　　羌

　　历史与风俗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挠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故国无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与大汉的冲突

　　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永寿元年，校尉张贡卒，以前南阳太守第五访代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无事。延熹二年，访卒，以中郎将段颎代为校尉。时烧当八种寇陇右，颎击大破之。四年，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沉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会段颎坐事征，以济南相胡闳代为校尉。闳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寇患转盛，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五年，沉氐诸种复寇张掖﹑酒泉，皇甫规招之，皆降。事已具规传。鸟吾种复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共击破之，各还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复攻武威﹑张掖﹑酒泉，烧民庐舍。六年，陇西太守孙羌击破之，斩首溺死三千余人。胡闳疾，复以段颎为校尉。

　　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事已具奂传。（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祋祤，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胁同种复钞三辅。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奂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当煎羌寇武威，破羌将军段颎复破灭之，余悉降散。（永康元年，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颎复追击于鸾鸟，大破之，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

　　灵帝建宁三年，烧当羌奉使贡献。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汉)**[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事已具董卓传。（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髃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托诛宦官为名，为皇甫嵩董卓破）。兴平元年，冯翊降羌反，寇诸县，郭汜﹑樊稠击破之，斩首数千级。

　　自爰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

　　匈奴（南）：

　　前书直言匈奴传，不言南北，今称南者，明其为北生义也。以南单于向化尤深，故举其顺者以冠之。东观记称匈奴南单于列传，范晔因去其“单于”二字。南匈奴落尸逐鞮单于比者，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若鞮单于之子也。自呼韩邪后，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单于舆时，以比为右薁鞬日逐王，部领南边及乌桓。

　　与汉朝冲突

　　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建和元年立。至（汉恒帝）永寿元年，匈奴左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复畔，寇钞美稷、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击破降之。

　　延熹元年，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单于诸部悉降。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诏曰：“春秋大居正，居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熹平元年立。六年，单于与中郎将臧旻出鴈门击鲜卑石槐，大败而还。是岁，单于薨，子呼征立。于呼征，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将张修与单于不相能，修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修以不先请而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抵罪。

　　单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反畔，遂率鲜卑寇边郡。灵帝诏发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刘虞讨之。单于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五年，右部落与休着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攻杀单于。

　　单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贤王于扶罗立。

　　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中平五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于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

　　单于呼厨泉，兴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得归国，数为鲜卑所钞。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韂天子，拒击李傕、郭汜。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二十一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

汉简中所见物价考释

　　作者： 毋苟先生 发表于: 星期四 八月 26， 2004 7:16 pm 文章主题: 汉简中所见物价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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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简中所见物价考释

　　从本世纪初以来，历史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内蒙两省区，陆续发现和发掘出土了汉代本简共三万余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于1930年和1972至1974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城附近和今甘肃省金塔县的金关附近，即汉代的张掖郡居延县地发掘出来，只有少数是在今甘肃省的敦煌、武威等地发现的。此外，解放以后，还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等地，也曾出土过为数不很多的一些汉简。这些汉简，特别是居延汉简，是一批十分珍贵的古代文物，也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和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史料。这些简册大都是当时戍守边疆的将士们的日常来往信札，金钱米谷的流水帐目，屯戍机关发放粮饷、兵器、用具的登记簿籍，是十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其中关于各种物品的价格，有着极为丰富的记录，为我们研究河西地区以及内地的经济生活和物价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本文拟就汉简中的部分物价（1974—1976年在居延地区新出土的二万余枚汉简，尚在整理中，本文的论述，只涉及到这批汉简中已经公开发表的部分），结合文献资料，作一些初步的考释。

　　一 金 钱 比 价

　　汉简中所载物价，都用钱币计算，更未涉及到金钱的比价。但汉代文献中有许多物价是用黄金来计算的，因此我们在讨论汉简中所见物价之前，有必要对汉代金钱比价作一些说明，以便后面讨论到各种物价时进行折算。

　　秦代统一货币，实行黄金和铜钱并行的二等币制。汉承秦制，因循未改，在两汉四百余年中，除短暂时间发生过币制混乱的情形外，没有超出过黄金和铜钱二等币制的范围。

　　汉代作为货币的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一斤金又称为一金。《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颜师古注：“以斤名金。”又《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正义》引臣瓒也说：“汉以一斤金为一金。”两汉朝廷常常以大量黄金赏赐贵族大臣，无一例外都是以斤为计算单位的。

　　汉初铜钱形制屡变，但从汉武帝时行五铢钱以后，即成定制，所以五铢钱外的钱币，都未通行多久。汉钱以钱为计算单位，千钱称为一贯或一缗。汉简是汉武帝以后的文物，物价大都是用五铢钱计算的，这给我们今天考释汉简中的物价以很大的方便。

　　汉代金、钱二等币之比价，有很严格的规定：一斤黄金等于一万铜钱。所有汉代文献都反映了这样的比值。如《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说：“黄金一斤，值钱万。”《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正义》说：“汉以一斤金为千金，当一万钱也。”这里的“千”字当是“一”字之误，即是说一斤金为一金，当一万钱。又如何休《公羊解诂》隐公五年云：“金重一斤，若今万钱矣。”何休说的“今”，是指东汉。李剑农曾说：“盖在汉时，金与钱，同为法定之币，金一斤与钱万，亦为法定之比值。”①这个意见是很对的。汉代文献中的“黄金”、“金”，是否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但汉代作为货币的黄金，一斤等于一万钱，则是没有疑义的。

　　反之，凡是谈到一金不等于万钱的材料，总是有些问题。第一条见于《史记》卷九七《陆贾列传》《正义》，云：“汉制，一金直千贯。”千贯，即百万，汉金一斤无论如何不会如此昂贵。前人已经指出过“千”字乃“十”字之误。一金直十贯，即万钱，已是法定之比值。

　　第二条见《九章算术》卷七说：“今有共买金，人出四百，盈三千四百；人出三百，盈一百。问人数，金价各几何？答曰：三十三人，金价九千八百。”《九章算术》大概是西汉时成书的。它的算例所举的各种物品价格，虽然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物价状况，但它们都是假设的算术题目，并不是市场价格的直录，同时这一题说金价九千八百，并未指明金的计算单位和数额，所以不能断定这里所买的一定是黄金一斤。

　　因此可以肯定，两汉的金钱比价有严格的规定：黄金一斤等于铜钱一万。至少在官方价格是这样。以下我们讨论到汉简和文献中的各种物价时，即以此种比值折算。

　　二 田 宅 价

　　居延汉简中，有两枚简分别详细记载了当时戍卒侯长礼忠、[队灬]长徐宗的包括田宅在内的全部家产，并且注明了这些家产的当地价格，现抄录如下：

　　其一，劳[车余]《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455页：

　　——————————————

　　①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第183页。

　　侯长[角乐]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

　　小奴二人直三万 用马五匹直二万 宅一区万

　　大婢一人二万 牛车二两直四千 田五顷五万

　　轺车一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

　　凡赀直十五万〔（146）37、35〕

　　其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第181Ｂ简：

　　二[堆灬][队灬]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

　　妻妻 宅一区直三千 妻 妻一人

　　子男一人 田五十亩直五千 男子一人 子男二人

　　男同产二人 用牛二直五千 子女二人

　　女同产二人 男同产二人

　　女同产二人

　　这里明确记载了田宅、牛马、奴隶等的价格。关于牛马、奴隶等的价格，我们放在后面再讲，先来讨论一下田宅的价格。

　　“田五顷五万”，“田五十亩直五千”，亩价都为一百钱，这在汉代应是非常贱的田价了。下面我们将谈到，西汉中叶以后，一石粮食的平价都是百钱或百余钱，这种只相当于一石粮价的田价，大约是由于居延地处边塞，土地十分贫瘠的缘故。

　　内地田价亦有亩值贱至数十钱、百余钱者，都是非常荒芜贫瘠的“恶地”。《九章算术》卷七说：“今有善田一亩，价三百；恶田七亩，价五百。”这里说的“善田”，亩价仅三百钱，亦应是非常贫瘠的土地。

　　两汉的土地价格，虽因土质不同，所处的地区亦各异，贵贱差距很大，但从文献上看，一般的亩价应在千余钱到三四千钱之间。汉武帝时，丞相李蔡“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①李蔡盗取的三顷地如果是全部卖出了，那么亩价在一千三百至一千七百之间。传世汉代地券，有几帙记载成交的地价，亦是这种一般价格。如《汉樊利家买地铅券》云：“田五亩，亩三千并直万五千。”②又如《汉王未卿买地券》云：“亩价钱三千一百，并直九千三百。”③这都反映了汉代中等土地的一般价格。

　　近年出土的四川郫县东汉残碑所记的物价，其中关于田价，可考者有以下几种：

　　————————————

　　①《汉书》卷五四《李广传》

　　②③载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

　　（1）亩五百：“田八亩，质（直）四千。”

　　（2）亩约一千：“张王田卅□亩，质三万。”

　　（3）亩一千：“元始田八□□，质八万。”按缺文疑为“十亩”二字。

　　（4）亩一千六百余：“故王汶田，顷九十亩，贾（价）卅一万。”

　　（4）亩二千：“田卅亩，质六万。”又，“田顷五十亩，直卅万。”①

　　以上除第（1）项外，亩价均在一千钱至二千钱之间，也是汉代中等土地的一般价格。

　　两汉土地价格，贵者可达亩值一金，即一万钱，这种土地称为膏腴，或者是人们认为风水好的坟地。如《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说：“酆鄗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后汉书》卷一百一十《杜笃传》载其《论都赋》云：“厥土之膏，亩价一金。”王符《潜夫论》也说：“中州内郡，规地扩境不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王宗炎说：“全当作金，谓直贵也。”②亦是亩价一万。

　　这种亩值一金的价格，在传世碑券中也可以找到证明。如《汉堂邑令费凤碑》云：“祖业良田，亩值一金。”③传世东汉延光中《李德买地券》亦云：“买地一亩余，价值钱万二千。”④

　　当然，无论是文献中还是碑券中，所说的亩价一金，一般是泛言其贵，并不是说亩价不多不少恰好是一万钱。

　　由此可以断定，汉简所载亩值一百钱的地价，是指的边塞地区的荒漠贫瘠的土地而言，不能代表内地的较好的土地，甚至一般土地的价格。

　　汉代房宅以区（座）为计算单位，不仅有好坏之分，亦且有大小之别，故贵者一区可达百余万，贱者仅值数千钱，价格相差极远。本节开头所引两简列举的礼忠、徐宗二人的家产，就有：

　　宅一区，万。

　　宅一区，直三千。

　　后者应该是相当贱的宅价了。王昶的《金石萃编》卷三中，载有一个东汉后期的《郑子真宅舍残碑》，碑铭中有一个房宅的价格单子，可与汉简所载价格进行比较。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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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②《潜夫论·实边》汪继培笺引。

　　③洪适：《隶释》卷九。

　　④见朱江：《四件没有发表过的地券》，《文物》1964年第12期。

　　云：

　　所居宅舍一区直百万，故郑子真地中起舍一区作钱（下缺），故郑子

　　真舍中起舍一区七万，故潘盖楼舍并二区十一（下缺，疑为万字），故吕

　　子近楼一区五万，故象楼舍一区二万五千，□□凤楼一区三万，车舍一区

　　万，□□奉楼一区二万，□□子信舍一区万。

　　这里所列举宅舍共十一区，其中一区价格残缺，二区疑共值十一万，一区值百万，其余七区的价格都在一万以上七万以下，这都应是较好的宅舍。 至于其中一区直百万，则是少见的昂贵。

　　又上引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残碑，所载宅价可考者有四个：

　　（1）中亭后楼，贾四万。

　　（2）苏伯翔谒舍，贾十七万。

　　（3）舍六区，直[廿廿]四万三千。

　　（4）康眇楼舍，质五千。

　　上（1）、（2）、（4）项未言明宅的单位，但从文章上观察，应是指一区的价格。如果这么判断不错，那么贱者区五千，贵者达区十七万。由此亦可证明，汉简所云区一万应是一般的宅价，区三千则是很劣很贱的了。

　　三 粮 食 价

　　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汉代河西地区投入交换范围的粮食，主要有粟、麦、谷（米）等。这几种粮食的比价都相差不远，一般是石（汉代一石又称一斛，合十斗或百升）价一百钱至百余钱。

　　（1）《居延汉简甲编》第188简：

　　弘、胜之皆谢贤曰：会坐文事系论用自给，请今具偿责。弘未得责，

　　胜之已得粟三石，直三百六十；粟三石，直三百六十；它钱三百五十，凡

　　已得千一百，少二千四百三■。

　　按此简释文又见《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173页〔（149）26、9〕，前“直三百六十”，该书“六”作“九”。从后云凡得千一百的话来看，应以作“九”为是。这里粟的石价为一百二十钱和一百三十钱。

　　（2）《居延汉简甲编》第268简：

　　黍米三斗，直钱卅。

　　石价为一百五十。

　　（3）《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281页：

　　粟一石，直一百一十。〔（178）167、2〕

　　（4）又同上书第301页：

　　除[禾旁][禾皇]钱二百四取以当□，买谷，直百。〔（285）198、118〕

　　这里虽未明言谷的单位，但云值百钱，当是指谷一石。

　　（5）又同上书第317～318Ａ页有一简是一个粮价的帐单，现抄录如下：

　　□□受钱六百 出钱百一十五籴麴五斗斗廿三

　　出钱二百廿籴粱粟二石石百一十 出钱六买□石十分

　　出钱二百一十籴粟粟二石石百五 出钱廿五籴豉一斗

　　出钱百一十籴大麦一石石百一十

　　凡出钱六百八十六〔（373）214、4〕

　　简文第五句的“粟粟”，当为“粱粟”之误写。

　　（6）一九七四年新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一王莽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①说：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粟米三石，直四百五十。（ＥＪＴ21：3、4）

　　综合以上六简的粮价，可以列表如下：

　　粱米 石价200钱（6）

　　黍米 石价150钱（2）

　　粟米 石价150钱（6）

　　粟 石价130钱（1）

　　粟 石价120钱（1）

　　粟 石价110钱（3）

　　粱粟 石价110钱（5）

　　大麦 石价110钱（5）

　　粱粟 石价105钱（5）

　　谷 石价100钱（4）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这种石价百余钱的粮食价格，是一种什么样的价格？它与文献记载上的粮价是什么关系？为此，我们首先要找出汉代粮食的平价，然后才能

　　——————————————

　　①见《文物》1978年第1期图版捌。

　　与河西的粮价进行比较。

　　我们知道，战国的粮食平价是有明确记载的。《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引《计然》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计然》相传为春秋末年的书（也有人认为计然是人名），实际上这里讲的是战国的情况，即是说战国粮食的平价在三十至八十钱之间。这与李悝为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计算开支时，把粟的石价折算为三十钱是一致的。粟石三十钱，即平价中的最低价。

　　可是在文献中却找不到汉代粮食平价的记载。汉代文献中关于粮价的资料很多。这些材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偶然出现丰年，粮价大贱，史学家们借此作文章来歌颂统治者的功德，什么“粟石数钱”、“百姓殷富”、“人给家足”等等。二是由于灾荒，特别是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与统治者之间的混战，如秦、西汉、东汉三个王朝的末年，生产破坏，战祸连年，以致出现粮价腾贵，谷石万钱，民人相食的状况。可是独独没有关于粮食平价的记载。为求得汉代粮食的平价，我们只好就有关资料进行考证。

　　我们在两汉有关资料中发现，在西汉时，凡是谈到粮食石价数十钱时，必有赞美之辞，言其太贱，凡是谈到石价百余钱、数百钱时，则有责谴之辞，言其太贵；东汉时，凡谈到石价百余钱时，就有赞言之辞，言其太贱，而谈到千余钱时，才有责谴之辞，方言其太贵。可以推想，平价当在这太贱与太贵之间。

　　所谓“文景之治”时，粮价很贱。史称当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①这里虽未说明粟多少值十余钱，但据上下文观察，应是指粟一石来说的。另一条材料则说当时谷石数十钱：“汉文帝躬俭约，修道德，……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②粟谷石价十余钱、数十钱，无非是讲粮价甚贱，而平价必是在这个价格之上。

　　二百年后，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到东汉中叶，谷石贵达百余钱，竟亦称为“盛事”，值得史学家的赞扬。如顺帝时，第五访为张掖太守，“轻骑循行田亩，劝民耕农，其年谷石百钱。”③由此可知，当时谷石百钱已是非常罕见的了，因此第五访才得到“循吏”的称号，可是，就是同一个张掖，在西汉中叶，粮价石百钱不仅得不到赞美，而且还

　　————————————

　　①《史记》卷二五《律书》。

　　②《太平御览》卷三五引桓谭《新论》，影宋本《御览》无“十”字。

　　③《后汉记》卷十九。

　　要受到皇帝的谴责。例如赵充国就因为搞得“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稾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①而给皇帝“以书敕让（批评）”的。

　　至于谷石价至二百、三百钱，在西汉时即已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说：“岁比不登，京师谷石二百，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又《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云：“元帝即位，……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谷价达到石二、三、四百，就已经是“四方饥馑”，“民多饿死”，可见西汉时粮价平价必在石二百钱以下。

　　然而，从西汉末到整个东汉一代，就再也见不到谷石数百即已嫌其太贵的记载了。这时，一般要贵至石价一千钱以上，才会嫌其太贵，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如《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说：“王莽时，雒阳以东，米石二千。……民饿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后汉书》卷七三《朱晖传》说：“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又同上书卷五《安帝纪》注引伏侯《古今注》云：“永初二年时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民相食，老弱相弃道路。”《后汉书》卷八八《虞诩传》注引《续汉书》说到，虞诩被任为武都郡守，才到郡时，由于前任吏治腐败，郡政混乱，民不聊生，以至“谷石千，盐石八千。”②东汉时，如果遇见了谷石数百钱的价格，必定是大大丰收，值得史学家们大歌大颂了。

　　综上所述，从文献中看，西汉一代，粮价石数十称其太贱，百余钱则称其太贵；东汉，石价数百钱已称其太贱，千钱以上才称其太贵。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西汉粮食的平价在石百钱上下，而东汉则上涨到数百钱了。上面引到的汉简所载石价百钱至百余钱的粮价，都是西汉时的平价。

　　汉简中，目前只发现两枚简记载的粮价不合上述推断。其一是《居延汉简甲编》第1574简：

　　董次入谷六十六石，直钱二千三百一石，入钱二千一百八十七，凡钱四

　　千四百九十七。

　　其二，《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244页：

　　水千秋入谷六十六石六斗六升大，直二千一百廿三，出钱千二百，凡钱

　　三千三百廿三。〔（15）192，39 90，* 90，45 19，

　　26〕

　　——————————————————

　　①《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②《太平御览》卷八六引《续汉书》作“各石千五百”。

　　这两例的石价均为三十五钱。这应该是很特殊、很个别的例子，大概是因为当时居延地区粮食大大丰收，以致粮大贱，贱到石价三十五钱了。不过因为它们只是原始的帐单，没有史学家们的褒扬之辞附载其后罢了。

　　1974年居延新出土的“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①，有“卖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ＥＰＦ22∶13）、“市谷决石四千”（ＥＰＦ22∶16、27）的记载，这是由于当时（东汉初年）币制混乱，用所谓“时行钱”计价的，并非常例。（关于“时行钱”，非一句话所能说清，当作专文讨论。）

　　四 牲 畜 价

　　汉简所载牲畜价格，有马、牛、羊、犬等几种。牲畜以头为计算单位，同一种牲畜有大小，有优劣，有肥瘦，故价格极不一致。今分次论述，以见大概。

　　第一，马价。

　　马不仅是生产中的重要工具，而且在战争中致用，故在汉简中，马价有耕马、车马和战马的区别。一般说来，战马贵，耕马、车马贱。从汉简中看，耕马、车马的一般价格，贱者匹价四五千钱，贵者一万以上。上第二节列举侯长礼忠的家产，有：

　　用马五匹，直二万。

　　每匹仅值四千。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第51页：“马，五千三百。”这样的马价，同《九章算术》所举马价相近。该书卷八说：“问牛、马价各几何？答曰：马价五千四百五十四钱十一分钱之六，牛价一千八百一十八钱十一分钱之二。”这种四五千钱一匹的马，应是指劣马、老马而言的。

　　一般较好的耕马、车马的匹价，当在一万钱上下。《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175页云：“共平宣马直十千，令宣偿宗，宣立以□钱千六百付宗。”〔（465）229·2〕十千，即一万，当是一匹马的价。又《流沙坠简释文》卷二第12页有一简云：“言律曰：畜产相贼杀，参分偿和，令少仲出钱三千，及死马骨肉，付循请平。”这大约是一张判决书（汉代称为爰书）的一部分，意思是说：循的马被少仲的马给咬死了，循去告状，所以判决少仲出三分之一的马价三千钱给循请和。罗振玉考释说：“钱三千者，马价三分之一，则一马直九千。”又，《居延汉简甲编》第245简：“第廿三侯长赵备，责居延阳里常池马钱九千五百，移居延收责，重。”九千五百亦应是一匹马之价。以上数例，

　　————————————

　　①照片和释文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匹价都在一万上下。

　　至于战马的价格，汉简中未见记载。仅《居延汉简甲编》第177简云：

　　又使从吏高等持书请安：听入马十匹贵九□三万三千，安又听广德姊

　　夫弘请为入马一匹贵千万贾故贵荳故。

　　这一简错脱甚多。前面说“马十匹贵九□三万三千”，应是十匹马的共值，但因缺文字数不清，无法判明所缺为何字。后“马一匹贵千万贾”，则是讲的一匹马的价格，但一马价格千万钱，殊属不可理解，疑“千”字为“十”字的误笔。如果这种推测不错，则一马值十万，比好的耕马、车马还要贵十倍以上，这种马当然是战马。

　　匹价十万，当是西汉时战马的平价。《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臣表》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梁侯当千，太史四年，坐卖马一匹，价钱十五万，过平，臧（赃）五百以上，免。”这里的“臧五百以上”，是汉代的一个法律术语，是一个坐罪等次的量刑界限①。一匹马卖十五万，即因赃获罪免侯，那么实赃是多少呢？过平了多少呢？匹马的平价又是多少呢？我们知道，在梁侯当千免侯的二十多年前，即汉武帝元狩六年，出于对匈奴战争的需要，朝廷曾下令提高战马的平价，以鼓励养马。《汉书》卷六《武帝纪》说：“天下马少，平牝马匹二十万。”注引如淳曰：“贵平牝马价，欲使人竞畜马。”参考前面所引汉简中的战马价格，假定原先平价是匹十万，则是把战马的平价提高了一倍，不过这条法令似乎不久就废除了，否则梁侯当千卖马一匹才得价十五万，低于平价，不致因“过平”获罪。

　　第二，牛价。

　　上第二节所引侯长礼忠、[队灬]长徐宗的家产：

　　服牛二，六千。

　　用牛二，直五千。

　　就是说，牛一头，价在二三千钱。这种价格可以和《九章算术》中牛价相印证。该书卷七、卷八列举了三种牛价：

　　（1）牛价一千八百一十八钱十一分钱之二。

　　（2）牛价一千二百。

　　（3）牛价三千七百五十。

　　————————————

　　①汉律中坐罪等次的名目，还有“臧二百五十以上”（见《汉书》卷七八

　　牛价贱者千余钱，贵者三千余钱，既表明了牛的大小、肥壮的差别，也有供求的关系在内。

　　但是，汉碑中有牛一头值万五千钱的记载。前引四川郫县出土东汉残碑，有三处说到“牛一头，直万五千”、“牛一头，万五千”①。牛价为何竟贵至如此！该残碑记载的田价、宅价，皆因质地不同而有贵有贱，唯独牛和奴婢的价格十分整齐划一。牛总有大小肥瘦之分，为何一律值万五千？我们推想，残碑应是汉代官府登记居民财产，据以征收算赋的簿籍，有的是据当地实价登记（如田、宅），有的则故意抬高其价格（如牛、奴婢），征收重算，借以防止富户大量聚集耕牛、奴婢。如果这种推测不错，则牛一头值万五千并不是实价，上面考释的汉代牛价在千余钱至三四千钱之间的结论，还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羊价。

　　（1）羊价一百五十。

　　（2）羊价一百七十七。

　　（3）羊价五百。

　　（4）羊一，直金二十一分两之二十。折算为钱五百九十五钱余。

　　这种头值数百的羊价，在新出土的居延汉简中亦可以得到印证。上引《劳动使者过界中费》册云：

　　羊二，直五百。（ＥＪＴ21：5）

　　第四，犬价。

　　在汉代，一般说来，在优劣、大小、肥瘦大体相当的情况下，羊比豕贵，豕比犬贵，这在《九章算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如果是同一道算题，总是羊最贵，豕次之，犬又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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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犬，以致比上述羊价之最高者还贵。至于食犬的价格，则要低贱得多。《九章算术》卷七说：

　　犬价一百。

　　卷八说：

　　犬价一百二十一。

　　这是食犬的一般价格。

　　此外，专供贵族玩赏嬉游的嬉犬，其价昂贵惊人。如《西京杂记》卷四说：“杨百年有猛犬，名青[马交]，买之百金。”百金乃泛称其贵，并非实值百万钱。又《三国志·吴志》卷三《孙皓传》注引《江表传》：“（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帛），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这种十分昂贵的犬价，当然只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不能视为一般的价格。

　　五 布 帛 价

　　汉简中所见布帛价格，有布、帛、缣、素、练等几种。布为麻织品，是汉人衣著原料之最贱者。帛为普通丝织品，其价比布稍贵。缣即绢，为细密而有色彩之帛，其价又贵，已非一般人所能穿戴。素为绢之精白者，其价比缣又贵。练为绢缣之名贵品种，为布帛中价格之最贵者。现分别加以论述。

　　第一，布价。

　　汉简所载布的匹价，都在二百至四百钱之间。例如：

　　（1）《居延汉简甲编》第547简：

　　出广汉八椶布十九匹八寸六（大）半寸，直四千三百廿，给吏秩百一人。

　　（2）《居延汉简释文》卷三第76页说：

　　八椶布八匹，直二百卅。

　　这里应是指的匹价二百卅。或者“匹”下有重文，由于磨损脱去，由于未见原简，不敢臆测。

　　（3）《居延汉简甲编》第1656简：

　　戌卒魏郡贝丘功里杨通，赀买八椶布八匹，匹直二百卅，并直千八百册。

　　（4）同上书第2426简：

　　惊虏[队灬]卒东郡临邑高平里召胜字海翁，贳卖九椶曲布三匹，匹千三

　　百卅三，凡直千。

　　这里云布三匹“凡直千”，则匹布应为三百三十三钱余，前一“千”字显然是衍文。

　　第二，帛价。

　　汉代中有数简记载了帛价，现由贱到贵列举如下：

　　(1)《居延汉简甲编》第2044简：

　　帛千九十匹三尺五寸大半寸，直钱卅五万四千二百。

　　折合匹价为三百二十四钱余。

　　(2)同上书第1583简：

　　出河内廿两帛八匹一丈三尺四寸大半寸，直二千九百七十八，给使吏一

　　人元凤三年正月尽九月积八月少半月奉。

　　匹价为三百五十七钱余。

　　(3)又同上书第2036简：

　　受六月余河内廿两帛 正月入三□二尺少半□，直万三千五十八。

　　此简缺文，据文意推断，前“□”当为“十”字。从相片图版上仔细辨认，释文中的“尺”字当为“匹”字之误释，如此，则后“□”亦当为“匹”字。经补正后原文应为“三十二匹少半匹，直万三千五十八。”折合匹价为四百零四钱。如果依《居延汉简甲编》释匹为尺，则匹价贵达一万六千余钱，说不通。

　　(4)又同上书第2428简：

　　侯史靳望 正月奉帛二匹直九百。

　　匹价四百五十钱。

　　(5)又同上书第973简：

　　二千八百六十二，赵丹所买帛六匹直。

　　匹价四百七十七钱。

　　可见帛的匹价一般为四五百钱。

　　汉简中有一简记有帛的匹价八百钱。《居延汉简甲编》第1149简云：“右庶士 ：吏侯长十三人，禄用帛十八匹二尺一寸半，并万四千四百四十三。”折合匹价正好是八百钱。这应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第三，缣价。

　　任城国亢文，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

　　一十八。

　　任城建国在章帝元和元年，因此这里说的是东汉中叶的缣价。缣的匹价一般为六七百钱，在西汉时也是如此。《太平御览》卷八一八引《风俗通》说：“（临淮二人）争缣，丞相薛宣决曰：‘缣匹数百钱，何足纷纷！’”

　　今有出钱七百二十，买缣一匹二丈一尺。

　　合匹价四百七十二钱余。

　　又该书卷三：

　　今有缣一丈，价直一百二十八。

　　匹价为五百一十二钱。

　　这匹价五百余钱的缣，应是较劣的。一般应为匹价六七百钱。

　　第四，素价。

　　素价比缣又贵，一般的匹价在七八百钱上下。

　　(1)《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358页：

　　□素丈六尺，直二百六十八。〔(7)284、36〕

　　匹价为七百零八钱。

　　(2)《居延汉简甲编》第212简：

　　粉帛惠用白素二尺，直[廿廿]。

　　匹价为八百。

　　(3)《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333页：

　　买白素一丈，直二百五十。〔(472)214、26〕

　　匹价一千钱。这种价格与文献记载是大体相合的。《九章算术》卷三说：“今有钱五百，问得素几何？答曰：得素一匹。”这种五百钱一匹的素，是较贱的。又《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引《计然》说：“白素出三辅，疋（匹）八百。”三辅之名，西汉时才有，这里说汉代情况。

　　至于缣绢之名贵品种练，则要贵达千余钱一匹。《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358页：

　　白练一匹，直千四百。〔(7)284、36〕

　　又《居延汉简甲编》第247简：

　　灭虏[队灬]戍卒梁国蒙东阳里公乘左咸自言责：故乐哉[队灬]长张中实

　　皂练一匹，直千二百，今中实见为甲渠令史。

　　又同上书第1064简：

　　十石以买练一匹，至十月中不试，□母房。

　　十石，大概是谷粟之类，当时河西一般粮价为石百余钱，匹练值十石，则亦为千余钱。

　　据此所述，大体上汉代的布价一般为匹二三百钱，帛四五百钱，缣六七百钱，素七八百钱，练则要千钱以上。

　　六 衣 著 价

　　两汉衣著，有一领值数百钱者，亦有值数千钱者，皆见于汉简。大抵绢帛皮毛之衣著值千余钱以至数千钱，布制衣著则仅值数百钱，甚至更贱。

　　李龙文袍一领，直三百八十一；袭一领，直四百五十。

　　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第29页：

　　官袭一领，直二百卅。

　　以上未说明是什么原料之袍、袭，但证以其他简文，仅值数百钱一领者必为布制。如《居延汉简甲编》第1373简云：

　　七月十日鄣卒张中功贳买皂布章单衣一领，直三百五十二。

　　又如《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380页：

　　第卅四卒吕[艹护]买布复袍一领，直四百；又从鄣卒李忠买皂布■。〔(152)

　　49、10〕

　　绢帛、皮毛之衣裘则贵得多，只有地主官僚才能服用。《居延汉简甲编》第187简：

　　建始二年闰月丙戌，甲渠令史董子方买鄣卒欧威裘一领，直千百五十。

　　同上书第902Ａ简：

　　阳朔元年五月丁未朔，丙辰，……责殄北右[队灬]长王子恩官袍一领，直千

　　五百钱。

　　又同上书附第22简：

　　元延三年，……□□[队灬]卒子章自言责，第卅八[队灬]长□□官袍

　　一领，直千四百五十□问□。

　　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369页：

　　贳买皂练复袍一领，直钱二千五百，今子算■。〔(55)69、1〕

　　这样的衣著价格与我们在上一节讨论的布帛价是一致的。汉人一般制单袍一领需料二丈，制复袍一领需料一匹（汉一尺长度约当市制0.69尺）。汉布价一般为一匹三四百钱，故布袍一领有值二三百钱者，有值四五百钱者。练价一般为一匹千钱以上，故练袍一领有值千余钱者，亦有值二千余钱者。

　　七 器 用 价

　　汉简中所见器物，不下数百十种，且以边塞屯戍用品居多，大部分又无价格记载。其中记有价格的一些器用，又因文献材料缺少，无法就同一种物品的价格进行比较研究。现只将部分器物的价格列举如下。

　　车价。

　　前第二节所举侯长礼忠的家产：

　　牛车二两，直四千。

　　轺车一乘，直万。

　　牛车为农具，制作粗糙简单，因此一辆仅值二千钱。此外还有每辆仅值千余钱者。《居延汉简甲编》第1964简：

　　凡五十八两，用钱七万九千七百一十四。

　　辆值一千三百七十四钱余。又同上书第1998简：

　　右八两，用钱万七百七十六。

　　辆值一千三百四十七钱。上二简未说明是什么器物，但以辆为计价单位，又每辆值一千三百余钱，因此可以断定其为牛车或简陋马车之车价。

　　轺车价格则要贵得多。《汉书》卷十二《平帝纪》云：“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本草及五经、论语、尔雅、孝经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师古注：“以一马驾轺车而乘传。”所以轺车是一种较高级的人乘轿车，故其价为牛车之五倍以上。

　　刀价。

　　刀有用途、优劣之不同，故价格各异。《居延汉简甲编》第1374简：

　　刺马刀一，直七千。

　　以一刀之价竟贵达七千，可知其为宝刀，决非普通的刀价。《汉书》卷九十《杨仆传》说：“欲请蜀刀，问君价几何？对曰：率数百。”这是汉武帝“敕责”杨仆的诏书中的话，意思是说：你管武库，我问你蜀刀的价格，你竟只能答个大概，玩忽职守，错误严重。但蜀刀也是很名贵的器物，因此价数百钱，大体上是不错的。至于柴刀、菜刀和匠人用的刀，当然还要贱得多。

　　剑价。

　　剑为武器，一般的屯戍官吏的用剑，大致为每把数百钱。《居延汉简释文》卷三第16页：

　　剑一，直六百五十。

　　又同上书同卷第73页：

　　剑一，直七百。

　　至于宝剑的价格必然要比这贵得多。

　　弓价。

　　弹弓一，直三百。〔(59)462、2〕

　　出钱九百，买弓□■。

　　后者缺文如是“三”，则与前一简价格相同。

　　蓆价。

　　三尺五寸蒲复席，圭布缘，二，直三百。

　　席即蓆，类似今之草蓆、蒲蓆，一张值一百五十钱。

　　盂价。

　　婴一，直卅，□□安放。婴一，直七十，□四，六月辛亥六之□。

　　〔(162)123、22〕

　　婴、罂同音，古通用。罂乃瓦盂。《汉书》卷三四《韩信传》：“以木罂缶渡军袭安邑。”师古注：“罂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故婴即盂。劳[车余]把这一简归于酒食类，可能是搞错了。

　　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第69页：

　　大罂十三，小罂六，直千八百五钱。

　　大小平均九十余钱一个。与前七十钱一个差不远。

　　八 酒 食 价

　　酒价依酒质优劣而定，一般为每斗十余钱至数十钱，亦有所谓斗酒千钱的时候。《太平御览》卷八四五引《典论》说：

　　孝灵末，百官湎酒，酒千文一斗。

　　这是讲的特殊情况。

　　今有醇酒一斗，直钱五十；行酒一斗，直钱一十。

　　这里讲的是一般情况。

　　上引《劳动使者过界中费》云：

　　酒二石，直二百八十。(ＥＪＴ21：6)

　　这也是一般价格。

　　据《汉书》卷七《昭帝纪》，有“酒升四钱”的记载。这里当为斗之误，因为汉人往往写斗为“升”，与“升”字极易相混。这里是说罢去酒的官卖后，酒价大贱，竟至斗四钱。

　　肉价，有肉种的不同，一般是数钱一斤。《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351页：

　　肉百斤，直七百。〔(584)〕

　　是什么肉未加说明，大概是牛、羊肉之类。上面我们讨论牲畜价时，推算当时羊一只数百钱，肉百斤至少得肥羊二只，故羊肉每斤七钱，和羊每只数百钱之价相合。

　　头六十 肝五十

　　肺六十 过二十 乳廿

　　胃百[上比下未]百钱 十钱 舌廿

　　宽三十 心三十 界十

　　□ 黄将十 □十

　　三百 肠益册

　　卖讎直六石十七·凡四□五十。〔(252)286、21背〕

　　又同上书第431页：

　　牛[月今]一只，母，直六十。〔(535)217、29〕

　　前一简未指明是什么牲畜的头、肺、肝等，但可以肯定是牛马之类的大牲畜。一只羊的头、肝、肺、乳、舌、胃、心等决不能值三百余钱。

　　两汉时，盐为交换之大宗。但汉简中未见盐价记载。大概是因为盐为官府专卖之物，戍卒用盐由官府配给，并非购买而来的缘故。文献中有一条材料说到东汉盐的石价为四百，大概属于平价。《后汉书》卷八八《虞诩传》注引《续汉书》说：“诩始到(武都)，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年，米石八十，盐石四百。”

　　两汉时，市集上酒食店甚多，许多著名人物是酒家佣保出身。这种酒家出售酒是不成问题的，是否也出售饭食？据《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下说：“王业……乃取市所卖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民食咸如此。”看来，市集上也有出售饭菜之店。

　　从另外的材料看，吃一顿饭似乎得花去十五钱，饮一次水得花去一钱。《风俗通义》卷三《衍礼》云：“太原郝子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于人。曾过姊饭，留十五钱默置席下而去，每行饮水，常投一钱井中。”市集上的饭菜是否一顿十五钱，文献缺漏，只好存疑。

　　赵歧的《三辅决录》（黄奭辑）说：“（赵歧）自匿姓名，布衣布絮，卖饼北海市安丘。孙嵩年二十，乘犊车游市，见赵歧，微察其非常人，问曰：‘自有饼邪？’曰：‘贩之。’嵩曰：‘买几钱？卖几钱？’歧曰：‘买三十，卖亦三十。’”①饼一枚三十钱似乎

　　——————————————

　　①这个故事又见于《三国志·魏志》卷十八《闫温传》注引《魏略·勇侠

　　孙宾硕传》，文字小异。

　　太贵，这里讲的应是一册饼的价钱。

　　九 佣 工 价

　　居延汉简中，具体明确记载了佣工月值工价的有两条：

　　其一，《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412页：

　　月值四百廿四，交钱二百卅，凡六百六十少八十。〔(Ｂ20)326、6〕

　　其二，同上书第324页：

　　十一月尽二月，积四月，直二千八百。〔(426)226、17〕

　　这第二条的格式，与汉简中发放戍卒俸饷的格式类似，所以有人怀疑不是佣工价而是俸钱。其实这是不对的。汉简中凡言“直”者必指价钱，无一例外，有前面所举无数例子可证。此处言四个月共“直二千八百”钱，当然是工价。而汉简中凡发放俸饷则必明确记明“俸用钱”，这可用《居延汉简甲编》中的数例为证：

　　(1)未得四月尽六月奉用钱二千七百已赋毕。(第20简)

　　(2)得十月尽十二月积三月奉用钱千已赋毕。(第198简)

　　(3)未得正月尽三月积三月奉用钱三千六百已赋毕(第246简)

　　(4)已得十(《甲编》误释，当为“七”字)月尽九月积三月奉用钱六

　　千。(第1059简)

　　(5)未得本始三年正月尽三月积三月奉用钱千八百。(第1894简)

　　(6)■元年四月尽六月积三月奉用钱千八百。(第2111简)

　　由此可见，前面讲的“直二千八百”，和这里讲的“奉用钱若干”，格式决不相同，是佣工的月值工价无疑。这就是说，汉代河西边郡佣工每月的工价大约是四百钱至七百钱之间。据文献记载，内地佣工一月的工价，少者二百余钱，多者近一千钱。如《九章算术》卷三有一则以佣工价为例的算题，说：“今有取保，一岁价钱二千五百，今先取一千二百，问当作日几何？”年价二千五百，则月价仅二百余。

　　又《群书治要》卷四五引东汉崔寔《政论》，谈到了佣工的工价：“夫百里长吏，……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复当取客，客庸月一千。”这是一段为封建政权的爪牙叫穷的文字，所说佣工月价一千，当有所夸张，实际上不会有这么贵。所以上引汉简所载河西地区佣工月价，应是汉代的一般情况。

　　汉代政府有关于卒践更平价月二千的规定。《汉书》卷二九《沟洫志》云：“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徭六月。”注引如淳曰：“律说，平贾一月，得钱二千。”又《史记》卷一○六《吴王濞传》：“卒践更，辄与平贾。”《正义》云：“贫者欲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这里是说，汉代政府雇人治河，或民间雇人代服徭役，官府规定的平价是每月钱二千。这种官定的卒践更的平价，一定比民间的雇佣工价高出很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雇主多出钱，以限制他们雇人代(避)役，使被雇者得到比一般佣工更高的工价，而愿作践更，从而起到鼓励人们服徭役的作用。同时，从《吴王濞传》看来，被雇人是很难得到政府规定的平价的，所以刘濞才用“辄与平贾”的手段来收买人心。因此月二千决不是民间佣工的平价，不能以此来否定汉简中月价四百至七百钱的一般的佣工工价。

　　□成承禄居延卒李明长顾钱二千六百。〔(51)116、40〕

　　第57页：

　　中为同县不审里爵王来佣贾钱四千六百。〔(269)159、23〕

　　第453页：

　　张掖居延库卒弘农郡陆浑河阳里大夫武便，年廿四，佣同县阳里大夫

　　赵勤，年廿九，贾二万九千。〔(124)107、2〕

　　这几条都没有说明是多少时间的“顾钱”或“佣贾钱”，无法断定他们月工价是多少。如果硬要说第一条二千六百钱是一个月的工价，第二条四千六百是两个月的工价①，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关于汉代佣工的工价，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意见：

　　(1)官府规定的卒践更的“平价”是月二千钱，但这只是鼓励人们服役、限制人们避役的空文，除了象刘濞那样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收买人心而“辄与平贾”者外，根本不曾实行过；

　　(2)民间的一般的佣工工价，当为月值四五百钱或七八百钱。这样的工价不包括佣工本人的饮食，所以崔寔为“百里长吏”计算开支时，就把佣客的吃食算在主人的帐下；

　　(3)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工种和佣工的不同年龄、体格等，都会影响到工价，所以汉简及文献中的工价有很大的差距。

　　——————————————————

　　①见翦伯赞：《两汉时期的雇佣劳动》，《历史问题论丛》第375页。

　　一○ 奴 婢 价

　　奴婢是人不是物。但在存在着奴隶买卖的社会中，奴婢被当作物件一样看待，因此交换中也有价格。《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455页载侯长礼忠的家产，就有：

　　小奴二人，直三万；

　　大婢一人，二万。

　　大婢一人二万钱，小奴一人万五千钱，是汉代奴隶的正常价格，与文献记载的奴婢价大体相同。《全汉文》卷四二载汉王褒《僮约》说：“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便了已有髯，当然不是小奴，大概是年纪大了，所以与汉简中的小奴同价。

　　又，《艺文类聚》卷三五引《风俗通》说：“南阳庞俭求苍头主使牛马耕种，直钱二万。”能使牛唤马从事耕作的奴隶，自然是身强力壮的，所以值二万。

　　汉魏之际，以实物代钱币，因而买卖奴婢有用绢帛计值者。《三国志·魏志》卷二七《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说：“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价八匹。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所谓八匹、六十匹，当是绢帛之类。由于与任嘏同伙者不知是几个人，所以买价多少不明。赎时价已上涨到六十匹，依帛的匹价四五百钱计，六十匹约合三万钱左右，同汉简及《僮约》等所载奴婢价相近。

　　因此可以认为，汉代奴婢的价格，虽因年龄大小、体格强弱、本领高下而各异，但一般的是一人二、三万钱。

　　近年出土的四川郫县东汉残碑，有三处记录了五个奴隶的共值：

　　五人，直廿万。

　　奴□、□□、□生、婢小、奴生，并五人，直廿万。

　　奴立、奴□、□鼠，并五人，直廿万②。

　　——————————————

　　①《后汉书》卷七三《朱晖传》注引《东观汉纪》。

　　②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前面第四节中我们已经谈到，此碑记录的牛和奴婢价格非常特别，不分大小、肥瘦，一律同价，奴婢四万，牛万五千。这大概是官府征收算赋的一种依据，并不是奴婢的实价。因此，说两汉奴婢的价格一般是二三万钱，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作者： 水電工 发表于: 星期四 八月 26， 2004 7:16 pm 文章主题: 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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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苟先生 學安：

　　所貼諸文皆有學術價值！

　　未知為原作或援引？能否惠告？

　　另想徵作者同意，代於敝站文獻庫改以繁體中文貼出(非商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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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作者： 毋苟先生 发表于: 星期四 八月 26， 2004 7:16 pm 文章主题: 回复水电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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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署名毋苟先生之帖均为敝人旧作，欢迎转贴。也希望保持联系。

　　作者： 水電工 发表于: 星期四 八月 26， 2004 7:16 pm 文章主题: 誌謝與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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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先生慨然應允！

　　實令清冷小站多富內涵，亦期兩岸史學能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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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水電工 发表于: 星期四 八月 26， 2004 7:16 pm 文章主题: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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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將 先生此佳文，以繁體中文發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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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撥冗審閱，並致最高謝忱！

　　作者： 有夏 发表于: 星期四 八月 26， 2004 7:16 pm 文章主题: 我為多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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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DC143C]按得之．水電兄．對不起．[/color][em24]

　　作者： 水電工 发表于: 星期四 八月 26， 2004 7:16 pm 文章主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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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為何說對不起呢？

　　作者： 渡渡鸟 发表于: 星期四 八月 26， 2004 7:16 pm 文章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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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徐扬杰先生啊，此文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中。《中国家族制度史》超星中有。

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

　　林甘泉:‘养生‘与‘送死‘：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

　　2004年07月07日23:43

　　提要

　　一定的生活样式反映一定的文化传统。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个人消费不占重要地位‘生活消费通常集中表现为家庭消费‘而．养生j与．送死．则是家庭消费的两大项目。本文拟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资料‘对汉代的‘养生‘与‘送死‘进行一些考察。全文分三部分：(一)‘养生‘：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二)经济收入与‘养生‘消费的差别；(三)‘送死‘：‘富者奢僭，贫者殚财‘；(四)‘养生‘与‘送死‘的社会保障。

　　‘养生‘的消费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各个家庭的财产状况。但是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汉代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每年粮食消费约谷149石，加上食盐和衣服费用，全年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约需236．4石，假定这个家庭有土地100亩，按当时平均每亩(小亩)产粮2石计算，其全部收获用来支付衣食费用尚缺粮36．4石。

　　汉代贵族、官吏和地主的基本经济收入‘都大大超过一般农民家庭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对于他们来说，“养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生存消费，而是为了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巨大满足的享乐消费。就基本经济收入和生活奢侈的程度而言，排列第一的是贵族，第二是大地主(尤其是商人地主)，第三是官吏。

　　“送死”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消费。汉代盛行厚葬，‘送死‘被视为‘养生‘的延长，成为夸饰家庭社会地位和财力的一种标志。追求复制和表现死者生前的生活样式，是汉代基葬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富贵人家厚葬奢僭，连一些家境并不富裕的人家也不惜耗尽家产厚葬，这种风气与当时流行的孝道观念有关。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部社会关系都带有封建伦常的色彩。当有的穷困家庭‘养生‘和‘送死‘最起码的消费都无力承担时，它的宗亲族党和封建国家都有责任予以救济。这种救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来‘是中国古代‘养生‘与‘送死‘的一种社会保障，但它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广大农民由于饥寒交迫而流离失所，因此社会生产往往无法正常运行。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一场农民起义也就必不可免了。

　　关键词：生存消费 享乐消费 最低生活费用 基本经济收入 社会保障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没有个人和集团的消费，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人类自身也无从繁衍。

　　不同的消费方式反映不同的文化传统。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个人的消费不占重要地位，生活消费通常集中表现为家庭消费，而．养生j和‘送死‘则是家庭消费的两大项目。本文拟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汉代的‘养生‘和‘送死‘进行一些考察。

　　一、‘养生‘：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费

　　中国古代所谓‘养生‘，既指自身的物质生活享受，也指子女对父母的奉养乃至整个家庭的生活消费。孟子说：‘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他所说的‘养生‘，即包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的整个家庭的生活消费。《盐铁论·本议》说：‘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这里的‘养生‘也是就各个家庭的生活消费而言的。

　　‘养生‘的消费水平，与人们的消费观念有关。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生活样式，由此也产生了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之间消费观念的差异。譬如汉代的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之间，由于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消费就有不少差异。但从根本上说来，“养生”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各个家庭的经济收入和财产状况。《汉书·杨王孙传》说，杨王孙‘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家境不如杨王孙的，就不可能像他那样消费，由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不同，汉代家庭‘养生‘的消费水平可以说干差万别，我们要对此作出全面和具体的说明是很困难的。但是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汉书·食货志》)一个人每天至少要有两餐，每年至少要制一套衣服，这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战国初期‘李悝曾经对农民五口之家必需的衣食费用算过一笔账。利用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我们对汉代农民家庭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衣食费用，也可以作一些推测。

　　汉代普通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蓏助米粮‘(《急就篇》)。粮食和菜蔬都是农民自己耕作的收获。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只计算人们生存最必需的粮食和食盐的消费。

　　汉代口粮的一般标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中大致可以了解。《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氾胜之书》说‘丁男长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寔《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是谷三石。按粮食加工消耗率计算，谷三石折糙米一石八升[1]。也就是说，每人每日的口粮是六升左右。《汉书·匈奴传》载王莽发三十万士兵出征匈奴，严尤上书说：‘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糒”是用米做的干粮。‘用糒十八斛‘，是指三百日的干粮用米十八斛，正好也是日食米六升。对于一个成年劳力来说，每日六升口粮恐怕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标准了。这从汉代屯田士卒的口粮供应也可以得到证实。

　　汉代边塞吏卒的口粮和日用衣物都是由国家供给的。居延汉简所载边塞吏卒

　　的廪食，有每月‘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记载。其中，以‘三石三斗三升少‘的记载最多。吏卒廪食是按每月的天数计算的，因此大月小月自然就会出现差别。杨联升先生曾经正确地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与‘三石二斗二升少‘虽是两种计量，‘然苟以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释之，则每日均为米六升太半升。‘(杨联陞1992)但杨先生以‘额较多者谓未舂之粟，额较少者谓已舂之米‘，认为‘二石‘与‘一石九斗三升少‘之廪给为米而非粟，这个意见却值得商榷。因为有的简文明确记载‘二石‘与‘一石九斗三升少‘之廪给是粟。陈直先生认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这个解释就较为合理(陈直1986)。总之，边塞吏卒的口粮标准基本上是每月‘三石三斗三升少‘(小石)。这个口粮标准比内地一般的劳力略高，大概是因为边塞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

　　成年劳力每月食粮谷三石，折糙米一石八升。一般家庭每月的食粮消费量又是多少呢?汉代家庭的结构和规模不一，普通家庭有父母妻子型和夫妻子型两种主要类型。所谓‘五口之家‘，通常即指父母妻子三代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所载农户人口，如‘户人越人能田三人口六人‘，‘户人青肩能田三人口六人‘(裘锡圭1974)，大约也是属于父母妻子型家庭，但第二代兄弟尚未分家。夫妻子型只有两代，一般是四口左右。居延汉简所载边塞戍卒的家庭，不少是这种类型。戍卒在服兵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汉代人民年龄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岁称大男大女，七岁至十四岁称使男使女，两岁至七岁称未使男未使女。汉简有关简文表明，大女和子使男每月廪食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廪食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廪食一石一斗六升大，其间相差都是五斗‘未满两岁的婴儿，则廪给一斗。但实际上发给全家的粮食，往往扣掉零头，只给一个整数。戍卒家属的这种廪给标准，当然不反映他们每个人的实际吃粮数。但这种官方规定的廪给标准‘可以看作是不同年龄段的非丁男人口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口粮标准。据此，大体上可以推算出汉代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下面试举几个不同家庭结构的例子：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2×3)+(2×2．16)+2．16=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3×3)+(2×2．16)=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2×3)+(2×2．16)；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3+(2×2．16)+2．16：9．48石‘年消费量为13．76石。

　　除了粮食之外，盐也是人们维持生存最必需的生活资料。汉政府对边塞吏卒及其家属所供应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居延汉简甲乙编》)。赵充国为屯田上书汉宣帝，谈到其部下‘万二百八十一人‘，每月需要‘用盐三百八斛‘(《汉书·赵充国传》)，每人食盐2．99升，与汉简所载3升相差无几。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用盐12升，全年]44升：五口之家每月用盐15升，全年I 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居延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2]，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晁错建议募民实边，‘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汉书·晁错传》)。汉政府发给戍卒的衣服，大约也是冬夏衣俱有。汉简中记载戍卒领取的衣服，就有单衣、袍、襦、裤、裘、袜等。就一般农民家庭而言，恐怕是很难做到所有家庭成员每年都既制夏衣叉制冬衣的。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的比例，约为1：1．8(《汉书．食货志》)。照此比例折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约需82石粮食，四口之家约需68石粮食。

　　至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计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186．32石。对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作出量化的估算，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各种家庭“养生”消费的差别。一般说来，一个家庭生活消费的水平，取决于它经济收入的多少。如果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达不到它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它就不免要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而且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经济收入超过必需的最低限度生活费用的家庭，则有可能过上温饱的日子。超过得越多，日子也越好过。

　　二、不同家庭经济收入与“养生”消费的差别

　　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汉书·食货志》)。他所说的‘百亩‘是指小亩，而‘百石‘则指大石。就整个汉代而言，一大亩大约可年产粟3石，一小亩可年产粟2石左右(林甘泉1990)。也就是说，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五口之家，全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样的收入能不能保障这个家庭最限低度的生活消费呢?

　　按照上述一般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估算，这个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扣掉全家一年的口粮149石之后，尚可余粮5l石。但如果把食盐和衣服费用的折粮计算在内，则入不敷出，缺粮36．4石。此外，还有封建国家的赋敛，也要农民再拿出一部分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节衣缩食，把衣食费用降低到一般家庭所需要的最低消费水平以下；二是增加副业生产的收入和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汉代一些政论家经常痛心疾首地谈到农民‘背本趋末‘，其实这正是农民为了解决生计困难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应该指出的是，汉代不少农民家庭zhan有的土地实际上都不足百亩。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二十五户农民土地zhan有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裘锡圭1974)。以‘户人胜‘这个五口之家为例，‘能田三人‘是指三个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假定二人是成年劳力，一人是使男，另外两人一个是大女，一个是使女，五人口粮一年需要143．76石，加上食盐和衣服费用折粮，全年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约需谷232石，他家的54亩土地如是小亩，估计全年只能收获108石左右：如是大亩，估计可收获162石。这就是说，按照一般家庭最低生活消费的标准估算，这个农民家庭每年尚缺粮124石或70石。这样的家庭，如果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是无法度日的。

　　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实际水平，不仅取决于其经济收入，也与家庭人口有直接关系。一个占地百亩的家庭，如果家庭人口不是五人而是四人(一个大男，一个使男，两个大女)，设其全年的收获量不变，因减少一个人的口粮，扣除全家口粮之后的剩余粮食还有86石。这样，比起五口之家来，其日子就要好过一些。相反，耕地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的农民家庭，如果叉没有其它收入，生活消费的实际水平必然比五口之家更加下降。这也就是为什么汉代有些地方‘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后汉书》67／57)的原因。

　　如果说多数农民的‘养生‘至多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费，那么贵族、官吏和地主富人的．养生j则已经不单纯是一种生存消费，而是为了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巨大满足的享乐消费。他们之中虽然也有的人居家俭约，但更多的人则过着豪奢的生活。这是与他们有丰厚的经济收入分不开的。

　　汉代贵族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封地的租税。《史记·货殖列传》说：‘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事实上，除关内侯没有封邑，只有固定的租税之外‘汉代列侯一般是以户定地，封邑确定之后，人口增殖也就意味着封户增多。因此，有的列侯每年租税收入可达千余万((后汉书．张汤传附孙延寿传>)。至于诸侯王的收入，更是惊人。明帝封皇子，．岁给二千万)((后汉书)lOa／10a)。章帝‘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后汉书》50／40)诸王列侯的全部租税收入，相当于农民家庭收入的多少倍‘很难有精确的计算。但以东汉列侯冯石为例， ‘岁入谷三万斛，钱四万‘(《后汉书》33／23)，仅就‘谷三万斛‘来说，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1 27倍。

　　汉代的官吏以谷物定秩禄，三公秩万石，九卿中二千石，郡守二千石，万户县令六百石，县丞、县尉四百石，等等。三公每月实俸350斛，全年俸禄4200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18倍。郡守每月实俸120斛，全年俸禄1440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6倍‘万户县令每月实俸70斛，全年俸禄840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3．5倍。县丞、县尉每月实俸50斛，全年俸禄600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2．5倍(《西汉会要》37)。

　　汉代地主zhan有的土地，多者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著名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返归家乡后‘赏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史记·酷吏列传》)。一个有百顷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假定每亩平均年产粟2石，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计算，可以收入地租10000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42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单就贵族、官吏和地主的基本经济收入来说，就可以保证他们家庭的生活消费远远超出于一般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而无论是贵族或官吏，其经济收入事实上都不限于食封的租税和俸禄。按照制度，列侯‘四时皆得赐餐钱‘(《汉书·高后纪》注引应劭曰)。(汉宫仪)记载：‘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有的贵族和官吏，还常常得到皇帝各种临时性的赏赐。如宣帝赏赐霍光‘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疋，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 (《汉书·霍光传》)有地产的贵族和官吏，还有地租收入。至于有些贵族和官吏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所攫取的财富，那就更无法计算了。如果就贵族、官吏和地主的基本经济收入作一个比较，应该说贵族和大地主的经济收入都比官吏高。史书上有关贵族和大地主(特别是商人地主)生活奢侈的记载比官吏要多，这也正说明他们生活消费的水平是与其经济收入相对应的。

　　西汉初年承亡秦兵燹之后，社会消费一度大幅度萎缩。《史记·平准书》说，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社会经济才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直到文景之世‘民间无论是‘养生‘或‘送死‘，还是比较俭朴的。《盐铁论·国疾》记贤良说：

　　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

　　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huan而不湛，

　　乐足以理心而不淫。人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

　　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

　　贤良所说的‘往者‘，大致是指武帝以前的情况。但就在文景时期，有的贵族家庭的生活消费已经达到穷奢极侈的地步。长沙马王堆軚侯利苍及其家属墓出土的器物，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马王堆汉墓中随葬的食物品类很多，根据出土实物的鉴定，参考随葬竹笥木牌的记载，粮食有稻、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笋、藕、菱角以及梅、杨梅、梨、柿，枣、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此外，随葬的食品和饮料还有鸡蛋、各种饼食和酒。烹调时使用的调味品有盐、酱、豆豉、糖、蜜、曲、醋等。出土的一百多件丝织物和服饰，包括绢、绮，罗、纱、锦、组带和绣等品种。其中如素纱禅衣、漆缦纱帽和绒圈锦，都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出土的大量精美漆器，包括各种日常生活用具‘如盛放食物和饮料的鼎、盘‘奁、钟、壶、纺、耳杯、卮杯，承托餐具的案、平盘，用于盥洗的盆、匝、沐盘，以及娱乐用的博具，摆设用的几、屏风等，应有尽有(湖南省博物馆等1974；湖南农学院等1978；何介均、张维明1982)。

　　汉武帝以后，贵族生活豪奢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如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汉书·田蚡传》)。史丹‘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汉书·史丹传》)。王政君的‘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干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汉书·元后传》)。梁冀、孙寿夫妇“对街为宅，弹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疎青琐‘图以云气仙灵。‘‘ 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后汉书·梁冀传》)。

　　汉代的官吏如果没有封侯食邑，其经济收入主要就是靠俸禄。有的官吏俸禄所得扣除生活费用之外，并没有多少剩余。张汤为御史大夫，死后‘家产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j(《汉书·张汤传》)。尹齐曾任中尉，后．以淮阳都尉病死，家值不满五十金‘(《史记·酷吏列传》)。王吉为益州刺史，其孙王崇曾代大司空，‘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汉书·王吉传》)o基层官吏的秩禄较低，崔寔曾为‘百里长吏‘的收支算过一笔账：‘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刍、膏肉五百，薪炭、盐、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余财足给马，岂能供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费乎?况复迎父母致妻子哉‘(《政论》)。按照崔寔所算的这笔账，基层官吏生活确实比较拮据。但他们的消费水平无论如何已超过了农民家庭的最低生活消费。而更重要的，许多官吏并不以俸禄为满足。他们手中掌握权力，这是聚敛的有利条件。《汉书·景帝纪》载景帝诏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后汉书·左雄列传》说：‘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日常生活的费用都无偿取之于民，其消费水平自然不是以俸禄所能衡量的。

　　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的墓主具有五大夫的爵位，其身份相当于县令。墓中随葬的五百多件文物，有许多日用的漆器、木器、竹器、陶器和丝麻织品，还有小米、稻谷、生姜、红枣、杏、李、梅、花椒以及牛、猪、鸡、鱼等食物的遗骸(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基发掘整理组1975)，反映一个基层官吏生前的生活消费也相当奢侈。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墓主是一个护乌桓校尉，墓中壁画更表现了墓主生前豪华的生活场面。画中有许多男女奴婢忙于汲水．洗涤、酿造、宰牛、击牛、烹饪。厨房内挂着鱼、肉、肝、肠、肺、鸡、雉、兔、兽头等，摆满了釜、镂、盆、钵、瓮、食案、列鼎、盘、奁、盒、碗、勺及盛放耳杯的架子。厨房外有饲养鸡、鸭、鹅等的禽。在堂上，奴婢们向主人进奉酒食，乐舞百戏伴着主人宴饮(内蒙博物馆文物工作队1978)。

　　和贵族、官吏不同，汉代的庶民地主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特权。商人地主在政治上甚至还受到歧视和压制。但是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可以交通王侯，勾结官吏。文帝时商人已经‘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汉书·食货志》)．其后，商人地主的生活曰益奢僭。从贾谊、晁错开始，汉代一些士大夫所尖锐批评的民间的奢侈风气，主要就是指商人地主的生活消费。《汉书·严安传》说：

　　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

　　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

　　大约从武帝以后，民间的奢侈风气有了较大发展。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曾经列举‘富者‘和‘中者‘(中产之家)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奢侈表现。如说：‘富者缛绣罗执，中者素绋冰锦‘；‘富者鼹鼦，狐白凫翥‘中者厨衣金缕，燕鼦代黄‘； ‘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耕，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等等(《盐铁论·散不足》)。到了东汉末年，仲长统对商人地主的豪奢生活更有生动的刻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仲长统还指出，这些‘豪人‘奢侈的物质生活享受，‘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后汉书》49／39)。财富的力量已经冲垮了传统礼制，只要拥有巨大的财富，即使生活享受奢僭，人们也‘不以为罪‘了。

　　注释：

　　[1]

　　[2]汉简载：‘粟一石，直百一十‘；‘出钱四千三百卅五，耀得粟五十一石，石八十五。‘(见(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页16、199)又居延新简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载：‘盐、豉各一斗，直卅。‘(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所附图版，《文物》1(1978))。原简出土地点肩水金关，简文尚未正式发表。

　　‘养生‘与‘送死‘：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2）

　　作者：林甘泉

　　三、‘送死‘：‘富者奢僭，贫者殚财‘

　　古代的人，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异，‘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论衡·薄葬篇》)。由此，就产生了‘送死‘这种特有的家庭消费。汉代墓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少墓葬力求复制和表现死者生前的生活样式。特别是一些富贵人家，不但墓葬的形制和布局要模仿地面上的居住建筑，而且死者的饮食‘衣服、车马以及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等等都要纳入墓中随葬。这种葬俗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中，‘送死‘是‘养生‘的延长。死者生前过着豪奢的生活，死后也要把这套生活方式搬到地下。以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为例‘南、北耳室是库房和车马房，中室是宽大的厅堂，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六辆，马十六匹。北耳室随葬的部分陶器还分别装盛酒，粮食、鱼类等。中室除铜器、铁器和陶器外，还张设两具帷帐(社科院考古所1984)，从西汉晚期到东汉，墓葬中的礼器逐渐趋于绝迹，而日常生活用具以及屋、井、仓、灶等模型明器则大量出现。在东汉的壁画墓和画像石‘画像砖墓中，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表现墓主人豪奢生活的画面，如庖厨、宴饮，乐舞等。内蒙古托克托县古城一座．闵氏』墓葬中的壁画，井、灶‘车马和奴婢都写有‘闵氏‘字样，表明这些生活用具和奴婢都是供墓主人闵氏使用和驱使的(内蒙古大学古史研究室1977)。

　　四川的汉代画像砖墓，在不同地点的墓中，常常可以发现内容完全相同的画像砖。有的学者据此认为，这些画像的内容与墓主人并无直接关系(刘志远1958)。这里涉及对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所表现的生活如何理解的问题‘应该承认，内容完全相同的成批制作的画像砖，出现在不同的墓中，说明有些画像的内容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它并不一定都是墓主人日常生活的具体写照。但是，不能由此就否定这些画像基本上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写实的艺术创作。用成批制作的烹牛宰羊、宴饮乐舞的画像装饰墓室，恰恰说明豪奢的生活方式在富贵人家带有普遍性。即使有的墓主生前不是经常过着这种生活，但墓室的装饰却反映死者及其家属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追求。

　　对于富贵人家来说，．送死j不仅是．养生j的延长，而且是夸饰社会地位和财力的一种标志。原先，‘送死‘是有一套严格的礼制的。‘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荀子·礼论》)。不同的等级，‘送死‘之制也不同。譬如‘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荀子·礼论》)。但是汉代‘送死‘奢僭的情况相当普遍，先前的礼制已经完全废弛。周亚夫之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循五百被可以葬者‘，结果亚夫以‘盗买县官器‘的罪名下狱(《汉书·周勃传》)。《盐铁论·散不足》谈到当时的葬俗是‘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骂。‘《潜夫论．浮侈篇》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襦梓楩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东汉的几个皇帝，也多次在诏令中指出‘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封建国家虽然禁止‘吏民腧僭‘，但‘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后汉书》2／2，3／3，4／4、5／5)。

　　在权贵富豪‘送死‘竞相奢僭的影响下，有些家境并不富裕的人家，也纷纷慕效。 ‘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盐铁论．国疾》)，成为一时风气。有的人为了把父母的丧事办得体面一些，不惜耗尽家产，甚至借贷求助。原涉为父‘大治起冢舍，周阁重门‘，‘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仟‘，‘费用皆卬富人长者，然身衣服车马才具，妻子内困‘ (《汉书·游侠传》)。东汉名士范滂的父亲叔矩，‘遭母忧，既葬之后馊粥不赡‘(《风俗通义·十反》)。崔寔的父亲崔瑗生前‘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不问余产。‘他死后，崔寔‘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后汉书·崔寔列传》)。

　　厚葬的历史由来久远，先秦诸子对厚葬一般是持反对态度的。墨子主张节葬，自不待言。孔子肯定三年丧制，但并不主张厚葬。‘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礼记·檀弓下))。孟子虽然说过‘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把给父母送终看成是比养活父母还重要的事情，但也是就尽礼而言，并没有主张厚葬的意思。汉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厚葬都曾尖锐地加以批判，有的人还身体力行提倡薄葬。就连有的皇帝，也下诏明令禁止厚葬。但为什么终两汉之世，厚葬之风却愈演愈烈，‘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后汉书》1a／1a)呢?

　　王充在《论衡·薄葬篇》中说：‘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把厚葬的风气归咎于儒墨议论的不当，这显然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厚葬是一种奢侈的消费，而消费水平归根结底是由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在西汉初年，当残破的社会经济尚未得到恢复时，客观上是不可能盛行厚葬。‘送死‘奢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也和‘养生‘奢僭一样，是在汉武帝以后才形成的。因为只有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才为这种奢侈的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即使在这之后，厚葬也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受的消费。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 (《政论》)，不少人是‘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 ((汉书·贡禹传))，又如何谈得上厚葬呢?

　　汉代‘送死‘最低限度的费用，我们从史书记载中也可以略知一二。《汉书·哀帝纪》载，河南、颖川水灾，‘流杀人民，坏败庐舍‘，‘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后汉书·安帝纪》载，‘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官府赐贫无以葬者三千至五千钱，可以看作是当时‘送死‘最低限度的费用。但实际上，普通人家‘送死‘肯定不能只限于置办棺材。原涉以赈施贫穷赴人之急闻名，曾为一‘家无所有‘的友人操办丧事，‘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汉书·游侠传》)。可见衣被棺木饭含之物都是‘送死‘所必需的。除此之外，还需置办死者家属的丧服。埋葬死者还需要冢地。汉代传世的买地券，有些是购买冢地的，每亩地价自一千五百钱至三、四千钱不等(林甘泉1990)。有的农民家庭买不起专用的冢地，只好把死者埋在自家的农田地下。东汉末年的孙成买地券载，左骏厩宫大奴孙成从雒阳男子张伯始买广德亭部罗陌田一町用作冢地，双方约定除‘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之外，‘田中若有尸死，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 (罗振玉1918)。土地买卖契约之所以要写上这种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内容，说明当时农田埋有死人并非个别现象．没有土地的家庭为了让死者有葬身之地，其送死的负担就更重一些。西汉董永‘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刘向《孝子图》)。像董永这样不得不卖身葬父的人，恐怕就是没有土地可以变卖的贫民。

　　棺钱三千，如以粟价每石100钱折算，相当于30石粮食的价钱。但如上所说，‘送死‘不能只限于置办棺材。倘若把董永葬父贷钱一万视为普通人家办理丧事所需的费用，这笔丧葬费就相当于耗费粮食100石。前文指出，汉代一个耕种百亩土地的农民家庭，全年收获粮食约在200石左右。农家依靠种地收入维持生活，已经非常拮据。在这种情况下，一次‘送死‘的费用就要用掉全年粮食收获的一半，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由此也可想见，超越普通‘送死‘费用的厚葬，显然是与贫苦农民无缘的。汉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抨击厚葬风气时所说的‘贫者欲及‘，‘贫者殚财‘的‘贫者‘，大抵家境虽不富裕，总还要有一定的资产，而不可能是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汉代的贫富是以家资为根据的。‘中家‘的家资标准是‘十金‘，即十万钱。家訾不满万钱的，即可称贫。贡禹上书元帝说：‘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汉书·贡禹传》)。贡禹有田一百三十亩，已超过一般农民通常zhan有的土地面积，但因为家资不满万钱，也就可以自称贫穷。据此，汉代那些慕效厚葬的‘贫者‘，至少也是一些可以温饱的编户齐民。

　　王充虽然未能揭示厚葬的社会根源，但他指出汉代厚葬的风气与孝道的观念有关，这个意见却是很有见地的。王充说，‘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当人们‘不明死无知之实‘时，为了表示对父母的孝心，就不惜‘空家以送终‘ (《论衡·薄葬篇》)。本文一开始曾指出，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很自然形成一种观念：对父母的孝敬不仅要表现在‘养生‘上，也要表现在‘送死‘上。‘养生‘和‘送死‘，由此成为家庭消费的两大项目。在汉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孝道不仅是判断一个人品行的道德标准，甚至是决定他仕途的政治标准，许多人为了获取‘孝子‘的美誉，尽管父母生时不能尽心奉养，死后也要厚葬以夸饰自己的孝行。正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说：‘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着于俗。‘这种厚葬风气，其实正是封建纲纪伦常虚伪性的一种表现。

　　四、‘养生‘与‘送死‘的社会保障

　　汉代的家庭是‘养生‘和‘送死‘消费的基本单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养生‘和‘送死‘完全是个体家庭自己的事情。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社会关系，都带有封建伦常的色彩。当有的家庭连‘养生‘和‘送死‘最起码的消费都无法承担时，它的宗亲和封建国家都有责任予以救济。这种救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来，乃是中国古代‘养生‘与‘送死‘的一种社会保障。

　　如前所说，汉代的家庭结构一般为两代或三代。同一父家长的子孙，只要在五服之内，不论是同居共财或分居别财，都属同一家族的成员。在文献记载上，家族有时也称为宗族，但一般说来，宗族的范围比家族大，可以包括自高祖至玄孙的九族的成员，因此有的宗族人数可达数百家。《礼记·大传》说：‘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超出五服范围的同宗亲属，比起家族成员来，血缘关系已经疏远了。但是正如《白虎通义·宗族》所说：‘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只要是同宗族的成员，就有一层‘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的关系。

　　按照‘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 (《仪礼·丧服·子夏传》)的古老传统，家族成员之间有互通有无的义务。汉代兄弟之间因争家产而涉讼的事例虽不乏见，但这种事情通常都要受到舆论乃至官府的谴责。与此同时，家族成员互相让财的例子也不少。卜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十余年后，‘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 (《汉书·卜式传》)。郭昌‘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后汉书》10a／10a)o樊梵‘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 (《后汉书》32／22)。张堪‘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 (《后汉书》3l／21)。郑均‘养孤兄子甚笃，已冠娶，出令别居，并门。尽推财与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后随护视振给之‘ (《后汉书》2717注引《东观记》)。薛包‘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田庐取其荒顿者‘，‘器物取朽败者‘，‘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 (《后汉书·刘平等列传序》)。韩棱‘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 (《后汉书·韩棱列传》)。按照习俗，兄长对于诸弟，叔伯对于子侄，在让财和赡养方面负有更多的责任。<风俗通义·过誉)记‘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让财与兄‘，应劭对此评论说：‘凡让财者，类与子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与兄。‘又说： ‘凡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

　　按照古老的传统，对于血缘关系比较疏远的族人，同样也有收养和赈济的责任。《管子·问篇》说：‘问****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收养者几何人矣‘；‘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加速了各个宗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一些‘宗子‘和‘良家‘不得不收养同族的穷人和鳏寡孤独。到了汉代，这种传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四民月令》在记述农事安排的同时，特别提到春天要‘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到了秋冬之际，要‘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同宗有贫窦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与举之。‘史书上有关这种赈济穷困族人的事例很多，如：‘[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 (《汉书·杨恽传》)。‘[郇]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朱邑]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 (《汉书·循吏传》)。‘ (宣秉)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后汉书》27／17)。‘[任隗]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 (《后汉书》21／11)。‘[种暠]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暠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后汉书·种嵩列传))。‘[廖扶]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 (《后汉书·方术列传》)。对族人的赈济和赡养，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一种天然义务。《风俗通义·过誉》说戴幼起让财与兄之后，‘将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种。‘应劭对此很不以为然，理由是‘宗家犹有赢田舍，田可首粥力耳，何必官池客舍。‘在他看来，戴幼起让财之后，倘若生活发生困难，完全可以靠宗族多余的田庐过日子，何必耕种官田住客舍?可见当时人认为依靠宗族解决生活困难，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是一些不务正业而穷困潦倒的族人，宗族对他也不能不加以照顾。《隶释》卷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记载，徐氏次子雍直分家之后，把家产挥霍一空，负债出走，结果就是‘依附宗家‘才得以糊口的。

　　汉代的一些豪强地主，大都是强宗大族的头面人物。他们的依附农民有不少就是贫苦的族人。这些强宗豪右往往利用对族人‘养生‘、‘送死‘的关怀，来维系宗族的团结，树立自己在宗族内部的权威地位。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的掩盖下，贫苦族人不仅有义务为他们服役，还常常成为他们横行乡里的工具。如景帝时，‘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汉书·酷吏传》)；宣帝时，颖川‘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 (《后汉书·赵广汉列传》)。有的豪强利用赡养鳏寡孤独的古老传统，还居心叵测地侵吞孤弱族人的财产。如周党‘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 (《后汉书》83／73)。

　　封建国家对于编户齐民的‘养生‘和‘送死‘负有关怀的责任，也来源于古老的传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日养老，三日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日安富。‘这六项养民措施，可以说是国家在安排社会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之职能的一种体现．汉代有养老的制度。《续汉书·礼仪志》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铺之糜粥。‘汉文帝元年诏曰：‘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根据文帝的旨意，‘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叉赐帛人二疋，絮三斤‘(《汉书·文帝纪》)。武帝元狩四年，关东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 (《汉书·食货志》)。东汉皇帝多次赐鳏、寡、孤、独、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粟，每次或人三斛，或人五斛。对于贫困无以葬者，国家通常也要加以抚恤。如前引哀帝赐河南、颖川灾民死者棺钱，人三千，安帝赐京师贫无以葬者人五千。叉如桓帝建和三年，以‘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诏令‘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以宫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 (《后汉书·桓帝纪》)。

　　汉代一些所谓循吏，其政绩主要就是劝课农桑和安排好人民的生活。如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同时还‘开仓廪假贫民‘，使民得以安居乐业(《汉书·循吏传》)。黄霸为颖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 (《汉书·循吏传》)。第五访为张掖太守，遇到荒年，‘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敞‘，郡吏认为需要得到朝廷的许可，‘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顺帝玺书嘉之‘ (《后汉书》76／66)。事实说明，太凡能够较好安排人民生活的地方，当地的社会秩序就比较安定，生产也就可能得到发展。

　　但是应该指出，封建国家对于人民‘养生‘与‘送死‘的关怀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封建国家在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的政权，它之所以要采取赈恤贫民和鳏寡孤独的措施，归根到底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自己的统治。本文在分析汉代各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消费时，没有涉及皇室的消费。实际上，无论是‘养生‘或‘送死‘，皇室生活消费的奢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贵族、官吏和地主。而这些消费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剥削的基础上的。封建国家可以对农民的‘养生‘与‘送死‘表示关怀，但它决不会放弃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哀帝时‘鲍宣上书言‘民有七亡‘，其中三亡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苛吏繇役，失农桑时‘ (《汉书·鲍宣传》) ，都与封建宫府的剥削压迫有关。桓、灵二帝虽多次下令赈给贫民，恤葬死者，但恰恰是他们在位时，‘亩敛税钱‘，‘亩税十钱‘ (《后汉书·桓帝纪·张让列传》)，加重了农民的田租负担。统治阶级中虽然也有些人真诚地关心人民的疾苦，但‘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后汉书·朱晖传附孙穆传》) ，就连封建国家对贫苦农民有限的赈济，也常常由于一些官吏上下其手而完全变了样。和帝永元五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鬻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窍，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 (《后汉书·和帝纪》)。可见许多地方贫民不但没有从赈济得到实惠，反而受到很大的骚扰。

　　结语

　　任何一个社会，消费结构基本上都可以分为生存消费、发展消费和享乐消费。汉代的家庭消费，除了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生存消费和享乐消费之外，本来还应该包括发展消费，即人们为提高自身素质和发展劳动能力的消费，如接受教育和培训技能所支付的费用等等。由于篇幅限制，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就从略了。

　　对汉代不同阶级和阶层‘养生‘与‘送死‘消费的分析表明，作为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广大农民，在正常年景下，都很难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费。对于他们来说，享乐消费和发展消费都是无缘的。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榣役和频仍的自然灾害，更使他们的生活陷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困境。无论是家族和宗族的互助，或是封建国家的赈恤，都不能改变他们悲惨的命运。贵族、官吏和地主并不从事生产，他们依靠剥削收入，不仅生前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死后还要挥霍大量的物质财富。生产者取得的消费份额最少，而非生产者取得的消费份额却最多，这种情况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当广大农民由于饥寒交迫而嫁妻鬻子、流离沟壑时，社会生产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行。‘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 (《汉书·贡禹传》)。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农民起义也就不可避免了。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官制等级

　　东汉的中央政府，还是以三公九卿组织而成的。但在新皇帝即位之时，则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揽政务。光武躬政，以尚书台总领纪纲，职无不统。御史台也合并在少府下面。侍中在西汉本是加官，到东汉设立侍中寺，献帝时给事黄门也并入侍中寺，成为少府下面的一个机构。西汉时，有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上公，而东汉则仅有太傅一人，也称上公。每当新皇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总揽朝政。录尚书事这一官称创始于西汉。上公之下是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司空所部。东汉九卿之长均加“卿”字，其秩皆中二千石。东汉又有各级将军，也是中央要员，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在三公之下。前、后、左、右将军，位在上卿之下，不常置，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执政，常假借兵权以自重。于是，大将军便成为中央的主要官员了，并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

　　东汉的地方官，仍沿袭西汉旧制，分封王、侯与州、郡、县双轨置。东汉划天下为十二州，每州置刺史1人，其首都所属之州，设司隶校尉1人，司隶校尉属吏有从事史12人；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功曹从事，主州部选署官吏及一应事务；别驾从事，凡校尉巡察州部时，则奉引，并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如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掌兵事。此外，还有郡国从事，每郡国各1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由州自行辟除，通为百石。又有假左25人，主簿录阁下事，省文书。门亭长掌州正门。门功曹书佐掌选用。《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主平法律。簿曹书佐主簿书。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1人，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补用，每年换一次。司隶校尉所部之外的十二州，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改州牧为刺史。刺史常以每年八月巡察所部郡国，录囚徒，课殿最。西汉的刺史，本是中央派遣的一种视察官，他们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原非固定的行政官吏。但到东汉时，刺史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每年遣吏向司徒府汇报。西汉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称职者，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东汉光武不任三公，权归刺史，有所劾奏，便加黜退，刺史权威愈重。其属吏皆有从事史，假佐，人员与司隶略同，但无都官从事，以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又改刺史为州牧。自此以后，刺史就由中央派遣的视察官，一变而为地方行政官。东汉的地方行政，也由郡县的二级制，一变而为州、郡、县三级制了。

　　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还有中尉1人，皆二千石，职如郡都尉，主盗贼，郎中令1人，仆1人，皆千石。郎中令是掌王、大夫及郎中等宿卫官，还有仆1人，仆主车及驭。又有治书，六百石，如尚书。谒者，四百石，随王所使。又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皆比四百石。《百官志》又云：“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侯国置相1人，如县令长，不臣于侯，但须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食封千户以上者，置家丞、庶子各1人，不满千户者，不置家丞。县侯、乡侯、亭侯之封，为东汉所创设，但东汉侯王不过徒拥虚号，权力已远远不如西汉了。其所属封国的政治，皆由中央所派之傅相主持，而所谓王侯傅相其实就是中央派遣的地方官。

　　列郡，每郡置太守1人，二千石。因东汉建都洛阳，河南郡为京畿所在地，故称河南尹。其地位高于太守。河南尹奉朝请如九卿，秩中二千石。每郡置丞1人，掌治民，郡在边地的，又有长史1人，掌兵马，皆六百石。又有郡司马，在长史之下（都尉下也有司马，二者不可混同）。王国之相、列卿太守皆掌治民，进贤能，除奸猾，春行所属县，劝民农桑，赈救贫乏。秋冬遣文无害吏（公平正直，无所枉害），审讯囚犯，使罪当其法，无所冤滥。对属官课其殿最。西汉有郡都尉，比二千石，治郡兵，备盗贼，东汉以郡都尉并于太守，可见东汉太守不仅听郡政，并且典郡兵了。所以东汉的太守又称“郡将”。但在边郡往往置都尉或属国都尉，且有分县，掌治其民，比于小郡。

　　郡太守置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即掌任用迁转与记录功过）；有五官掾署，理功曹及诸曹事；有五部督邮书掾，以监督所属各县；有门亭长1人，主府门；有主记室史，主录事和发出通知。阁下和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

　　郡国之下为县，皇后、公主食邑为邑，在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为道（“道”在西汉已有）。大县置令1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侯国的相，其官阶如县令或县长，皆掌治其民，劝善惩恶，理讼狱，禁盗贼。秋冬各计其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然后向所属的郡国汇报。在县令、长之下，置县丞1人；县尉，大县2人，小县1人。丞主文书，典管仓狱，尉主盗贼，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诸曹掾、史，大致如郡掾。皆有主簿、功曹、狱掾，有县三老，掌教化。

　　县以下为乡，大率十里为乡。乡置有秩、啬夫、三老游徼。凡大乡，由郡任命有秩1人，秩百石。小乡，由县任命啬夫1人。皆主一乡之事，了解民间善恶，定其徭役先后。了解民间贫富，定其赋税多少。三老掌教化，凡忠孝节义，足为法式者，皆旌表其门，以倡导从善去恶。游徼掌巡察，禁止奸盗。又有乡佐，主收赋税。

　　乡之下为亭，亭置亭长，主求捕盗贼。尉、游徼、亭长皆习五兵，即弓弩、戟、楯、刀剑、甲铠。

　　亭之下为里，里置里魁，掌一里百家。里之下为什，什有什长，主十家事。什之下有伍，伍有伍长，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恶，以告监官。伍之下就是最基层的人民群众。

　　边郡有障塞尉，守卫边塞，以防外敌侵犯。近塞县皆置尉，百里1人，士史、尉史各2人，巡行边塞。

　　凡县出盐多的，置盐官，主收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手工业者多的，置工官，主工税，有水池渔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鱼税。随事置吏，不在县吏名额之内。

　　[三国]曹魏中央官制、[三国]蜀汉中央官制、[三国]孙吴中央官制和[三国]地方官制见http:///files/article/html/30/30854/

　　参考资料：http:///files/article/html/30/30854/

西汉的官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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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公制度，

　　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共同行使宰相的职权，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参与中央政府的行政决策，并负责具体的执行。

　　1，丞相

　　丞相居百官之首，俸禄最高，掌佐天子，助理万机。西汉初期，丞相具有选用官吏之权，有弹劾百官和执行诛罚的权力，有主管郡国上计和考课之权，有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之权，有封驳皇帝诏令和谏诤之权，凡有重要的政事，如立新君，立储，封赠，赏功，罚罪等事，以及财政，选举，民政，法律，礼制，边事等方面的重大的事，往往是由皇帝委托丞相主持，召集百官集议，集议的结果由丞相领衔上奏于天子，再由皇帝和丞相共同决策定议。

　　丞相府的官员和掌职及俸禄如下：

　　丞相，金印紫绶，秩俸万石。

　　丞相司直，辅佐丞相，检举不法，秩俸千石。

　　丞相长史，辅佐丞相，督率诸吏，处理各种政务，秩俸比千石。

　　丞相征事，秩俸比六百石。

　　丞相史，秩俸四百石。

　　丞相少史，秩俸三百石。

　　东曹掾，领郡国事，主长史的任命，外出督州郡，秩俸比四百石。

　　西曹掾，领百官奏事，主府中吏之进退，秩俸比四百石。

　　议曹，主谋议事。

　　辞曹，主评讼事。

　　奏曹，主章奏事。

　　贼曹，主盗贼事。

　　决曹，主罪法事。

　　集曹，主簿计事，秩俸比三百石。

　　户曹，主民户祭祀农桑事。

　　法曹，主邮驿科程事。

　　尉曹，主卒徒转运事。

　　仓曹，主仓谷事。

　　兵曹，主兵事。

　　金曹，主钱币盐铁事。

　　计相，主郡国上计事。

　　主簿，省录众事。

　　侍曹，主通报事。

　　2，太尉

　　太尉是朝中仅次于丞相的官职，专掌武事，地位和丞相相同，为最高的武官职位，秩俸万石，金印紫绶。官吏主要有长史和主簿。

　　3，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主要行使副丞相的职权，是丞相的助理，对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公卿的一切行政活动进行监察，三公中地位最低，秩俸是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二，九卿制度

　　九卿是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个机构。同时执金吾，大长秋，将作大匠的地位和秩俸都与九卿相同，因此把他们和九卿统称为诸卿。京北尹，右扶风，左冯翊是三辅即京师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有资格参加朝议，具有高与一般郡国长官的特殊地位，因此也得以列于诸卿。

　　1，太常

　　太常原名为奉常，汉朝景帝时改名为太常。掌宗庙事，一般不参加具体的行政事务，是九卿之首。

　　属官主要有太史，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六令丞，博士祭酒以及诸庙寝陵园，机构复杂，编制庞大。

　　太常机构的官吏，俸禄，印件及其掌职如下：

　　官名 秩俸 印件 掌职

　　太常卿， 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掌宗庙礼仪。

　　太常丞， 秩俸千石， 铜印黑绶，掌凡祭祀及行礼之事，总署曹事，典诸陵邑。

　　赞飨，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掌赞天子。

　　礼官大夫， 千石至六百石，散职无印，是太常礼仪顾问。

　　太常掾， 秩俸四百石， 铜印黑绶，助太常丞。

　　掌故，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主政事。

　　均都长丞， 主山陵上槁输入。

　　都水长丞， 主宗庙陵园治水堤。

　　曲台署长， 主典台殿事。

　　太史属官：

　　太史令，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掌天时，星历。

　　太史丞， 秩俸四百石， 铜印黑绶，辅佐太史令。

　　侍诏， 秩俸二百石， 分掌星历，龟卜，请雨事。

　　治历， 主历法。

　　太常掾， 秩俸四百石， 铜印黑绶，助太常丞。

　　掌故， 秩俸二百石， 主故事，掌历史上国家祭祀，丧娶事。

　　大典星， 掌星历。

　　望气佐， 主望气。

　　明堂丞， 秩俸二百石， 铜印黄绶，掌守明堂。

　　灵台丞， 秩俸二百石， 铜印黄绶，掌守灵台。

　　灵台侍诏， 分掌星，日，天象，钟律之事。

　　太乐属官：

　　太乐令，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之事。

　　太乐丞， 秩俸四百石， 铜印黑绶，太乐令助手。

　　员吏， 秩俸百石， 太乐丞手下的具体办事者。

　　乐人八佾舞， 凡祭祀时为之乐舞。

　　太祝属官：

　　太祝令，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凡国祭祀时掌读祝词及迎送诸神。

　　太祝丞， 秩俸四百石， 铜印黑绶，掌祝小神事。

　　员吏， 秩俸百石至斗食， 协助令，丞。

　　祝人， 祭祀时司告鬼神的人。

　　宰人， 主厨。

　　太宰属官：

　　太宰令，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凡国祭祀时掌陈馔具。

　　太宰丞， 秩俸四百石， 铜印黑绶，掌宰工鼎俎馔具之物。

　　明堂丞， 秩俸二百石， 铜印黑绶，凡国祭祀掌明堂馔具。

　　员吏， 百石至斗食， 太宰丞下具体办事者。

　　宰人， 主厨。

　　屠者， 主屠牲。

　　卫士， 主警卫。

　　太卜属官：

　　太卜令，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国有大事时主卜问。

　　太卜丞， 秩俸三百石， 铜印黄绶，助佐太卜令。

　　员吏， 具体办事者。

　　太医属官：

　　太医令，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掌医药。

　　太医丞， 秩俸四百石， 铜印黑绶，掌医药。

　　太医 掌医药。

　　诸宗庙寝属官：

　　令，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守宗庙，掌案行扫除。

　　食监，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主食官令号。

　　丞， 秩俸四百石， 铜印黑绶，助令守庙。

　　校长， 秩俸四百石， 铜印黑绶，主宗庙寝兵戎盗贼事。

　　监丞， 秩俸三百石， 铜印黄绶，食监助手。

　　中黄门， 食监助手。

　　寝陵园食官属官：

　　庙郎， 主宗庙。

　　寝郎， 主守寝。

　　园郎， 主守园。

　　员吏，

　　卫士， 主诸庙陵园警卫。

　　博士属官：

　　祭酒， 秩俸六百石， 铜印黑绶，主教育。

　　博士， 秩俸比六百石， 掌教育弟子，国有疑问，掌承问对。

　　博士弟子，

　　歌吹诸生。

　　2，光禄勋

　　光禄勋，由秦郎中令演化而来，主管宫廷内的警卫事务，但是实际的权力不止于此。

　　皇帝的智囊班子集中在这里，同时这里又是候补官员集中训练的地方。

　　光禄勋官吏：

　　光禄卿， 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光禄丞， 秩俸千石，

　　车郎将， 秩俸比千石，

　　户郎将， 秩俸比千石，

　　骑郎将， 秩俸比千石， 此三郎将统称郎中三将，主宿卫护从。

　　做中郎将， 秩俸比二千石，

　　五官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

　　右中郎将， 秩俸比二千石， 此三郎将统称中郎将，主宿卫护从。

　　虎贲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

　　羽林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 此二将统称为虎贲羽林，主宿卫护从。

　　光禄大夫， 秩俸比二千石，

　　太中大夫， 秩俸比一千石，

　　中散大夫， 秩俸六百石，

　　谏议大夫， 秩俸六百石， 此四大夫掌故问应对，为皇帝谋事。

　　议郎， 秩俸六百石， 为皇帝谋事。

　　仆射， 秩俸比千石， 主宾赞受事。

　　谒者， 秩俸比六百石， 主宾赞受事。

　　常侍谒者， 秩俸六百石， 主宾赞受事。

　　给事谒者， 秩俸四百石， 主宾赞受事。

　　主事，

　　员吏，

　　掾。

　　3，卫尉

　　卫尉，秦时官名，西汉景帝初更名为中大夫令，有元年复为卫尉。

　　卫尉职掌宫门卫屯兵，是一个武职，是皇帝的禁卫司令，西汉兵制在京师有南北两军，北军由执金吾领，掌京师的徼巡，南军由卫尉统领，掌官门内屯兵。

　　卫尉官吏：

　　卫尉卿， 秩俸中二千石， 银印青绶。

　　卫尉丞， 秩俸千石， 卫尉卿助手。

　　公车司令， 秩俸六百石， 掌殿司马门，夜缴宫中。

　　南宫卫士令，秩俸六百石，

　　南宫卫士丞，

　　南宫卫士员吏，

　　南宫卫士，

　　北宫卫士令，秩俸六百石

　　北宫卫士丞，

　　北宫卫士员吏，

　　北宫卫士，

　　卫尉员吏，

　　卫尉卫士，

　　左都侯， 秩俸六百石， 掌剑戟，缴巡宫。

　　右都侯， 秩俸六百石，

　　宫殿掖门司马，秩俸比千石。

　　4，太仆

　　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及牲畜事务。

　　太仆官吏：

　　太仆卿， 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掌车马，天子每出，负责安排前后的礼仪队伍。

　　太仆丞，

　　太厩令，

　　太厩丞，

　　太厩尉；

　　未央令，

　　未央丞，

　　未央尉；

　　家马令，

　　家马丞，

　　家马尉；

　　边郡六牧师苑令，

　　边郡六牧师苑丞；

　　考工令， 秩俸六百石， 制作兵器，弓弩刀铠。

　　考工左丞， 协助考工令。

　　考工右丞， 协助考工令。

　　5，廷尉

　　廷尉主管刑法和监狱以及审判案件。

　　廷尉官吏：

　　廷尉， 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廷尉丞，

　　廷尉左监，

　　廷尉右监，

　　廷尉左平，

　　廷尉右平，

　　廷尉正。

　　6，大鸿胪

　　大鸿胪，原称为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大鸿胪。

　　大鸿胪分管边区少数民族事务和诸王列侯朝聘事务。

　　大鸿胪官吏：

　　大鸿胪， 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鸿胪文学，

　　大行治礼丞，

　　大行卒史，

　　行人，

　　翻译，

　　主客。

　　7，宗正

　　宗正主管皇室的宗室事务，皇帝，诸侯王，外戚男女的姻亲嫡庶等关系都由宗正来记录。

　　宗正官吏：

　　宗正卿， 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宗正丞， 秩俸比千石，

　　宗正员吏，

　　公主家令，

　　公主丞。

　　8，大司农

　　大司农主管全国的赋税钱财，是汉朝的中央政府财政部，凡国家财政开支，军国的用度，诸如田租，口赋，盐铁专卖，均输漕运，货币管理等都由大司农管理。

　　大司农官吏：

　　大司农， 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大司农丞，秩俸千石， 掌财政收支的统计财会事。

　　大司农部丞， 共有是三人，负责十三州事务。

　　治粟都尉，

　　太仓令，

　　太仓丞；

　　均输令，

　　均输丞；

　　平淮令，

　　平淮丞；

　　都内令，

　　都内丞；

　　籍田令，

　　籍田丞；

　　斡官令，

　　斡官丞；

　　盐市令，

　　盐市丞；

　　郡国盐铁官，

　　常平仓官，

　　大司农史，

　　稻田使者，

　　郡国农官，

　　榷沽官。

　　9，少府

　　少府主管皇室的财钱和皇帝的衣食住行等各项事务以及山海池泽之税。

　　少府机构官吏：

　　官名 俸禄 职掌

　　少府卿， 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掌山河池泽之税，以供皇室之用。

　　少府丞， 秩俸比一千石， 辅佐少府卿治事。

　　符节令， 秩俸六百石， 率符节台，主符节事。

　　兰台属官：

　　御史中丞，秩俸一千石， 领殿中兰台，掌图书秘籍，受公卿奏事，纠举不法。

　　侍御史， 秩俸六百石， 分五曹办事。

　　御史员， 秩俸六百石， 留台治百官。

　　尚书属官：

　　尚书令， 秩俸一千石， 掌皇上的奏章及出纳。

　　尚书仆射，秩俸六百石， 主章奏文书，尚书令不在时，可代行时。

　　尚书丞， 秩俸四百石， 佐尚书仆射。

　　侍曹尚书， 主丞相御史事。

　　二千石曹尚书， 主刺史二千石事。

　　户曹尚书， 主吏民上书事。

　　客曹尚书， 主外国四夷事。

　　三公尚书， 主断狱事。

　　太医令， 秩俸六百石， 掌诸医。

　　协律都尉， 掌校正乐律。

　　供皇帝服御诸令丞属官：

　　织室令， 主织。

　　东园匠令， 做陵内器物，有十六丞。

　　钩盾令， 主近苑囿。

　　尚方令， 主作器物。

　　尚书待治， 尚书令的属官。

　　御府令， 主天子衣服。

　　采珍宝金玉令， 主才珠宝金玉。

　　太官令， 主膳食，属官有尚食，尚席，食监三丞。

　　汤官令， 主饼饵。

　　导官令， 主择米。

　　若卢令， 主藏兵器。

　　水衡都尉， 掌上林苑，有五丞。

　　水衡都尉丞， 协助水衡都尉。

　　上林令， 主上林，有八丞，十二尉。

　　均输令， 有四丞。

　　均输丞， 协助均输令。

　　御羞令，

　　禁圃令，

　　辑濯令，

　　钟官令， 主铸钱。

　　技巧令，

　　六厩令， 掌天子六厩。

　　辩铜令， 主分辨铜之种类。

　　黄门令丞属官：

　　黄门令， 掌侍左右，通报内外。

　　中黄门， 掌侍左右，通报内外。

　　黄门驸马， 掌侍左右，通报内外。

　　中谒者， 掌侍左右，通报内外。

　　黄门署长， 掌侍左右，通报内外。

　　三，除九卿外的其他诸卿

　　1，执金吾

　　执金吾领京师北军，掌京师徼循。

　　执金吾的官吏：

　　执金吾， 秩俸二千石。

　　中垒令，

　　中垒丞；

　　寺令，

　　寺丞；

　　武库令，

　　武库丞；

　　都般令，

　　都般丞；

　　式道左中侯，

　　式道左中丞；

　　式道右中侯，

　　式道右中丞；

　　左京辅都尉，

　　左京辅都尉丞；

　　右京辅都尉，

　　右京辅都尉丞。

　　2，将作大匠

　　将作大匠，原为将作少府，本是从少府中分离出来，主要是掌治宫室。

　　将作大匠的官员：

　　将作大匠，秩俸二千石，银印青绶。

　　石库，

　　东园主章，

　　六章长丞，

　　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

　　3，大长秋

　　大长秋是后宫皇后的官署，秩俸二千石。

　　4，右扶风

　　右扶风，原名为都尉，是京师三辅地区的行政长官。

　　5，京兆尹

　　京兆尹，原名为内史或是右内史。是京师三辅地区的行政长官。

　　6，左冯翊。

　　左冯翊，京师三辅地区的行政长官。

　　四，郡国

　　汉朝在地方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郡国同级。

　　郡国的编制：

　　郡守， 秩俸二千石， 掌一郡大小事。

　　国相， 秩俸二千石， 掌一国大小事。

　　都尉， 比二千石，

　　郡丞， 秩俸六百石，

　　长史， 秩俸六百石，

　　功曹史，

　　五官掾，

　　督邮，

　　郡府属官：

　　主记事掾史， 主录记事。

　　录事掾史， 主记。

　　奏事掾史， 主奏议事。

　　少府史， 总典守相私家财务出纳。

　　门下督贼曹， 主兵卫，巡查侍从。

　　门下贼曹， 主侍卫。

　　府门亭长， 主守卫。

　　门下议曹史， 主谋议。

　　门下掾， 杂务人员。

　　门下史， 杂务人员。

　　门下书佐， 杂务人员。

　　门下小吏， 杂务人员。

　　民政官员：

　　户曹掾史， 主民户，祭祀，农桑。

　　田曹掾史， 主垦埴畜养。

　　水曹掾史， 郡国水利人员。

　　时曹掾史， 主时节祭祀。

　　比曹掾史， 主郡内财物，尾数之检核。

　　财政官员：

　　仓曹掾史， 主仓谷事。

　　金曹掾史， 主货币盐铁事。

　　计曹掾史， 主上计之事。

　　市掾， 主市政。

　　兵政官员：

　　兵曹掾史， 主兵事。

　　尉曹掾史， 主徒卒转运事。

　　政法官员：

　　贼曹掾史， 主盗贼事。

　　塞曹掾史， 掌边塞之职。

　　贼捕掾， 主捕盗贼。

　　决曹掾史， 断罪决狱。

　　辞曹掾史， 主辟讼事。

　　交通官员：

　　督邮掾， 主奉诏系捕，录送囚徒，催租点兵。

　　法曹掾史， 主邮驿。

　　漕曹掾史， 主漕运粮草事。

　　教育卫生官员：

　　学官掾史， 主郡学校事。

　　郡掾祭酒， 主教育。

　　学经师， 主教育。

　　文学史， 主教育。

　　医曹掾史， 主医药事。

　　五，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与郡国同级，掌管西域各国。

　　西域都护府官吏：

　　西域都护， 秩俸二千石，

　　西域都护副较尉，秩俸比二千石，

　　西域都护丞，

　　西域都护司马，

　　西域都护候，

　　西域都护千人。

　　六，县制

　　县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

　　汉朝在郡以下设县，大县（万户以上）设县令，小县（万户以下）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长官。与县同一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道，国，邑。国是侯国；邑是皇后，皇太后，公主的封地；境内有少数民族居住的称为道。

　　县官员：

　　县令， 秩俸为一千石至六百石，管辖县内的所有政务。

　　县长， 秩俸五百石至三百石， 管辖县内的所有政务。

　　功曹史， 总揆众事。

　　县尉， 秩俸四百石至二百石， 掌县军事。

　　县丞， 秩俸四百石至二百石，

　　主簿， 县府门长，官众事。

　　廷掾， 督乡事。

　　主记室， 管文书。

　　少府， 主财用。

　　门下游缴，

　　门下贼曹， 主兵卫。

　　门下议曹， 参议诸事。

　　门下掾史，

　　闾师。

　　县佐，

　　县史， 秩俸百石以下。

　　七，县以下的机构

　　县以下的基层机构是乡，里，亭。

　　汉制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

　　乡官主要有主要有三老。蔷夫，游缴。三老掌教化，蔷夫掌一乡之行政，兼收赋税，游缴捕盗贼，官治安。

　　乡下有里，什，伍。里设里长，什设什长，伍设伍长，亭设亭长，秩俸百石以下。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 作者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是钱伟长的叔叔。

　　序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我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但由于国家大局之动荡，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忙，以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本来想再就讲演记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不幸讲演完成，我及负伤养病，在此期间，没有精力对此讲稿，再事改进。只得就原记录稿有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润饰了。将来若偿宿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属至幸，而此书得以抢先呈教于读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并在此致谢何先生之美意。若无何先生这一番督命，连此小书，也不会有仓促完成之望的。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养病时。嗣后又有邀约，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两税制，明代的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入，较原稿稍微充实，然恐尚多疏漏谬误，切盼读者之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钱穆于香港

　　第一讲 汉代

　　一、 汉代政府组织

　　甲、皇室与政府

　　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只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现在专说汉代政府究是怎样组织的？我们要看政府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在此方面，我亦只想提出两点来加以申说。第一是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我们知道：秦以后，中国就开始有一个统一政府，在一个统一政府里，便不能没有一个领袖。中国历史上这一个政治领袖，就是皇帝。这皇帝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皇位是世袭的——父亲传给儿子。若用现代政治眼光来衡量，大家会怀疑，皇帝为什么要世袭呢？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罗马开始，也只是一城市。后来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况且世界各国，在历史上有皇帝的，实在也不在少数。我们不能说，中国从前不用民主选举制，而有一个世袭的皇帝，便够证明中国传统政治之黑暗与无理性。在封建时代，本来有很多家庭有他们世袭的特权，这些皆所谓贵族。但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推翻。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除却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以外，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职位传给他儿子，县令不能把县令的职位传给他儿子。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的进步。从前封建时代，政府和家庭，有分不开的关系，现在则不然了。组织政府的是一个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一个家。不过在那时，还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这是秦汉时代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此下中国政治史上一向要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要讲汉代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让我先举一实例：当时皇帝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而两边的组织，大小不同。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这真是皇宫里的“秘书”了。汉代开始的尚书，其职权地位本不高，后来才愈弄愈大。最先尚书只是六尚之一，这是皇帝的秘书处。若说到宰相的秘书处呢？共有十三个部门，即是当时所谓的十三曹，一个曹等于现在一个司。我们且列举此十三曹的名称，便可看出当时宰相秘书处组织之庞大，与其职权之广泛。一西曹，主府史署用。二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并包军吏在内。二千石是当时最大的官，以年俸有两千石谷得名。可见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经宰相的秘书处。三户曹，主祭祀农桑。四奏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略如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五词曹，主词讼，此属法律民事部分。六法曹，掌邮驿科程，这像现在的交通部，科程是指一切交通方面之时限及量限等。七尉曹，主卒曹转运，是管运输的，略如清代之有漕运总督。八贼曹，管盗贼。九决曹，主罪法。此两曹所管属于法律之刑事方面。十兵曹，管兵役。十一金曹，管货币盐铁。十二仓曹，管仓谷。十三黄阁，主簿录众事，这是宰相府秘书处的总务主任。这十三个机关，合成一个宰相直辖的办公厅。我们只根据这十三曹名称，便可想见当时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而并不归属于皇帝。因为皇帝只有一个笼统的尚书处，只有一个书房。最先的尚书也仅有四人，而宰相府下就有十三个机关。这相府十三曹，比诸皇室尚书的范围大得多，而且此十三曹的权位也很重，也竟俨如后代之专部大臣。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以上单据一例来讲皇室和政府的区别。从中国传统政治的大趋势看，一般意见一向是看重这区别的。

　　乙、中央政府的组织

　　现在说到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当时有所谓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它是副丞相。按照汉代习惯，用现代语说，这里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规定，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因此当时最高行政长官实在是丞相。依照文字学原义，丞是副贰之意。所谓相，也是副。就如现俗称嫔相，这是新郎新娘的副，新郎新娘不能做的事，由嫔相代理来做。所以丞是副，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来代理，皇帝可以不负责任。为什么又叫宰相呢？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事在祭祀。祭祀是最重要事在宰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当时替天子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到了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古人称“化家为国”，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却变成了国家。于是他家里的家宰，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本来封建时代，在内管家称宰，出外作副官称相，所以照历史传统讲，宰相本来只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之遗蜕。但正因如此，所以秦汉时代的宰相，他不但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及皇帝的家务。这在周官书里的天官冢宰的职权，便是如此的。但现在的宰相，他既要掌管国家政府的一切事情，他再没有工夫管皇帝的家事，于是在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之下，设有一个御史中丞，他便是御史大夫的副，这个人就住在皇宫里。那时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是住在皇宫的。皇室的一切事，照例都归御史中丞管。御史中丞属于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隶属于宰相，如实则皇室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从另一方面讲，宰相的来历，本只是皇帝的私臣，是皇帝的管家，自该管皇宫里的事。那是封建旧制遗蜕未尽。但从另一方面看，只好说，皇帝也不过市政府下面的一部分。所以宫廷事，也归宰相来统治。那时，皇帝有什么事，交待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这是当时皇帝与政府关系之大概。

　　再说汉代的九卿，那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的官位都是二千石，又称中二千石。因他们都是中央政府里的二千石，以示别于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长之亦是二千石而名。若讲到这些九卿职名的来历，却很有趣味：太常在秦代叫泰常，这个常字，本当作尝。他是管祭祀祖先鬼神的。依四时奉献时物，让祖先鬼神时时尝新，故称泰尝。在古代，宗教意味犹在政治意味之上。古代的住宅，东偏是祠堂，即庙，西偏是家屋，即寝。生宅死宅，连在一起。后代民间此制虽废，皇宫仍沿旧轨。直到清代，太庙不是紧贴在皇宫的东边吗？古代的家庭，最重要的，可说不是活人而是死人，祭祖自属大事。宰就是掌管杀牛祭祖的。所以汉廷九卿的第一卿，也是管祭祀的。这个官，正名定义，该属于皇家， 管皇家的庙，管皇家祭祖的一个家务官，不好算是朝廷公职。其次是光禄勋。这个官名，直到清代还有，但这三字的原义，却早就忘失了。依文义讲，勋该就是阍，古音相同，这是皇家的门房。光是大义，光禄该即是大麓，禄麓音同相借。为什么门房称大麓呢？此因古时代的皇帝，多半靠山住家，好像宋江在梁山泊，朱贵在山脚下开设酒店，好通报消息。所以皇帝居山，房门就设在山麓。尚书上说舜管尧的大麓，那便是舜做了尧的宰相。换言之，乃是当了尧的门房。因此光禄与勋是古今语，都指门房言。卫尉是一个武职，掌门卫屯兵，这是皇宫的卫兵司令。当时凡属军事方面的官都称尉。太仆犹之是皇帝的车夫，《论语》：“子适卫，冉有仆”，仆是赶车的。皇帝出去，太扑就替他赶车。那是皇帝的汽车司机。廷尉是掌法的，犯了皇帝的法，都归他管。如此看来，太常管皇家太庙，光禄卫尉，一是门房头儿，一是卫兵头儿。这都是在里面的。皇帝出门，随带的是太仆，在外面有人犯法，就是廷尉的事。大鸿胪，一直相沿到清代，就等于外交部。也如现在之礼宾司，是管交际的。胪是传呼义。古礼主宾交接，由主传到主身边的相，再由主身边的相传到宾边的相，由是而再传达到宾之自身。鸿即大义。大胪是传达官。宗正是管皇帝的家族，其同姓本家及异姓亲戚的。以上七个卿，照名义，都官的皇家私事，不是政府的公务。由这七卿，我们可以看出汉代政治，还有很多是古代封建制度下遗留的陈迹，然而那时已是化家为国了，原来管皇帝家务的，现在也管到国家大事了。譬如太常就兼管教育，因为古代学术都是在宗庙的。西方也一样，直到现在，在他们，教育和宗教还是分不开。光禄勋原是皇帝的总门房，现在皇宫里一切侍卫都要他管。那时皇宫里的侍从，还不完全是太监，而且太监很少，大部分还是普通人。当时一般要跑入政府做官的人，第一步就得现进入皇宫里，充侍卫，奉侍皇帝，让皇帝认识，然后得机会再派出去当官。这些在皇宫里服务的，多半是年轻人，当时称作郎官，都归光禄勋管。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也就做过郎官。太仆呢？因管车马，所以国家一切武装，好像“坦克车、飞机”之类，他也连带管了。廷尉就变成司法，大鸿胪就变成外交。这是历史演变。我们推寻出这一演变，却并不是说汉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一个封建政府，而当时的九卿还是皇帝之私臣。因此等卿都隶属于宰相，而所管亦全是国家公事。此外还有两个卿，就是大司农和少府，都是管财政经济的。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所以我们说当时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鲜明划分的。当时全国田赋收入是大宗，由大司农管。工商业的税收，譬如海边的盐，山里的矿，原来收入很少，由少府管。这九卿，全都隶属于宰相。我们上面讲九卿，照名义来历，都是皇帝的家务官，是宫职，而系统属于宰相，岂不是宰相本是皇帝的总管家吗？但换句话说，便是当时政府的首长，宰相，可以管到皇宫里的一切。举例来说，少府掌管皇室经费，而少府属于宰相，宰相可以支配少府，即是皇室经济也由宰相支配。这样一讲，岂不是皇室反而在政府之下了吗？本来封建时代的宰相，就是皇帝的管家，但到了郡县时代，化家为国，宰相管的，已经是国家了，不是私家了，所以他成了政府正式的首长。从前私家家庭中的各部门，也就变成公家政府的各部门。封建时代，以家为国，周天子是一个家，齐国也是一个家，鲁国又是一个家，这样的贵族家庭很多，天下为此许多家庭所分割。那时在大体上说，则只有家务，没有政务。现在中国已经只剩了一家，就是当时的皇室。这一家为天下共同所戴，于是家务转变成政务了。这个大家庭也转变成了政府。原先宰相是这个家庭的管家，现在则是这个政府的领袖。

　　以上对汉代的三公九卿，已经讲了一个大概。这是当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情形。

　　丙、汉代地方政府

　　汉代的地方政府，共分两级：即郡与县。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县数当然也随时有变动。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这一点值得我们的注意。若以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区域，最高为省。一省之大，等于一国，或者还大过一国。一省所辖县，有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实在太多了。但就行政区域之划分而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汉代郡长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也是二千石。不过九卿称为中二千石，郡太守是地方上的二千石。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这又是汉制和后来极大的不同。九卿放出来当太守，并不是降级。地方二千石来做中二千石，也不是升级，名义上还是差不多。当时全国一百多个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说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贼 ⒃只模 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这叫做上计。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全国分为十三个调查区，每一区派一个刺史，平均每一刺史的调查区域，不会超过九个郡。他的调查项目也有限制，政府规定根据六条考察，六条以外，也就不多管。地方实际行政责任，是由太守负责的。政府派刺史来调查，不过当一个耳目。所以太守官俸二千石，而刺史原始只是俸给六百石的小官。根据政府规定项目调查，纵是小官也能称任。而且惟其官小。所以敢说敢讲，无所避忌。这些刺史，上属于御史丞。皇宫里还有十五个侍御史，专事劾奏中央乃及皇宫里的一切事情的。部刺史和侍御史的意见，都报告到副宰相御史大夫，副宰相再报告到宰相。副宰相所辅助宰相的，便是这一个监察的责任。

　　二、汉代选举制度

　　上面讲了汉代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官，但这许多官从哪里来的呢？什么人才可以做宰相御史大夫乃至这个部门的长官呢？这是讲中国政治制度上一个最主要的大题目。在古代封建世袭，天子之子为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府，做官人有一定的血统，自然不会发生有此问题。但到秦汉时期便不同了。封建世袭制度已推翻，谁该从政，谁不该从政呢？除却贵族世袭外，首先令人想到军人政治，谁握有兵权，谁九掌握政权，支配仕途，但汉代又并不然。其次令人想到富人政治，谁有财富，谁便易于入仕，易于握权，但汉代也不然。我们讲汉代关于此一方面的制度，要到汉武帝以后，才渐趋于定型。那时已有了太学，好入现在的国立大学。当时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汉朝这样的官很多，中央虽只有三公九卿十多个，地方上的太守就有一百多个。）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这已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这在西方，直到近代还见此制。中国则自汉武帝以后便变了。当时定制，太学毕业考试甲等的就得为郎，如是则朗官里面，便羼进了许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却不就是贵族子弟。至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县令也如是。但郡县掾属，必得本地人充当。譬如台北市的人，不能当台北市的市长；但台北市政府从市长以下的一切官，在汉代称为掾属的，那就绝对要用台北市的本地人。不过辟用掾属的权，则在长官手里，这叫做辟属。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宰相下面的十三曹，就由宰相自己辟用。此外各卫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己任用。现在这个太学生考了乙等，譬如他是会稽郡人，他便回到会稽，指定由郡县政府试用，这所谓补吏。补郎与补吏，是太学生毕业后应有的待遇。

　　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他们的选举，大体可分为两种，也可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遣，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做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这是一个方式。这一种选举，既不定期，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所举则称为贤良，贤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国语，能吃苦，能应变，所谓出使绝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可以自己报选。又如军队里要用军事人才，或如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大家可以举，自己觉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的。但地方政府有时并不注意这件事，应选人也不 辉尽：何 帝时，曾下了一次诏书，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与时汉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议，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应如何处罚。这一来，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有定期的选举。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优良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身，他们大多还是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如是则一个太学生，当他分发到地方政府充当吏属之后，他仍还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做一个郎。待他在郎署服务几年，再分发出去。自从武帝以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至少每年各郡要新进两百多个孝廉入郎署，十几年就要有两千个。从前皇宫里的郎官侍卫本也只有二千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那些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如是则皇帝的侍卫集团，无形中也变质了。全变成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后来郎署充斥，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尽多，于是就把无定期选举，特殊选举都无形搁下，仕途只有孝廉察举的一条路，这是到东汉时代的事了。这一制度，又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的得察举一孝廉，由是孝廉只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都失去了。最后又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这一制度，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

　　我们从此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这样的政府，我们再也不能叫它做贵族政府。郎官之中虽然也尽有贵族子弟，但究竟是少数。我们也不能称之谓军人政府，因郎官并不是由军人出身的。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政府，因这些郎官，都不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弟。这样的政府，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并不是由其血统上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大军人大富人，才爬上政治舞台。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

　　三、汉代经济制度

　　上面讲的是政府之形成，及其职权分配之内容。下面要讲到支持政府的主要经济问题，即赋税制度。汉代对于轻 姹 赋这一理想算是做到了。战国时孟子讲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可见战国税额，是不止什一的，在孟子以为什一之税已是很好了。可是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一百石谷子，只要纳三十多一点的税。甚至当时人还说有百一之税的（见旬悦《前汉纪》），并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这因中国疆土广，赋税尽轻，供养一个政府，还是用不完。然而汉代税制，有一个大毛病，当时对于土地政策，比较是采用自由主义的。封建时代的井田制早已废弃，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他可自由使用，也可自由出卖。遇到经济困乏，田地可以买卖，就形成了兼并。若我们进一步问，为什么政府税额轻了，农民还要卖去自己的田地呢？这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须讲到当时的人口税兵役税，乃及社会经济之全体貌。此刻无瑕涉及。但耕户卖去了他的土地所有权以后，他就变成一佃农，田主对佃农的租额是很高的。有的高到百分之五十（即十分之五）。结果政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便宜，农民卖了地，要纳十分之五的租给地主，地主向政府只要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分毫的好处。这是讲的田租。

　　但这里已牵涉到土地所有权问题。封建时代，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土地为封建贵族所专有。耕田者依时还受，这是井田制度一项主要的条件。现在封建破坏，土地归民间私有。既属私有，自可自由买卖。政府只管按田收税，不管田地谁属。卖田的和买田的，双方共同成立一种契约。这纯是民间经济贸易关系。所以在自由买卖下的大地主，并不即是封建贵族。封建是政治性的，而此刻的地主，择优经济条件而形成。他可以自由买进，也可以自由卖出。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有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欣羡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zhan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的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

　　再说全国土地，也并非全属耕地。则试问非耕地的主权，又是谁的呢？一座山，一带树林，一个大的湖，在封建时代，自然是四封之内，莫非王土，耕地非耕地，同样该属于贵族。耕地开放了，散给农民，平均分配，成为井田，而非耕地则成为不公开的禁地。山林池泽，贵族另派管理员如虞人之类去看守。后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这一些时时闯入禁区的，在当时被目为盗贼，而他们这种耕地以外的生产，则称之为奸利。政府设官防止，有权征讨。待后防不胜防，讨不胜讨，索性把禁地即山林池泽也逐渐开放了。只在出入关隘，设一征收员，遇在禁区捕鱼伐木的，只就其所获，征收其所获几分之几的实物，这就在田租之外，另成一种赋税。这是关税商税之缘起。所以称之曰征者，原先是征伐禁止的，后来只以分享获得为妥协条件，而仍以征字目之。这一种转变，春秋末年，已在大大开始。土地狭或是人口密的国家，如郑、如晋、如齐，都有此现象，都有此措施。然直到秦汉统一政府出现，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却依然承袭旧贵。他们认耕地为农民私有，而非耕地，即封建时代相传之禁地，则仍为公家所有。换言之，即成为王室所有。此因封建贵族都已消失，只剩皇帝一家，承袭旧来的封建传统，所有全国的山林池泽，照当时人观念，便全归皇室。再从这一所有权的观念影响到赋税制度，所以当时凡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这一分别，若非从封建时代之井田制度以及其他土地所有权之分别转变说来，便不易明了。

　　现在再说，此一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时也颇合理。因耕地多，田赋是大宗，而山林池泽的商税只占少数。把大宗归国家，小数划归皇室，这也并非皇帝私心自肥。但战国以下，盐铁之利逐渐庞大起来，社会经济情形变了，山海池泽之税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这一转变，是开始定制时所不曾预料的。正如清代末年，并不知商埠对外通商关税之逐年增添，却把此事让给外国人去管，后来遂吃了大亏。清代如此，汉代亦复如是。商税渐渐地超过了田租，于是少府收入，反而胜过了大司农。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汉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经济拿出来，这等于是把皇室私款来捐献给政府。所以武帝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最主要的是如盐铁商人等，也能如他般大家自由乐捐。结果社会响应不佳，拥有大资产的，不理会政府之号召。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有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 笱 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盐铁商是当时最大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盐没有一人不吃的，铁也没有一家不用，而煮海成盐，开山出铁，这山与海的主权，却在皇帝手里。现在汉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把其所有权收回，让政府派管理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之所首先创始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可是我们远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直到清代，小节上的变化虽然有，而大体上宗还遵循这一政策，总还不离于近代之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路线。这一制度，也不专限于盐铁两项。又如酒，这是消耗着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麦来做成的一种奢侈享乐品，因此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这些制度的后面，自然必有其理论的根据。我们要讲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必须注意到历史上种种实际制度之措施。而讲中国经济制度，却又该注意此项制度之所由演变完成的一种历史真相。所以我讲汉武帝时代的盐铁政策，却远远从古代井田制度与山泽禁地在法理上所有权之区分，制讲到少府与大司农的税收之分配于政府与皇室之由来，而由此再引伸出盐铁官卖来。这并不专是一个思想与理论的问题，而实际上则有极占重要的历史传统之现实情况来决定。为了这一问题，在当时也争辩得很久，到汉昭帝时还有一番热烈的讨论，全国各地民众代表和政府的财政主管大臣在特别召集的会议席上往返辩论，互相诘难。有当时一位民众代表事后留下一份记录，就是有名的盐铁论。当然民间主张开放，政府主张国营。而当时实际上的利弊得失，则非熟究当时人的意见，是无法悬揣的。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才是正办。

　　我们概括上述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是近于主张如近人所谓的节制资本的一面，而在对农民田租方面，则也已做到了轻 姹「常 但并未能平均地权。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纵不能将全国田亩平均分派，也须有一最高限度，使每一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之限制，惜乎连这个政策也并未能推行。于是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亩尽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当时的意想，实在要恢复封建之井田制，而结果则引生一次大变乱。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四、汉代兵役制度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历经了不得已的压迫才发明这样的制度的，而我们在汉代也就早已实行了。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这一规定也有其内在的意义。因为二十才始成丁，照理可以独立耕种。就农业经济言，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论，年年丰收，是绝对不会的。平均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来一个荒年，储蓄就完了。倘使三年不荒的话，六年就该有二年之蓄，九年就该有三年之蓄。而农业社会，也绝对不会连熟到九年以上，也不会连荒到三年以上。一个壮丁，二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但要他为国家服兵役，则应该顾及他的家庭负担。所以当时规定，从二十三岁起，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储蓄来抽身为公家服役了。这一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是一种道德的决定。我们让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绝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在汉初，政府中人，本来大部由农村出身，他们知道民间疾苦，所以能订出这一法规。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蔑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转移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以往的政治思想，便该注意以往的政治制度。中国决不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而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论和思想，哪可轻轻用****黑暗等字面把来一笔抹杀呢？

　　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只有第三种，从二十岁便开始了。

　　汉代中央军队有两支：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当时南北军全部军队合共不到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当卫兵是极优待的，来回旅费由中央供给，初到和期满退役，皇帝备酒席款宴，平时穿的吃的，也不要卫兵们自己花钱。

　　当戍兵就不同了。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担负。论到戍兵的期限，却只有三天。这又是沿袭封建时代的旧习惯。封建时代国家规模小，方百里便算大国了。如是则由中央到边疆，最远也不过五十里。要到边疆戍守，只要半天路程。若在边三天，前后共不过五天就回来了。这在封建时代，戍边不是件苦事，随身带着五天干粮便够。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似乎没注意到这问题，还叫老百姓戍边三天。由会稽（江苏），到渔阳（热河），在政府说来，还只要你服役三天，这是从来的旧传统。可是路途往返，就得半年以上，衣装粮食要自己带，多麻烦呢？天下一统了，国家体制变了，而秦始皇帝的戍边制度却没有改，或许政府事情忙，而且兵力统一了六国，得意忘形，没有注意到这些小节上，然而因此就引起社会大骚动。陈胜吴广的革命，便由此而起。近代中国人都好说中国二千年政治没有变，试问古今中外，哪有如此理？亦哪有如此事？就论戍边制度，一到汉代就变了。汉代戍边还只是三天，可是你可以不去，只要一天出一百个钱，三天三百钱，交给政府，便可免戍。有一百个人不去，应该是三百天的免戍费，由政府把来另雇一人肯去的，一去便要他服三百天的戍役。他也得了这一笔钱，不仅足够在边用度，并且还可留一点安家，这是一种变通办法。照理论，则人人该戍边三天，纵使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汉代曾有一个宰相，真叫他儿子亲到边疆去，真当三天戍卒，这便成为历史上的佳话了。

　　汉郡长官有太守，有都尉，犹如中央有丞相又有太尉一般。太守是地方行政长官，都尉氏地方军事首领。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

　　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这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下历代一向有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则变成历史事件来讲述了。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只古代是纯义务的。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做更卒，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如是则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都试譬如我们开一个秋季运动大会，这还比较轻松，而眠年一月的更役，却比较国民兵役吃力些。但若不去践更（上番），按当时规定，出两百个钱给政府，也可以代替。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说到这里，却有一严重的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遇有不克尽此政府所规定的职责的，那便就是犯法了。犯法就得抓去，有的便因此充当官奴，强迫在各政府衙门里做苦工。于是有的人便宁愿出卖自己，做私人家的奴隶。当时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须加倍缴。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要是在后代，无业谋生，还可以做乞丐、做流氓，政府不会来管。但在汉代是不许可的。你要当义务兵，你要去修飞机场、公路，你要纳人口税，你的名字住址，都在政府册子上，不去就要出钱，出不起钱便是犯法。你做乞丐了，户口册上还是有你的名字，你还该向国家负责。于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政府要禁止此风，便规定奴婢的人口税加倍征收。但有钱的养着大批奴隶，反可发大财。譬如入山烧炭、开矿之类，全需大批人工。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这在《史记·货殖传》里讲得很详细。这是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如何可相提并论呢？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五、汉代制度检讨

　　让我们简要指出一些汉代制度之缺点。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至王莽把土地收归国有，此事又激起社会多数人的反对，结果失败了。但王莽的废止奴隶政策，却继续为东汉政府所承袭。东汉时代也屡有废奴的诏令，但只要社会经济情形不变，此项诏令是不会有实效的。其次说到军队制度，中国地大人众，虽说分区训练各别的兵种，但每年一个月的操练是不够的。中央南北卫，像是常备军，实际上，时期也只一年，数额也仅有七八万人。结果全国皆兵，并不够用。遇到打仗，各地调遣，如会稽吴楚，远赴渔阳上谷，也不方便。所以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再次讲到政府组织，上面说过，皇权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这话固不错。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碰着一个能干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气，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夺宰相的相权。并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皇帝私人，无论怎样好，宪法上规定它不能过问首相的事。汉武帝雄才大略，宰相便退处无权。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这样一来，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就大了。汉武帝临死时，他的太子已先死，他要把皇位传给小儿子昭帝，他却先把昭帝的母亲处死。他知道小皇帝年幼，母后在内管事不好，但皇室总还需要人管理。以前皇室也得由宰相管，但汉武帝连宰相的事都由他管了，宰相哪里能预闻到宫内事。于是武帝临死，派一个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辅政。这是皇宫里的代表人，霍光是皇家亲戚，有资格来代表皇家。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宫里的代表人，他该就是副皇帝，现在皇帝不把宰相做皇室代表人，而在皇宫里另设一个大司马大将军来专帮皇帝的忙，如是就变成外面有宰相，内面有大司马大将军，皇宫和朝廷就易发生冲突。当时一称外廷，一称内朝。大司法大将军霍光辅政，他是内朝领袖，外廷则仍有宰相统治。后来昭帝死，立昌邑王做皇帝，没有几天，又把他废了，另立汉宣帝。当废立时，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开会。有人说：该请宰相参加。霍光说，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丞相政府领袖参加，我们只议定请示皇太后就完了。霍光的一番话，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他把皇位继承当作皇室私事，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领袖来预闻。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所以皇位继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这并不是我们用现代观念来强说历史，在当时历史情实早本如是。所以在高后四年，曾有一诏书，说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属天下，命群臣公议替代的新皇帝。吕后尽专权横肆，并没有说理皇帝不要问朝廷。霍光以后，元平元年，昭帝崩，也诏群臣议所立。可见皇帝世袭，是政府法理规定。若遇皇帝无嗣，及其他变化，仍该按照政府意见公议决定。但这也是一种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而且霍光纵说政府领袖不必预闻皇帝事，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来公议所立，可见霍光也是情有所怯，并不敢全违背当时习惯。再就另一点说，原先尚书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而内廷诸职，又隶属于御史中丞，现在皇室又另有一个代表人，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名义来掌领皇帝的秘书处，他不让外面宰相知道皇室事，他却代表皇室来过问政府事，如是则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那岂不是要出大毛病？所以后来汉宣帝想把霍氏权柄削减，便恢复旧制，仍有御史中丞来管领尚书，如是便由御史中丞透过御史大夫，而达到宰相，内廷与外朝声气又通，大司马大将军便没有权重了。霍家也就垮台了。就此一节，可见汉代制度，在皇帝与宰相，皇室与政府之间，确是有一番斟酌的。虽没有硬性规定皇帝绝对不许预闻政治的一句话，这也并不是大失错。而且若要皇帝决不预闻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问题。就当是历史情实，既不能有民选皇帝，也便一时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国会来监督政府。这是历史条件所限，并非一两个皇帝私意要如此的。于是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宰相之间，遂不免发生许多的微妙关系。汉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揽权，尚不甚要紧，他死了，他须替他后代小皇帝着想，于是来一位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便出来问题了。汉宣帝以下，霍氏虽败，结果还是大司马大将军外戚辅政，还是内廷权重，外朝权轻，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而掌握大权的。到东汉光武帝，惩于前失，因怕大权旁落，自亲庶务，于是尚书地位日渐加重。而外朝的宰相，却分成三个部门。本来三公是宰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实际宰相是全国之首领。后来因有大司马大将军横插进来，所以又把此三公变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三职分别，一个公管领三个卿。在西汉时，本想把此改革来调和大司马与宰相之冲突的，然而这样一来，大司空完全变成外朝官，大司马却依然代表皇室。从前御史大夫管得到宫廷，现在大司空管不到宫廷。不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职，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职，权重依然在大司马手里。这还是皇家和政府权限划分不清之故。中国此下政府里的所谓御史台，便是循此趋势，由皇宫渐渐退回到政府的。东汉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则索性把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尚书。换言之，则是由皇帝来总其成。所以后代中国人批评光武帝有事无政，这是以往的历史意见。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选举在汉代，也发生了问题。照汉代原来的制度，在汉武帝时，只叫地方长官每年要选举些孝子廉吏，这已经讲过了。但后来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为阻塞了，于是大家都争要当孝廉。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如是则孝廉不分，进城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后来又因请托舞弊，逼得朝廷于察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如是则全失却原来察举孝廉之用意。但中国政权，却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之参加，不致偏荣偏枯。因此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是全国各地永远都有人跑进中央政府的。又汉制郡县长官，例须避用本郡本县人，如是则中央政府既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而地方政府却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这样才开始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而全国各地方声教相通，风气相移，却可使各地文化经济水准，永远走向融和，走向平均，不致隔绝，不致分离。这一制度，自汉代起直至清代始终沿用。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一最应着眼之点。惟今所欲讨论者，则为汉代之选举制，是否合于近代所谓之民权思想。第一，汉代察举，其权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长官贤良的固须采访民间舆情，选拔真才。但长官营私舞弊的，却可不顾地方民意，推选私人。二则选举了送到中央，如何分发，则悉听中央命令。后来并于选来的人，又加以一番考试。这样则岂不是汉代的选举权实际便完全操之在上不在下吗？而且汉代选举，就大体言，最先必进学校读书，才获补吏。补吏以后，才获察举。这由教育而行政实习，由行政实习而选举，再由选举而考试，由考试而任用之几个阶段，骤看极合情理，切实施行，像不会出大毛病。然而依然有毛病存在。因古代社会，读书机会就不易得。第一是书本不易得，古代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更无印刷。印刷术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演进之大贡献，应该远胜于近代新发明之原子弹。这是世界人类以最伟大的发明，这项发明虽始于中国，但也要到唐宋才开始有印刷。古代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费就大了。帛是丝织品，其贵更可知。而且要抄一本书，必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因此读书求学，便有着绝大限制。但若你生来便在一个读书家庭中，那一切困难，便都易解决了。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所以说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胜过了一箩黄金的资本价值了。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只要家庭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于被人察举之可能了。上面说过，汉代选举，是分郡限额的，每郡只有几个额，于是却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家庭，这便造成了将来之所谓世族门第，也便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之来历了。当时的大门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国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几家有声望的，我无以名之，名之曰门第的社会。这并非封建社会，也并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但一样有不平等。虽非封建贵族，而有书生贵族。虽非工商业资本，而有书籍资本。国家的政治制度，虽没有对那些家庭许下世袭特权，但他们因有家庭凭借，无异于有世袭的特权了。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但就汉代察举制度之原始用意言，实在不好算是一种坏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这不只是汉代选举制度如是，我们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

　　让我们在来看汉代的制度，他们将政府和皇室划分，将宰相和皇帝并列，这不好说全出于帝王私心，也不能怪他们安排得未尽妥帖。当知任何一制度，也决不会尽善尽美，更无罅隙的。当至少他们懂得皇权之外有相权，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再说到选举制度，至少他们已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至少他们已懂得该项标准，不该是血统的亲疏，不该是势力的大小。亲的贵的强的富的，都不够此项标准，而采取一项以教育与知识与行政实习之成绩，来定取舍进退之标准，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区，这也不能不说是在当时已算合理化，已算开明与进步的了。至于经济政策，一面主张轻 姹「常 宽假平民，一面主张裁抑富厚，导致平等，这也不算得黑暗，不算得无理。至于此后的演变，无论在政府组织上，无论在选举制度上，无论在经济政策上，都曾发生了毛病。皇室与政府的关系，终究发生了冲突；选举制度，到底造成门阀新贵族；经济制度、兵役制度都没有弄好，都出毛病了。但我们不能因此一笔抹杀，说汉代无制度，或说一切制度只是****与黑暗，这是我们必该再三申说的。此下魏晋南北朝，始终没有像样的政府，因此也没有像样的制度产生，直要到唐代。但唐代已不是汉代的老样子，老制度，他又换了崭新的一套。知要待唐代的新制度又出了毛病，宋代又再换一套。此下明代，清代也如此。只因我们此刻不看重历史，不研究历史，所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都是一样，都只是****两字已可包括尽了，其实是不然的。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甲、汉唐相权之比较

　　汉和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上次讲了汉代制度，现在继续讲唐代。先讲唐代的政府：政府与皇室的划分，自汉以来即然。惟就王室论，皇位世袭法，永远无何大变动，只是朝代的更换，刘家换了李家，此等是并不重要。但就政府来说，其间变化则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汉朝只有一个宰相，但遇政府有大政事，亦常有大会议，这是皇帝、宰相和其他廷臣的会议。唐代则把相权划分成几个机关，这几个机关便须常川会议，来决定政府一切最高政令。汉代宰相下有副宰相，御史大夫，我们也可说，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权，御史大夫掌握的是监察权。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此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而监察权还并不在内。

　　中书省首长为中书令，门下省主管长官为侍中，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唐分官阶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处元老，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三品以下，始为实际责任官吏。中书令门下侍中及尚书令皆为三品官。若论此三省之来历，尚书本是皇宫内廷秘书，已在讲汉代制度时讲过。中书依官名论，也即是在内廷管理文件之意。侍中则是在宫中侍奉皇帝。故就官职名义言，这三个官，原先本都是内廷官。而到唐代，则全由内廷官一变而为政府外朝的执政长官，和以前性质完全不同。其实宰和相，在春秋时代，也仅系封建贵族的家臣，但到秦汉则化私为公，变成了正式政府的执政官。此后宰相失职，却又有另一批皇帝内廷私臣变成了正式执政官的，便如唐代之三省。何谓失职？因宰相职权，本该领导政府，统治全国的，后来此项职权，被皇帝夺去了，皇帝把他们的私属像中书门下尚书之类来代行政府宰相的职权，这是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事。现在到唐代，才有把以前宰相职权正式分配给三省。换言之，亦即是吧以前皇室滥用之权重交还政府。

　　乙、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之分配

　　现在再说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职权之分配：中书主发令。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此种最高命令，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在唐代叫做“敕”。凡属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却并不拟“敕”，而系中书省拟定，此所谓“定旨出命”。在中书省中除中书令为正长官外，设有副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侍郎之下，又有“中书舍人”，员额有七八人之多。中书舍人官位并不高，而他们却有拟撰诏敕之权。遇中书发布命令，多由他们拟撰。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这一观念，反映在汉代的选举制度上，便极明显。所以国家的选举权，并不托付于社会一般民众，而径由地方长官行使之。照理，地方长官应该择贤而任。他既是一位贤长官，自能博采舆情，为国家选拔真才。这是理论。至于事实之不能全合于理论，则属另一问题。即如唐制，中书舍人拟稿，亦由诸舍人各自拟撰，是谓“五花判事”。然后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此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或加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经画敕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所以唐代政府定旨出命之权，是操于中书省。皇帝只同意画敕而止。待门下省主管长官侍中及副长官侍郎接获此项诏书后，即加予复核，这是对此项命令之再审查。在门下省侍中侍郎之下，设有若干第三级官，谓之“给事中”。给事中官位并不高，但对皇帝诏书亦得参加意见。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意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还中书省重拟之意。涂归亦称“封驳”“封还”“驳还”等，其意义略相同。此项涂归封驳之权则属诸门下省。若以今日惯语说之，门下省所掌是一种副署权。每一命令，必须门下省副署，始得发生正式效能。如门下省不同意副署，中书命令便不得行下。诏敕自中书定旨门下复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

　　丙、中央最高机构政事堂

　　政事堂此种制度，亦有相当麻烦处。如中书省拟好命令送达门下省，如遇门下省反对，即予涂归封还，如是则此道命令等于白费，即皇帝之“画敕”亦等于无效。故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原先常在门下省举行，后来又改在中书省召开。会议时，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出席。若尚书省长官不出席政事堂会议，即事先不获预闻命令决夺。故唐人目光中，须中书门下始称真宰相。唐太宗在未登极前，曾做过尚书令，即太宗即位，朝臣无敢再当尚书令之职，因此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常虚悬其缺。仅有两个副长官，即尚书左仆射及右仆射。尚书左右仆射若得兼衔，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即得出席政事堂会议，获得真宰相之身份。最先尚书仆射都附此职衔，所以三省全是真宰相。但到开元以后，即尚书仆射不再附有出席政事堂之职衔了。如是则他们只有执行命令之权，而无发布命令及参与决定命令之权。他们职掌的，并非政府的最高职权，因此也不得认为真宰相。但唐制除三省长官外，也有其他较低级官员而得附参知机务或同三品平章事等职衔的，如是则此人亦得参与政事堂会议。此如现今内阁中之不管部大臣，行政院中之不管部的政务委员，虽非某一部的主管长官，而得出席政务会议，预闻国家大政决夺。此等人必是官位虽低而早负时望的，始得加此职衔。当时的尚书省，则略等于现在的行政院。因他只管行政，不管出命。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政事堂。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故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中书省武则天改称凤阁，门下省武则天改称鸾台），这仍是说一切皇帝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其实则皇帝的诏敕，根本由中书拟撰。

　　但中国传统政治，仍有一大漏洞。在唐代，也并无皇帝决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径自颁下诏书之规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事实上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不经凤阁鸾台何为敕，此是留祎之批评武则天的话，而刘祎之因此遭了杀身之祸。武则天以下的唐中宗，也便不经两省而径自封拜官职。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觉得难为情，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在当时便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此在历史上传下。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因其未经正式敕封手续而为一般人所看不起。据此一例，便知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也不能说中国人绝无法制观念。但中国政治史上所规定的一切法制，有时往往有不严格遵守的，此亦是事实。但严格说来，则此等事总属胡闹，不可为训。只因闹得不大，皇帝私下只封几个小官职，也不致有大影响。直到宋朝，太祖赵匡胤开国为帝时，建德二年，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太祖欲派赵普为宰相，但皇帝诏敕一定要经宰相副署，此刻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该项敕旨，即无法行下。宋太祖乃召集群臣会商办法，当时有人献议说：“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经宰相副署，此在甘露事变时，当时前宰相已死，皇帝临时封派宰相，即由尚书仆射参知政事者盖印，今可仿此方式办理”，同时即有人反对，谓“唐代甘露事变，虽曾用此方式，但为乱时变通权宜办法。今大宋升平，不应采此方式。”如是再四商讨，是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行下。当时宋都开封，开封府尹即等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时之南京市长，恰巧当时开封府尹是赵匡义，由喜宋太祖的嫡亲胞弟，后来即为宋太宗；这才算完备了这一诏敕的法定手续。根据这一点看，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皇权相权绝不分别，一切全由皇帝****。我们纵要说它是****，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我们现在应该注意在它的一切较详密的制度上，却不必专在****与民主的字眼上争执。

　　再说回来，唐代中书门下省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多时有至十几人，最少则只有两人，即中书令及门下侍中。开会时有一主席，称为“执笔”。讨论结果，由他综合记录，等于现在之书记长。此项主席轮流充任。有时一人轮十天，有时一人轮一天。大家的意见，不仅由他综合记录，而且最后文字决定之权亦在他。这是唐代宰相一职，在采用委员制中的首席来代替领袖制的一种运用与安排。

　　丁、尚书省与六部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度，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唐开始时是吏礼兵民（户部）刑工，唐太宗是改为吏礼民（户）兵刑工，至宋朝初年次序是吏兵刑民（户）工礼，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其次序为吏户礼兵刑工，这次序遂为以后所沿袭。吏部主管人事及任用之权，官吏必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官，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官，宰相不过问，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管民政户口等事，吏部主管宗教教育事宜，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主管建设，各有职掌。若以之比拟汉代之九卿，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就官名本义论，等于是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掌管人事，名称恰当。又如汉代掌军事的为“卫尉”，卫仍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就名义言，也偏在皇家私的祭祀，唐代改为礼部，便确定为政务官了。我们只论汉唐两代官名之改革，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之绝大进步。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此为中国政治史上一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从观念讲，都大大进步了。

　　尚书省乃唐代中央政府组织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庞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六部共二十四司。每部之第一司即为本司，如吏部之第一司为吏部司是。其余各司各有名称。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无此等衔者，则专在本省办公。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一书，即因记载此尚书省中六部之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之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此书遂成为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之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之变动，只在中书门下发命令的部分，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省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此《唐六典》一书，系唐玄宗时，大体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纂辑，可说是当时的具体事实与现行制度，与本之理想和希望者不同。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亦为《周礼》，一即《唐六典》。前书为中国先秦时代人之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的组织之描写。亦可谓是一部理想的宪法。其最堪重视者，乃为政治理想之全部制度化，而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只见为是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我们读此书，便可想见中国古代人之政治天才，尤其在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而排列开来之一层。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大体上看，而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之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而演进到《唐六典》，这一步骤，也可认为是中国政治历史上一极大的进步。但我们谈《唐六典》的，仍不应仅当它是一部历史书，为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而应同时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看。因唐代人对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都已在此书中大部具体化制度化了。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地产生。若我们忽略了中国以往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来空谈中国人以往的政治思想，也决无是处。

　　戊、唐代地方政府

　　以上讲的唐代中央政府，现在继续讲地方政府。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似较汉代进步了，但以地方政府论，则唐似不如汉。唐代已渐渐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中央大臣，比较汉朝要更像样些，但地方长官则较汉为差。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还该推汉代。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唐玄宗时，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县级以上为“州”，唐之“州”与汉“郡”是平等的。州设刺史，在汉最先本为监察官，唐刺史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唐代有三百五十八州，较汉代郡数多两倍余。唐“县”分上中下三等，六千户以上为上县，六千户以下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三千户以下为下县。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其长官称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其长官称长。可见唐代的县比汉县为小。唐代的州也分上中下三级，十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即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其职权比重，较之汉代差逊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之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不得不希望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多分级次，由下到中，由中到上，升了几级，还如没有升。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亦灵活。由县令升郡太守，便是二千石，和中央就请地位相埒。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己、观察使与节度使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汉代丞相为政府最高首领，副丞相即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御史大夫职权，不仅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时并监察及皇宫之内，这已在汉制中说到。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之机构，不属于三省。换言之，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了。此即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汉代相异之点。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此即所谓“分巡”“分察”。监察中央的谓之“分察”，监察地方的谓之“分巡”。中央方面最要者为监察尚书省内之六部，中书门下两省不在监察之列。唐德宗时，尚书六部，吏礼兵工户刑每两部各设御史监察一人，谓之分察。分巡则分全国为十道，派去监察之御史，称为监察使，后改巡察按察诸称，最后称为观察使，意即观察地方行政。在汉制，此事规定六条视察，大体范围，不得越出于六条之外。在唐代，名义上仍是巡察使，观察使，明明是中央官，派到各地区活动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川停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之长官。地方行政权掌握在手，其地位自较原置地方官为高。姑设一浅譬，如今制，教育部派督学到某几大学去视察，此督学之地位，自不比大学校长。彼之职务，仅在大学范围内，就指定项目加以视察而止。但唐代则不然。犹如教育部分派督学在外，停驻下来，而所有该地区之各大学校长，却都是受其指挥，他可以直接指挥各大学之内部行政，而各大学校长俯首听命。这一制度，无异是降低了各大学校长之地位。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却变成三级。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假使此项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于是便形成为“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东汉末年之州牧，即已如此，而唐代有蹈其覆辙。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而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形强大，牢固不拔。其先是想中央集权，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反而有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这与后来清代的情形也相仿佛。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就如现在的省主席。清代的总督巡抚，就名义论，应该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的。但结果长期驻扎地方，其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训致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到后此辈巡抚总督，却不受中央节制，中央也便解体了。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内外政权分合一大条例。总之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现在专说唐代，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汉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二、唐代考试制度

　　甲、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九品中正制

　　上会我们曾讲过汉代的选举制，到唐代，此项制度，实际上已完全由考试制度来代替。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远在战国晚年，已有一大批中国古代的乌托邦主义者，在提倡选贤与能，在提倡考课与铨叙，其用意在规定一项政府用人之客观标准。汉代选举制度即由此提倡而来。唐代的选举，其实还是由汉代的选举制演变，而我们此刻则称之为考试制。

　　汉代是乡举里选之后，而再由中央加以一番考试的。其先是对策，对策只是征询意见而已。直要到东汉晚期，左雄为尚书，才始正式有考试。其时则考试只为选举制度中之一节目。迨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逃亡，中央地方失却联系，一切制度全归紊乱，乡举里选的制度，自亦无从推行。于是朝廷用人没有了标准，尤其是武人在行伍中滥用人员，不依制度。曹操以陈群为尚书，掌吏部用人事，陈群始创设九品中正制。此制大体，就当时在中央任职，德名俱高者，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由大中正下再产生小中正。然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让各地大小中正，各就所知，把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分别记入。不论其人已经做官或从未入仕，皆可入登记表。表内详载其年籍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所以主持这项工作的便称九品中正。这些表格，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后呈送吏部，吏部便根据此种表册之等第和评语来斟酌任用，分别黜陟。这样一来，官吏之任命与升降，比较有一客观标准。而此项标准，则依然是依据各地方之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依然仍保留有汉代乡举里选之遗意。所由与近代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不同者，仍然是一丛众，一从贤。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此是一理论。至于贤人而实不贤，中中而并不中正，则另是一事实。至少在曹魏初行此制时，总比以前漫无标准各自援用私人好得多。一时制度建立，吏治澄清，曹家的得天下，这制度也有关系的。

　　但究竟此制仅为一时的救弊措施。如同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迨及晋代统一天下，以迄于南北朝，对于陈群此制，都继续采用，不能加以更新，这样毛病就出了。首先是人人想获大中正品题提拔，便纷纷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这不是件好事。首先是地方无才，不仅地方行政要减低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地方垮台了，中央哪能单独存在。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这是第一点。再则中正评语，连做官人未做官人通体要评，而吏部凭此升黜，如是则官吏升降，其权操之中正，而不操于此本官之上司。这是把考课铨叙与选举混淆了。于是做官的也各务奔竞，袭取社会名誉，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也无法奈何他。在陈群时，为什么要大中正定由中央大官兼职呢？此因当时地方与中央已失却联系，故只就中央官来兼任大中正，好由他推选他的本乡人士之流亡在中央者备供中央之任用。但又为何中正簿上定要连做官人一并登记品评呢？因为如此做法，便可把当时已经滥用不称职的一批人澄清除去。这些都是陈群创设此制时之苦心。因此九品中正制就其为一时救弊起见，也不算是坏制度。但到后来，因施行的时间空间关系都不同了，而还是照样沿用，遂终于出了大毛病。

　　从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我们此刻，一面既否定了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一面又忽略了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所以我们此刻的理论，是蔑视现实的理论。而我们所想望的制度，也是不切现实的制度。若肯接受以往历史教训，这一风气是应该警惕排除的。在曹操当时，采行九品中正制而有效于一时，但此后此制度墨守不变，毛病丛出，后来人便只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实这也有些冤枉。

　　乙、唐代之科举

　　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惟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因工商人是专为私家谋利的。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此项报名之这一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自然并兼未经犯过国家法律在内。此外则地方官不再加以限制，即申送中央，由尚书礼部举行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便有做官资格了。至于实际分发任用，则须经过吏部之再考试，所考重于其人之仪表及口试，乃及行政公文等。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又因吏部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即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但后来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谓政府用人，何不能民主投票方式。其实西方近代的选举投票，亦何尝没有毛病。而且我们把现行通行的制度来作为批评千余年前的旧制度之一种根据，那是最不合情实的。在西方现行的所谓民主政治，只是行政领袖如大总统或内阁总理之类，由民众公选，此外一切用人便无标准。这亦何尝无毛病呢？所以西方在其选举政治领袖之外，还得参酌采用中国的考试制度来建立他们的所谓文官任用法。而在我们则考试便代替了选举。故唐杜佑著《通典》，首论食货（即是财政与经济），此为选举。其实在汉为选举，在唐即为考试。可见在中国政治传统上，考试和选举是有同样的用意和同样的功能的。西方现行民主政治，乃系一种政党政治，政务官大体在同党中选用，事务官则不分党别，另经考试。此项官吏，可以不因政务官之更换而失去其服务之保障。在中国则一切用人，全凭考试和铨叙，都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即位高至宰相，也有一定的资历和限制，皇帝并不能随便用人作宰相。如是则变成重法不重人，皇帝也只能依照当时不成文法来选用。苟其勿自越出于此种习惯法之外，也就不必定要一一在咨询众意。这也不能说它完全无是处。如必谓中国科举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由一二皇帝的私意所造成，这更不合理。当知任何一种制度之建立，傥是仅由一二人之私意便能实现了，这便无制度可讲。若谓此乃皇帝欺骗民众，而且凭此欺骗，便能****几百年，古今中外，绝无此理。若民众如此易欺易骗，我们也无理由再来提倡民主政治。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当时一般非门第中人，贫穷子弟，为要应考，往往借佛寺道院读书。如王播即是借读于和尚寺而以后做到宰相之一人，饭后钟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但唐代的科举制度，实在亦有毛病。故举一端言之，当时科举录取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于是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而全国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脂肪。若在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知识****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三、唐代经济制度

　　甲、唐代的租庸调制

　　现在再讲唐代的经济制度，主要的仍先讲田赋。唐代的田赋制度成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仍缴还政府。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承北魏以来。均田制所与古代的井田制不同者，井田乃分属于封建贵族，而均田则全属中央政府，即国家。均田是郡县制度下的井田，而井田则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说到租额，则仅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庸”即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较之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在孟子书里即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项目，租即是粟米之征，庸是力役之征，调是布帛之征。中国既是一个农业国家，人民经济，自然以仰赖土地为主。唐代租庸调制，最要用意，在为民制产，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耕种田地的自然是壮丁，便可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有丁有田，自然有家，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征收他一部分的赢余，也不为病。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定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这是唐制较胜于汉制之所在。

　　乙、唐代帐籍制度

　　然而这一制度，即从北魏均田制算起，时期维持得并不久，而且推行也并不彻底。因为北朝乃及初唐，全国各地，都是大门第豪族分布，而他们则依然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即使是不彻底的均田制度，也并不能长久持续。推行了一时期，便完全破坏了。依照历史来讲，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帐籍之整顿。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自小孩出生，到他成丁，以至老死，都登载上。当时的户口册就叫籍，全国户口按照经济情况分列九等。此项户口册，同样须造三份，一本存县，一本送州，一本呈户部。政府的租调，全都以户籍为根据。帐则是壮丁册子，在今年即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这是庸的根据。唐制每岁一造帐，三岁一造籍。壮丁册子一年重造一次，户籍册子则三年重造一次。一次称一比，引起可以用来和上期的簿帐相比对。唐制，州县经常须保存五比，户部经常保存三比，如是则地方政府对户口壮丁变动，可以查对到十五年，户部可以查核到九年。这一工作相当麻烦。户口有异动，田亩有还授（丁年十八授田，六十为老还官），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普遍经常地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这须具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否则很不容易历久不衰。况且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强盛的光明时代，那是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无关大体的。某一家的年老者已逾六十，他的名字没有销去，小孩子长大了，没有添列新丁。新授了田的，还是顶补旧人的名字。这些偷懒马虎是难免的。然而这些便是此后租庸调制失败的最大原因。恐怕并不要到达户口太多，田亩太少，田地不够分配，而租庸调制早得崩溃了。这是一种人事的松懈。至于地方豪强大门第从中舞弊，阻扰此项制度之进展，那更不用说了。即就帐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而且任何一制度，也必与其他制度发生交互影响。故凡一制度之成立，也绝非此制度可以单独成立的。再说此项制度，其用意颇近似现代所谓的计划经济。这要全国民众，每个家庭，每个壮丁都照顾到，计划到。在近代大规模地利用科学统计，交通方便，声息灵活，印刷术容易，尚且感到有困难。古代交通既不便，政府组织简单，纸张亦贵，书写不便，这些都是大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户口登记逐渐错乱，此制即无法推行。迫不得已，才又改成两税制。唐代的租庸调制，可说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

　　丙、唐代的两税制

　　唐代的两税制，开始在唐德宗健中元年，为当时掌理财务大臣杨炎所策划。自此以来，直到今天，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制度。因此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故称两税。此制与租庸调制之不同，最显著者，据唐时人说法，两税制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这是说你从江苏搬到湖北，也如湖北人一般，不分你是主是客，只要今天住在这地方，就加入这地方的户口册。如是则人口流徙，较为自由了。又说“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是说你有多少田，政府便向你收多少租。如是则义务劳役等种种负担，也获解放了。这不能不说是此制之好处。然而政府不再授田，民间自由兼并，所以两税制一行，便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调，这一贯的平均地权、还受田亩的做法打破。这样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许田亩自由买卖，自由兼并。这一制度和古制相较，也有它的毛病。据当时一般意见说，租庸调制三个项目分得很清楚，现在归并在一起，虽说手续简单，但日久相沿，把原来化繁就简的来历忘了，遇到政府要用钱，要用劳役，又不免要增加新项目。而这些新项目，本来早就有的，只已并在两税中征收了，现在再把此项目加入，岂不等于加倍征收。这是税收项目不分明之弊，而更重要的，则在此一制度规定租额的一面。中国历史上的田赋制度，直从井田制到租庸调制，全国各地租额，由政府规定，向来是一律平均的。如汉制规定三十税一，唐制则相当于四十而税一，这在全国各地，一律平等，无不皆然。但两税制便把这一传统，即全国各地田租照同一规定数额征收的那一项精神废弃了。在旧制，先规定了田租定额，然后政府照额征收，再把次项收来的田租作为政府每年开支的财政来源，这可说是一种量入为出的制度。但两税制之规定田租额，则像是量出为入的。因当时杨炎定制，乃依照其定制的前一年，即唐代宗之大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为标准而规定以后各地的征收额的。如是一来，在政府的征收手续上，是简单省事得多了，可以避免每年调查统计垦田数和户口册等种种的麻烦，但相因而起的弊病却大了。因为如此一来，就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而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了。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讲。据当时陆贽的奏议说：臣出使行经，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阒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这因为两税制之创始，本因以前的帐籍制度淆乱了，急切无从整理，才把政府实际所得的田租收入，以某一年为准而硬性规定下来，交各地方政府即照此定额按年收租。若某一地以某种情况而户口减少了，垦地荒旷了，但政府则还是把硬性规定下来的征收额平均摊派到现有的垦地和家宅去征收。于是穷瘠地方，反而负担更重的租额，形成如陆贽所说，由五家来摊分十家的负担，这岂不凭空增加了他们一倍的租额吗？于是那地的穷者愈穷，只有继续逃亡，其势则非到一家两家来分摊这原来十家的负担不止，而此一家两家则终必因破产而绝灭了。

　　再换一方面推想，那些逃户迁到富乡，富乡的户口增添，垦地也多辟了。但那一乡的税额也已硬性规定下，于是分摊得比较更轻了。照此情形，势必形成全国各地的田租额轻重不等，大相悬殊，而随着使各地的经济情况，走上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愈富裕。这是唐代两税制度严重影响到此后中国各地经济升降到达一种极悬殊的情形之所在。虽说此后的两税制，曾不断有三年一定租额等诏令，但大体来说，自唐代两税制创始，中国全国各地，遂不再有田租额一律平等的现象，则是极显著的事实呀！

　　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如是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让我再举一实例。据当时的陆贽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百文。往输其一，今过于二。又据四十年后的李翱说：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两百，税户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今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二匹。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耶？假今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比建中之初，为加三倍。这一项田租改征货币的手续，也从两税制起直延续到现在。最主要的是，则是政府为这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之方便起见，而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济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自两税制推行，政府便一任民间农田之自由转移，失却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自然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总之，这一制度之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至大项目。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这虽不能说是历史上之必然趋势，然而也实在有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而始形成此一大变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先秦时代的封建贵族，唐以前的大家门第，到中唐以后逐渐又在变。变到既没有封建，有没有门第，而城市工商资本，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又始终不使它成为主要的文化命脉。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其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这一点，也足说明何以中唐以下之两税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

　　丁、汉唐经济财政之比较

　　现在再把汉唐两代的经济财政政策两两相比，又见有恰恰相反之势。汉代自武帝创行盐铁政策，这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而在经济之上层加以一种限制。其下层贫穷，政府却并未注意到。总说汉代田租是很轻的，但农民并未得到好处，穷人还是很多，甚至于逼得出卖为奴。政府的轻徭薄赋，只为中间地主阶层占了便宜。唐代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用意，在不让民间有穷人。租庸调制的最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尤其是侧重在为民制产。至于上层富的，政府并不管。在开始，商业尽自由，不收税。而每一穷人，政府都设法授田，使其可以享受水准以上的生活。简单说：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这一情形，似乎唐代人更要高明些。他可以许你过富，却不让你过穷。这更有些近似现代英美的自由经济。汉代人似乎不大高明，他只注意不让你过富，而没有法子防止一般劳苦下层民众之陷入于过穷。不过这也仅是说汉唐两代关于经济政策之理想有不同，而亦仅限于初唐。待后租庸调制崩溃，改成两税制，茶盐各项也都一一收税，便和汉代差不多。至于汉代之盐铁政策，起于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而唐代租庸调制之破坏，以及茶盐诸税之兴起，也由于玄宗以下，先是向外开疆拓土，直到德宗时代，因向外用兵而引起军人作乱，内战频起，总之是由兵祸而引起了经济制度之变动，则汉唐并无二致。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二） 作者钱穆

　　四、唐代兵役制度

　　唐以前，中国兵役制度，遍及全民众，可说是一种兵农合一制。依照现代人讲法，这是一种社会经济与国防武装的紧密联系。唐代兵役制度改变了，可说是另一种的兵农合一制。我们不妨说：兵农合一可有两种方式：一是汉代的方式，一是唐代的方式。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亦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所以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并非全农皆兵。把武装集团同时变成生产集团，每个军人都要他种田，却并不是要每个种田人都当兵。这一制度，从北周苏绰创始，唐代人不过踵其成规。从历史上讲来，唐制似乎又要比汉制好一些。因为中国国家大，户口多，不需要全农皆兵。全农皆兵，反而变成有名无实，训练不精。只要全兵皆农，不是军人坐食饷粮，安逸无事，就够了。这种全兵皆农制，在当时称之为府兵。

　　为何叫府兵呢？上面讲过，当时的地方政府分两级，下一级是县，上一级是州，这都是管地方行政的。府兵之府，是在地方那个行政区域州县之外的另一种军事区域的名称。府是指的军队屯扎地。譬如在台北市，台北县这一地区里，另划一个军事区域，这区域就称为府。唐代都称之为折冲府，折冲府共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这些军人又是怎样来历呢？当时户口本分九等，这都是根据各家财富产业而定。我们只由此一节，也便想见当时的政治规模，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你想在一千多年前，全国户口就调查得很清楚，而且还要根据各家经济情况分成九个等第，那是何等细密的用意！据当时法令，下三等民户，是没有当兵资格的，只在上等中等之中，自己愿意当兵的，由政府挑选出来，给他正式当兵。当兵人家的租庸调都豁免了。这是国家对他们的优待。此外则更无饷给，一切随身武装，也许军人自办。这样的人家集合上一千二百家，便成一个府，府就等于现在的军区。若果某地是军事要地，便在那地方设立一个府。募招上中等人家壮丁籍为府兵。这种府的数目，有时多，有时少。大概唐代全国共有六百个到八百个府。若假定这八百个府都是中府的话，那唐代全国便有八十万军队，大概最少也有四十万。而这四十万乃至八十万的军队，并不要国家一文钱，一粒米来给养，因为他们自己有田有地。他们一面保卫国家，一面还自立生产。这八百个府的三分之一（将近三百个），分配在中央政府附近，即唐代人之所谓关内，即山西函谷关以西长安四围之附近地区。其余三分之二，四百到六百个府，便分布在全国，而山西和其他边疆又比较多一些。其他地区又少一些，有一州只有一府的，或一州并无一府的。府兵也是到了二十岁才开始服役，每个府兵须到中央首都宿卫一年。此外都在本府，耕田为生，而于农隙操练。当宿卫的，叫做上番，番是更番之意，商贩则正如汉人所谓践更。只汉人践更，是在地方服役，唐人上番，则向中央服役而已。府地距离中央五百里的，宿卫一次得五番，一千里的七番，一千五百里者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十二番。照番数计算，五百里者往返两次，适抵二千里者往返一次。一千五百里者往返三次，适抵二千里以外者往返两次。计番数，可以轮番到中央，上宿平均劳逸。若遇国家有事，则全国各府均可抽调，并不与宿卫番数相干。这是说的兵队。至于军官呢？在中央直辖有十六个卫，每个卫，都有一个名称，各卫的都设有大将军。有事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待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军队回到本乡，在他府里有一个折冲都尉，是主平时训练的。所以唐代养兵，既不花一文钱，不费一粒米，而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除却战事外，也并不统带军队。武官立功，以勋名奖励。文官份品级，武官份勋阶。故武官又称勋官，勋官有爵号无实职。立功以后，最高的在朝做大将军，多数还是回家种田。然而他获有勋爵，国家社会对他自有某种优待。有时是经济的，有时是名誉的。《木兰词》所谓策勋十二转，勋位也是一级一级升上的，这不是升官，而是升勋。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唐代就根据这个府兵制度来统治全国，同时向外发展，变成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后来府兵制度也失败了，怎样失败的呢？这也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而实由于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至于不可收拾。第一，各地府兵都要到政府轮值宿卫，这些当宿卫的府兵，论其家庭经济，都是很殷实的，平素的生活也都过得好，这因穷苦家庭的子弟根本不准当兵的。在唐太宗时，这种士兵到中央宿卫，皇帝自己也时同他们在宫廷习射。政府看得起他们，他们也就自觉光荣。后来天下太平，每常几万人轮番到中央，没有事情做。皇帝当然也不再注意到他们了，于是今天某大臣要盖花园，明天某亲贵要造宅第，都向军队商量，借多少人手去帮忙。士兵变成了苦工，受人贱视。下次遇到上番值宿，便多逃亡规避。第二，在唐初，府兵出外打仗阵亡，军队立刻把名册呈报中央，中央政府也马上会下命令给地方，立刻由地方政府派人到死难士兵家里去慰问，送他勋爵，给他赏恤。阵亡军人的棺木还没运回，而政府一应抚恤褒奖工作都已办妥了。这等事关系极大，尤其在军队的精神上，有说不尽的鼓励。我们看现代西方国家，也在这样做。但中国唐代，早就这样做了。到后来，军队和政府，还是犯了一个松懈病，疏慢病。军队士卒死亡，不一定即速呈报到中央，中央又不一定分头转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不一定特为此事到他家里，战事也结束了，军队也复员了，但死者家属，还不见政府派来人。死的似乎白死了，人心便这样地渐渐失去了。此外已经有了相当勋位的军人，正因为勋位仅仅是一种荣誉，并不与实职官员一般，换言之，他还是一个兵。而于是政府要员，有时还要派他去服力役，给差唤。因此勋位在身，不为荣而转为辱。倘使别人称呼你勋位如中尉、上校之类，已不是一种尊敬，而成了一种讥讽了。武官的勋名被人看不起，军人的地位也就堕落了。后来愈趋愈坏，政府刻意开边，开边需要防戍边疆的军队。本来府兵打完仗就复员，现在变成没有复员了，要你长期戍边。最初去戍边的，还可交替轮番，后来后方不上紧，第二批新的不送出去，第一批旧的要想复员也复不成。于是两年三年地继续，而这些兵本都是殷实之家的子弟，他们的衣服、马匹、兵器，都是自己置备制造随身携带去的。因为他们田地不要租，又不要向国家当差服役，所以有力量自备武装，长短肥瘦当然称身，刀枪轻重，也能配合他的体力，马的性格也懂得，他的生命要靠这些的，前途立功，也要靠这些，所以一切衣甲、兵器、马匹都很好，很讲究，很精良，这也是府兵之不可及处。而且那些府兵，仍恐国家薪饷不够用，随身还要带点零用钱。唐代用绢作币，大家携带绢匹，到了边疆，边疆的营官说：你们的绢匹该交给我，存放在储藏室，待需要时再领取。于是故意叫士兵们作苦工，一天做八点钟的，要他们做十点钟，吃睡都不好，处处折磨他，希望他死了，可以把他存放的财物没收。这许多事，正史所不载，要在许多零碎文件中，才可看出。然而正因为这许多事，唐代的府兵制度就垮了台。即如杜工部诗：“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就是说军队没有复员，没有休息了。于是府兵怕到边疆，在本府先自逃亡。出外不返的，也都家破田荒，没有后代了。后方兵员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就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就是外国人。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这如称皇帝的皇帝，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变迁，那何尝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呢？所以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该放大眼光，不要单就制度来看制度才得呀！

　　五、唐代制度综述

　　现在再略一综述唐代的制度。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勘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第三讲 宋代

　　一、宋代政府组织

　　甲、宋代中央政府

　　在我们要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转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此刻先讲宋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从相权讲起。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的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乙、相权之分割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亦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又和枢密院同称两府。枢密院是管军事的，本是晚唐五代传下的一个新机构，宋人不能纠正，把它沿袭下来，成为一重要官职。中书则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然中书和枢密对立，也就是宰相管不着军事。

　　再论财政：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司本是唐代尚书六部下面的官名。但唐代自安史乱后，往往因财政困难，而甚至有宰相自兼司职的。宋代又因其弊而不能革，却变成政府财权专落在司的手里。所谓三司——第一是户部司，第二是盐铁司，第三是度支司，度支即是管经济出纳的。在唐代，有宰相亲自兼领尚书的一个司，如盐铁、度支之类，为对财政问题直接处理方便起见，此虽不可为训，究竟是由宰相来亲握财政大权，还可说得去。而宋代，则此三个司的地位提高了，独立起来掌握着全国的财政，这是极不合理的。所以王荆公为神宗相，想要变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组织起来，统一到那个新衙门（即制置三司条例司）里。这一措施，在荆公是想把财政大权重新掌握到宰相手里，正如唐代之由宰相来兼领司职。司马温公对此极表反对，他说，财政该由三司管，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让两府侵其事。这里却见到荆公温公对当时制度上之一种歧见。荆公之意，是想把财政大权仍隶属于宰相，这属制度问题，非人事问题，与当时三司长官之称职不称职不相干。荆公是想重新厘定三司权限，要把当时所谓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军民财政之职权三分重新绾合。温公则主一仍旧贯，只着眼在人事上，并非着眼在制度上。若就制度论，则军民财职权三分，到底是不合理想的。

　　再次说到用人：向来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什么人该用，什么官该升，这是宰相下面尚书吏部的事，宋代却又另设一个考课院。考课就等于铨叙，后来改名审官院。又把审官院分东西两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又别置三班院，来铨衡一辈内廷供奉及殿直官。如此则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如是则不仅宰相和唐制不同，就是尚书成为行政总机关的制度，也都破坏了。

　　丙、君权之侵揽

　　以上指述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都分割了，这显见是相权之低落。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及以朝仪言，唐代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并赐茶。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制还是如此。迨到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这一类的转变，说来甚可慨惜。但历史演变，其间也不能仅归罪于一切是黑暗势力之作祟，或某某一二人之私心故意作造出。宋太祖在后周时，原是一个殿前都检点，恰似一个皇帝的侍卫长。他因缘机会，一夜之间就作了皇帝，而且像他这样黄袍加身作皇帝的，宋太祖也并不是第一个，到他已经是第四个了。几十年中间，军队要谁作皇帝，谁就得做。赵匡胤昨天还是一殿前都检点，今天是皇帝了，那是五代乱世最黑暗的表记。若把当时皇帝来比宰相，宰相却有做上一二十年的。相形之下，皇帝反而不像样。试看五代时，又哪几个皇帝获得像冯道般的客观地位与受人尊崇呢？然而皇帝到底该是一皇帝，他是一国之元首，皇帝太不像样了，其他一切官，会连带不像样。现在要拨乱返治，尊王是首先第一步。而且皇帝的体统尊严不如宰相，也易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猜疑。据说当时宰相是为了避嫌起见，为了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起见，所以过自谦抑，逊让不坐，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就事论事，这也该有可愿。固然这也是当时大臣不知大体，又兼之以一种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于如此。若使在唐代，由门第传统出头的人来处此局面，他们决不会如此干。又像西汉初年一辈朴讷无文来自田间的人，也不会如此。那是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才如此做。但他们当时的用心，终还是可原谅的。不过事情隔久了，这事情演变之本原意义忘失了，后人便只见得皇帝之尊严与宰相之卑微了。

　　其次讲到皇帝诏书，此乃政府最高命令。在唐代归宰相中书省拟定，此种拟稿叫做熟拟，亦称熟状拟定。熟状拟定是详拟定稿的意思。中书熟拟送呈皇帝，皇帝只侵揽了在纸尾批几句，用皇帝御印可其奏，此谓之印画。经此手续后，便可降出奉行。此项手续，其实是宰相出旨，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用现代话说，皇帝在政府所下的一切最高命令有他的同意权。到宋初，宰相为避嫌，为推尊皇帝，为使皇帝的威望地位抬高，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写一劄子，这是一种意见的节要，对于某事提出几项意见，拟成几条办法，送由皇帝决定，所谓“面取进止”。然后宰相再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所以宰相面取进止的诏文，仅是一种草案或条陈，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这与唐代宰相之熟拟相差就很大。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再说，政府的一切重要指示，本来也并不全要有皇帝诏敕行之的。在唐代，政事堂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宋初还有此制，当时并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但后来便有诏禁止，中书不得下堂帖，于是改用劄子指挥。其实劄子也还如堂帖。后来有一地方官，不服中书处分，把原劄封奏，太宗大怒，令公事须降敕处分，即用劄子，亦当奏裁。这不是宋代一切政令之决定权便全归了皇帝吗？这一制度，到神宗时，还是废了，仍许用劄子。据此诸点，可证宋代宰相之失职。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便联想到像我们现代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独裁与****。宋初有一件故事，宋太祖时，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后交给太祖，恰好这人是太祖平时最讨厌的，他愤然说：“这人怎好用”，就把这名纸撕了，掷在地。赵普不做声，把地上废纸捡起来藏了。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赵普早把前日捡起的破纸用浆糊黏贴了携带身边，即又把这纸送上。太祖诧问：“如何还是此人”，赵普答道，据某意见，暂时更无别人合适。太祖也悟了，点头说：“既如此，便照你意见用吧！”

　　我们讲到这一故事，还可想象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道地读书人，只因宋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以后，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论语》。后来人却说赵普已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仔细读。然而赵普却已是宋代开国一好宰相，即就前讲故事便可见。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般杰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而赵普也如此了。那时相权虽低，我们仍该根据历史事实，不能单凭自己想象，骂中国传统政治全是帝王****与独裁。而且宋王室家训相传，要尽量优假士人，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而北宋诸帝，也比较无暴虐，无专擅。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直到南宋宁宗时，已快亡国，皇帝时时下手条，当时称为御札，还激起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可见宋代相权，还有它传统客观的地位。我们此刻只根据历史来说宋不如唐，所谓宋代宰相失职，一切仍是制度问题。并不是只有皇帝****，更不要制度。

　　丁、谏垣与政府之水火

　　现在再讲到宋代的监察官：其先在汉代，监察权由副宰相御史大夫来行使。当时御史大夫的监察范围，外面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内面是王室和宫廷，全属御史大夫监察权所及。御史中丞是一个副御史大夫，这是专门监察王室和宫廷的，也可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御史丞，则监察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故就职权分配言，御史大夫是宰相的耳目或副手。宰相发命令，副宰相则帮他监察。那时宫廷和朝廷，既是一体受宰相之节制，自然监察权也要内及宫廷了。后来御史退出皇宫，单独成为御史台，其职权便只限于监察政府，而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但政府官职中，还是有监察皇帝的，这叫做谏官。谏官也远自汉代便有，如谏议大夫之属，在汉属光禄勋。就其官职名义，便是专叫他追随皇帝，在皇帝近旁，专来谏诤和讽议皇帝的言行。光禄勋乃九卿之一，隶属于宰相，则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及到唐代，此种谏官，都属于门下省，和前面讲过掌封驳的给事中同属一机关，如谏议大夫、拾遗、补阙之类都是。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这些官，阶位并不高，亦无大权，但很受政府尊重。大抵是挑选年轻后进，有学问，有气节，而政治资历并不深的人充任。他们官虽小，却可向皇帝讲话。“拾遗”如东西掉了重新捡起，这是指皇帝遗忘了什么，他可以提醒他。“补阙”是指皇帝有了什么过失、要替他弥补。此外还有司谏、正言等，总之正名定义，他们都是专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候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常得随从宰相参加列席。这因宰相有时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却可让这些小官口里讲。皇帝若生气，也无法直接对宰相。他们讲的对，固然好，讲错了，也无妨大体。因为他们的名义就是谏官，本来要他们开口讲话。他们人微言轻，阶位不高，讲差话也自可愿。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有他们随从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要讲的话，却由他们口里讲了，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问题。这些技术，当然也由于一种理想之需要而生。所谓理想需要者，便是君权相权间之调节。这一关系如下：

　　皇帝——宰相——谏官——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这和御史大夫不同。御史大夫是监察政府百官的，谏官不监察政府，他只纠绳皇帝。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监察官，则中国历史上之监察官，应分台谏两种。台是指的御史台。唐代的台官，虽说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御史监察权在唐代已离相权而独立，但谏诤权则仍在宰相之手。这一制度，到宋代又变了。谏官本隶属于门下省，而宋代则谏垣独立，并无长官。换言之，这些谏官，现在是不直接属于宰相了。而且宋制，谏官不准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谏官同为须由皇帝亲擢了。本来谏官之设，用意在纠绳天子，并不是用来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而且谏官也明明是宰相的属官。现在谏官脱离了门下省，就变成了秃头的，独立的，不隶属于宰相了。而又是由皇帝所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于是御垣遂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谏官本是以言为值，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转是不要紧。而且这些谏官阶位低，权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本来就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识见有胆量能开口的才任为谏官。他们讲话讲错了，当然要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西，他们又说东。总是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否则怎叫谏官，怎算尽职呢？这一来，却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他们尽爱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而且漫无统纪，只要是谏官，人人可以单独发表意见。政府却不能老不理他们的意见。这一风气，是从宋代始，这也算是清议。清议总是政府的对头。清议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总是有擎肘。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但上面所述，多半还是些人事，而非属于制度。若论制度，宋代大体都沿袭着唐旧。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换言之，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这也罢了。他们种种措施，自始就不断有人反对。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览大局，来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后来皇帝读了书，懂得历史，懂得政治，社会读书人多了，学术中兴，直到仁英神三朝，才想把以前祖宗积弊，加以改革，但积势已成，急切反不过来。范仲淹失败在前，王安石失败在后。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来变法，然而谏官与宰相互相对垒，互相水火。而当时的谏官，又不像现代西方的所谓反对党。谏官是分散的，孤立的。他们的立场，好像是专在主持公议，并非为反对政府。在道义的立场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对党更有力。宰相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求去，去了名更大。另一人上来，还是依照前一人的主张，继续反对。政府又不能不要这些官。这一制度，这一风气，实在是难对付，结果便只有宰相求去。王荆公新政失败，谏垣的不合作，自然是一原因。皇帝尽管信任宰相，也无法扭转这局面。连皇帝加上宰相，依然无办法，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只要到后来，谏官锋芒太凶了，闹得太意气，太无聊了，社会乃及政府中人，都讨厌谏垣，不加重视，不予理会，于是谏官失势，然而权*臣又从此出头了。无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

　　戊、宋代地方政府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权衰落，另一面则是中央集权。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之州府。最低一级仍是县。最先分十五路，后来分成二十多路。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这些勋臣武官，也在长期混乱中厌倦了，觉悟了，不再争持。他们仅拥一官号，中央替他们在首都供给了大的宅第，丰厚的俸禄，叫他们安住下来。比如你是江苏督军，中央还是保留你江苏督军的名衔，但请你在中央住着。江苏省的事，另外派人去，派去的则是一位文臣了。这就叫知某州事，知某府事。这些知州知府，本来另有官衔，都是中央官，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他的本职还是一中央官，而暂去管某州某府的事。严格说来，这些还是人事，非制度。但直到清代，知县知府却变成正式官名了，这实在是不合理的。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来兼管地方事，那在制度上岂不更不合理吗？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照名义，观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可是后来渐渐变成地方首长了。这在唐代已讲过。到宋代又变了。这些官，在宋代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普通成为帅、漕、宪、仓。“帅”是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漕”是转运使，掌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复。“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他手，他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则全部解中央，地方更无存储。平常就很艰苦，临时地方有事，更是不可想象。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至于用人集中，则在唐代早已实行了。惟其地方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汴京）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唐代安史之乱，其军力并不比金人弱，唐两京俱失，可是州郡财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到处可以各自为战，还是有办法。宋代则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二、宋代考试制度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也沿袭唐代，细节虽有出入，我们可以略去不讲。但宋代科举所获影响，却与唐代不同。第一是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在那时推行考试，应考的还是有许多是门第子弟。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熏染，并已早懂得许多政治掌故，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如是积渐到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除却留心应考的科目，专心在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外，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谓教育。门第教训也没有了，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成为晚唐一句流行语。因循而至宋代，除却吕家韩家少数几个家庭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式，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自不免生疏扞格，至于私人学养，也一切谈不上。

　　其次，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绩，到中央时，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此辈先进，看了考生平日作品，先为之揄扬品第，在未考以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通榜是考后出榜，即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甚至主考官谦逊，因其不了解这一次考场中的学术公评，不自定榜，而倩人代定榜次，并有倩及应考人代定，而应考人又自定为榜首状元的。但此等事在当时反成嘉话，不算舞弊。本来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明白的此项制度之主要精神与本原意义，又何必在细节上一一计较。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政府不免为要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这是一切制度皆然的。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而专在防弊上着想。宋代考试制度，是远比唐代严格了，那时则有糊名之制，所凭则真是考试成绩。其实考试成绩，只是一日之短长，故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门生从学，而因是糊名，寻觅不出该人之卷，而该人终于落第的。如是则考试防制严了，有时反得不到真才。

　　又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即获任用，因而仍多经各衙门首长辟署，在幕府作僚吏，而借此对政事却先有了一番实习。宋代则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没有如唐代般还能保留得两汉以来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这些都是宋代考试制度之缺点。总之考试制度在宋代时更重要了，更严密了，但并非更有真效。但因政府积年提倡，社会学术空气又复活了。于是有许多人出来想把此制度改革。第一是想把学校教育来代替考试，这是最关重要的。考试只能选拔人才，却未能培养人才。在两汉有太学，在唐代有门第，这些都是培养人才的。社会培养出人才，政府考试始有选择。宋人颇想积极兴办教育，这是不错的。但此非咄嗟可望。第二是想把考试内容改变，不考诗赋，改考经义。这一层用意亦甚是。人人学诗赋，风花雪月，用此标准来为政府物色人才，终不是妥当办法。但改革后却所得不偿所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王荆公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这里面利弊得失之所以然，此刻不拟详说了。由于上述，可见每一制度也必待其他情况之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将随之而变。惟无论如何，考诗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姑息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幸而孙中山先生，重新还把此制度提出，列为五权之一，真如宝器抛掷泥土，重新捡起。但我们对此制度在历史上千年来之长期演变，依然多不加意研究。好像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依然还只是我们独有的黑暗****政治下面的一种愚民政策。今天再来推行考试制，是另外一会事，总像不愿与历史传统下的考试制度发生关系般。这实在是我们的一种成见，非真理。惜乎我们这一番讲演，对此制度也不能再单独地详说了。

　　三、宋代赋税制度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我们不再详讲。只讲一点较重要的。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譬如台湾征入农田米谷这是租。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这是庸。糖是台湾土产，政府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这是调。两税法则把这三项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政府收取田租之后，如要修机场筑道路，应由政府出钱自雇工役。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应由政府出钱自买。政府向民间收税，则全归入一个项目下。这样过了多少年以后，这办法便出了毛病。晚唐时代军事时起，军队到了一地方，抑就要民众帮忙如修路之类，又要征发地方特产，如台湾出糖，别处军队到台湾来，便不想自己买糖，却向民间要。他们认为这些是向来如此，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并在两税里，把民间田租加重了，现在又要地方出劳役，出土贡，那岂不是民众又增加了负担吗？这一种可有的流弊，在唐代改行两税制时，早有人说到，因当时单图税收便利，信不及，到后来却逐步实现了。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在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徼。三老是掌教化的，啬夫主收田租，游徼管警察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这一制度，到隋唐便没有了，变成有名无实。到了五代时候，军队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贡调，那些本来早不在国家规定的制度里，于是临时就得找地方领袖，向他们要房子，要稻草，要马料，要用具，要壮丁，要给养。这明知道不好办，但也得勉强办。军队常川来往，这些地方领袖，就变成专是对上办差。地方行政官却感到有此一种人，又省事、又易督责，于是即使地方上没有这样人，也硬要举出一个两个来。军队像水一样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办差的办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一个垮了，再找另一个。以后即使没有军队需索，地方长官也依然沿着旧习，仍要地方照常办差，这样就变成地方又多了一笔负担。而更坏的是使地方上没有一个能兴旺的家，兴旺了，派差便轮到他。这是宋代之所谓差役法。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边，都是由前面历史沿袭下来，政府没有仔细注意，而遂为社会之大害。王荆公变法，始订出免役钱的办法来。由政府规定，叫地方出钱，每家摊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为政府办公差破产之苦。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要民众摊出免役钱，岂不又要增重民众的负担？但王荆公的主张，认为政府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与其择肥而噬，是一家一家排着次第破产，不如平均摊派，为害转轻。以后司马温公做宰相，他对荆公新法，一切反对，因要恢复差役，其时荆公已退休在南京，听得此消息，他说：“这件事还能反对吗？”可见荆公对此制度之改革是确有自信的。苏东坡原来也反对免役法，但后来对司马温公主张复役又反对了。温公力主执行，东坡对他说：“从前我们反对王安石不许人有异议，为什么你执政了，又不许别人有异议呢？”但温公终于不听，旁边跑出来一个蔡京，他挺胸力保说我三个月可以把差役法办成，结果终于给他办成了。但是后来驱逐温公旧党重行新办法时，即是这个蔡京。现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个坏人了，在当时连司马温公也认他是好人。我们专凭此一制度之变动与争执，可见要评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当时是并不容易的。而人物之贤奸则更难辨。但蔡京害了温公尚浅，他害了荆公却深。因他后来主张新法，把宋朝弄坏了，后世遂连荆公都骂作小人，岂不是蔡京连累了王荆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王荆公的免役法，则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然而正因为没有役，人口就不要详密计算。中国政府的户口册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开始有，后来逐渐没有了。即便宋明两代有，也不觉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王荆公的免役法，还得人人出钱免役，明代有一条鞭法，又把丁税归到田租里，便不看重人丁了。到清代中叶以后，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册了。然而这样一来，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一个国民，只要没有土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重看轻徭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起先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到各地方各队伍，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病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直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喜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我们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我们却不能轻怪宋人。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在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自然，宋代弱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黄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丙、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让我们举一例来说：中国地方这样大，现在有飞机、火车、电报，政令传达，不感觉多么的困难。从前交通完全靠驿骑，这就不容易。驿路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公文到番禺（广州）或者到杭州与福州，都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上有所失误。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打电报利用科学，从前全靠人力马力。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都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于路。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更该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会乱，国家就会垮台。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也不尽正确呀。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紧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设备都周全。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即使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续上路。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这些荒山穷谷的守站人，也决不会误你事。由这一个例，可见当时行政效率之高。但这种功绩，并不能全归之中央，这不是宰相和工部尚书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事。顾亭林亲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铸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唐代的规模。据他《日知录》所讲，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念推崇罗马古迹般。但罗马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四周，一切为武力而措施。唐代则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善。两者间用意不同，而顾先生也不是漫无用意，如考古家般来赞扬唐代。他的用心，正在针对着明代之实际情况。让我们继此来讲一讲明代的地方行政吧！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要讲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今天我们还用着行省这名词。行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也可说金代先已有行省了。但正式成为制度的是元代。我们今天俗称江苏省、浙江省，省像是地域名。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某地方出了事，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过去御史台派人考察地方行政，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不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治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治。此如现在英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义可说。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东，一母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讲，该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清代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这更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习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就有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当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时俗称藩台、臬台。照理，臬使尚可称台，如御史行台之例。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驻定一地方。但明清两代都已固定有驻地，称台已不合理。至于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归他管，更不该称台。布政使下面有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到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元代是把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就变成行中书省。明、清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这也难怪。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分司分道有分为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司（分司），司上面才是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之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所以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宋制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今天中国的一省，有比欧洲一国更大，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长而不为。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治上一个大问题。

　　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而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这就是说，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时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了。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失败。

　　己、明清两代之胥吏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最要是骊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判然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但明太祖时，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尚是一律任用。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是一时济急。迨到明成祖时，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吏胥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来。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道理。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大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尽量地舞弊作恶。我们都知道，旧官场查复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照前面报就轻，照后面报就重。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哪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吏胥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入浊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非人病。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层，最下层。在两汉是一个长官（县岭）之下有许多小官（掾属即吏），明清两代，是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息的办事员（吏胥），而政治上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付与他们，试问其影响与结果该如何？

　　二、明代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自唐历宋，还可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现在我们且讲其间两点重要的：

　　甲、进士与翰林院

　　第一讲进士及第和翰林院。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譬如你是山东人，便向山东省政府报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县学生该赴县学读书，但有名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其实就名义论，举人就如进士，进士也就如举人，哪有这许多分别呢？明制进士及第以后，还该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个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严格来教读。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书，经过考试，这个时候称为散馆，才成翰林的。但此种进士读书的制度，不久也有名无实了。而明代风尚，则极看重进士与翰林，非进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明以前的科举，只进士及第后，即便分发服务，依其行政成绩逐渐上升。明代则举人不便是进士，一定要进士及第，进翰林院的这批人，才能当大官。举人以下就没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则科举场中也分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了浊流，沉淀在下面，永远不超升。鼎甲出身，也成一种流品观念了。我们不能说科学场中有阶级，但却有流品。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像曾国藩进士殿试，虽列三甲，只是同进士出身，然而进士散馆成绩好，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几任学政主考，后此就做侍郎，等于现在的部次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于考不上进士翰林的，无论你学问修养好，从政成绩好，总之没办法。这种制度，依然是重法不重人。但平心论之，此项制度也绝非无好处。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为考取进士后，留在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积渐都了解。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定获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即如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过三十几岁，那时在学问上是并无甚深基础的。而在他进士留馆一段时期，住在京城，生活虽说很清苦，但亦很清闲，没有什么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学问基础，便在那时筑成。及做翰林，还是没有事，还是读书，。即或放到外省作主考官，主考还是没有许多事，旅行各地，多识民情风俗，多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是多少年，财政是当官任事。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知道，只让你从容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他们住京都，往往只携一个仆人，养一匹马，或住会馆里，或住僧寺里，今天找朋友，明天逛琉璃厂，检书籍，买古董。或者在当朝大臣家里教私馆。然而他们负有清望，是政府故意栽培的人才。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当然，做翰林的不一定全都好，然而政治家学问家都由这里面出来，那亦是事实。

　　乙、八股文

　　其次我们要讲及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毁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犯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这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四、明代兵制

　　现在说到兵制。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并不远。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明代的卫所，便如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说：“吾养兵百万，要不废百姓一粒米。”这用什么方法呢？那就是卫所制度了。当时每一兵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对。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我们读历史的，读到明朝晚年，总觉得中国太不行。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小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他？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则悲。其实我们该晓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黑暗，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想象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就拿卫所制度说，此制度不算得不好，而且明代也凭此建立了辉赫的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了，兵卒一生不见打仗，他们的精神当然会松懈。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拨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霉烂的。纵是今天的美国人，也是临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若没有苏联大敌在前，他也不会造。明代也因于承平积久而军装霉烂了。一旦把这些破烂军装拿出来，分发兵众，临时仓促，胖子穿着紧的，瘦子穿着肥的，大家想调换一套称身的，军营里，你找我，我找你，也不是件容易事，大多数是勉强马虎穿上身。临出发，军队照例要祭旗，这当然并不是完全为迷信。现在军队出发打仗，也要预先演习，试试枪炮的。从前祭旗的典礼，要杀一条牛，这譬如今天大军开发前试炮般。据说明代那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我们今天却不能单凭此等事骂中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民族已衰老。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了。我们再看满洲人，他们戴的帽子，两边可以遮下，只从两耳到颌下，面部只露两只眼一张嘴。这因东北气候冷，放下帽来才可保护耳朵鼻子，不使冻脱。今天我们穿的马褂与长袍，这也是当时满洲的军装。为了骑马方便，长袍一面开袴，骑上马，还可把另一面的里襟搭过来，两条腿都盖着了。照中国内地人服装，骑上马，膝盖就露出，要受冻，僵了。两手为要伸出拿马缰绳，他们的马蹄袖，正好保护伸出的手指。我们中国的军队，有些是云南人，有些是广东人，自生以来，也没见过冰和雪。骤然应调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称身的旧军装，再调到关外，大风一刮，精神惨沮，怎能同满洲军队对阵作战呢？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一碰上就不行了。当时中国一个总兵官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帽子的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总兵官都没有精良的甲胄，士兵更不用说。这些事，我们粗略读史是不会知道的。当时徐光启在南方，为此事屡上条陈，据他说：我们该从头练新兵，兵队数量不须多，每个兵都该量着尺寸作军衣，又要适合着东北关外的气候。当然刀枪武器也该要新的，又该配合各人的气力。如是才可谈训练。他把计划定好，政府也赞成，但户部拿不出钱，就没有能照样办。我们从这点看，可知一个国家的武装，物质条件也要紧，我们不能老是拿精神来战胜强敌啊。但明代大失败之后，受了教训，急速改变，那时中国还是能抵抗。不过中央政府垮了台，外面的军队也就难以支持了。从前宋代曾有过这样的争论，究竟养一匹马好呢？还是养二十五个农民好？好像现在说，究竟黄油好，还是大炮好？

　　军装封在武库里，全国农民普遍安静和平地过活，生平没有见兵革，这样的日子，也不该过分地咒骂。但一旦边境闯出乱子来，要他们仓皇跑出关外去，军装就是军队的生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物质条件之重要。物质条件配不上，单靠精神，哪能持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也该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当然我上面之所说，只是历史事实中一小节。但总是比较落实的。

　　第五讲 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现在我们不妨照西方人的思路来略一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权究竟在哪里。我们依照历史现实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若有一个人把这主权操在手，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譬如西方吧！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俄国的沙皇，有许多贵族家庭拥护。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有很多贵族在支持其皇权。所以皇权政治，或者把此权分掌在贵族，或者把此权分掌在军人，我们可以说，一种是贵族政权，一种是军人政权，而往往这两者间又不容易区分。因为贵族大半都是军人，军人掌权，也就成为贵族乐。今天**批评西方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当然英美社会上有许多工商大资本家都在拥护这政权。而**自身则称为无产阶级****。以上所说，神权皇权资产阶级乃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说是军人政权吗？我们也看不出汉政府以下，是由军人掌握的。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吗？中国一向没有资产阶级。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现在再问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发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书人，士，而存心防止贵族军人与富人穷人的一切****呢？这便该进一步说到中国的政治理想之重职责而不重主权之一点上。此属政治思想的范围，但制度与思想实为一体之两面，故附带在此述及了。

　　现在再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虽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若说从来中国的读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因为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像满洲人蒙古人般。毋宁可说是在政治制度下来奖励读书人，扶植读书人，而非社会上有一种特定的读书人来攘窃政权而存心把持它。只从东汉末年起，读书人形成门第，此后魏晋南北朝，我们也可说这时期是一种门第政权，当时的政权差不多全操在大门第手里。但在当时，实也没有特许门第来控制政权的制度。在当时制度上，则仍只是要把政权托付给读书人。但在社会情势下，则读书人全出于门第，因此门第在政治上便占了权。此乃一种社会趋势，政治积习，而当时制度却也没有特地用心用力来矫正它，如此而已。一到唐代，公开考试，把政权再开放，于是门第推翻，仍回复到士人政权的旧传统。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但若要真待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主张有无产阶级****，即其中之一例。若真要由全体民众来掌握政权，这仅是一理论。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政府主权该何属。西方政府的开放政权来得迟，因此他们老是在争执政权该不在你们而该在我们，该不在皇室而该在民众，这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权论之所由来。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政权，据我上面历次所讲，早已不在皇帝了。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仅至明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政府的权是特别的重了。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立，把整个主权交付给皇帝，皇帝也并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是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则该是部族****，而仍非皇帝****。我们明白得这一点，才可来讲清代的制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 作者钱穆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甲、清代中央政府

　　上面说到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的。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

　　乙、清代地方政府

　　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时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丙、清代的各禁区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子、清代的军机处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般，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们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一个首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张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不通。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办理军机的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当然是皇帝了。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并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直到现在，还有传刻的雍正朱批上谕，这在清代政治上是一种了不得的圣旨。雍正是有名能****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康熙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雍正便太****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邹容也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已不须再分说。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它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请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灯。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于是民变四起，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嘉庆年间，一次次变乱不停，以后有激出太平天国。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丝毫没有在制度上建树。他们比较象样的是军制，但始终未觉悟到水师之重要。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大抵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了。第一论国名，便是不祥之兆，哪里有正式建立一个国家而号称天国的呢？这是他们对西方耶教一种浅陋的知识之暴露。再加上太平二字，东汉黄巾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他们的下意识，似乎受此影响，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之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辛亥革命，国号中华民国，这因革命党里有了读书人，所以不同了。而且洪杨一出来就称天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能在通俗演义里有，哪能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他们自南京内哄以后，杨秀清杀了，还是有许多人继续称王，而名号更荒唐了。萧朝贵的儿子成为幼西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称王长兄、王次兄。就是满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表现得粗陋与幼稚。正因满洲人初兴，便能用中国知识分子，而洪杨集团则不能。他们又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但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近代的中国人，正也在想把中国全部历史推翻了，所以更多对太平天国抱同情。但话要说回来，太平天国史失败了，而满清政权，也就从此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湘军与淮军，便逼出满清政府以后之变法。

　　七、变法与革命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帝王****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所讲的立场和背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若我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全。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这是看来很正确的。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即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地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打倒。其实这问题已转了身，已不是某种政治与制度该打倒，某种社会与经济该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该废弃了。可见思想理论，讲这一部分的，都会牵涉到别一部分。未经多方面考虑，未经长时期证验，是无法就下定论的。

　　总论

　　上面讲了五次，我想再对中国历代政治，说一点简单的看法：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述。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这问题孙中山先生也提到，对于新的县政，我们该如何建设，旧的省区制度，又该如何改进，实在值得我们再细来研究。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固然民国以来数十年的中央始终没有能达成圆满稳固的统一，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正取得。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配寸，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苦心。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坐观。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通，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我们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系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传统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将。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虽说此后这一毛病可以没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但尚法并非即算是****，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几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变了新花样，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先求国家之统一。要求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而且建立中央，同时又须顾及地方，这不是更困难了吗？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但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皇室是推dao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远虑，确有他所见。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民众意见，终是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dao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dao，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发，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钱穆年表